一、两宋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经济背景 

城市，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集中较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政治权势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等因素，并由这些因素交融汇合而成的多功能地域实体。因此，城市的兴起及其性质的嬗变，在经济史研究中具有路标性意义。两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呈加速态势已是当下学界的共识，而其实质性内涵是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近世经济性城市逐步转变。在此过程中，作为地域性经济中心的城市成批涌现，其中有少数城市开始从传统的消费型城市向近代生产型城市过渡；到南宋中叶，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达到 13%—14% 之间，远超明清时期。因此，我们认为，南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处在一个空前绝后的制高点上，值得予以深入研究。 

城市化进程的基础首先是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为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原料；其次是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了最重要的活力；第三是乡村地区墟市场镇的兴起，这些基层市场既沟通了城乡产品交换的渠道，又为城市经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粮食、商品和日趋扩大的市场；第四，日趋改善和扩大的交通网络，则像血管一样，为都市化进程输送着必不可少的物资营养。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二、城市向郊区的扩展和卫星城镇的兴起

就城市演进轨迹而言，如果说北宋的历史功绩主要是在城墙之内突破了汉唐“坊市制”的限制，可以面街设店；那么南宋的历史功绩则是城区的扩展又突破了城墙的束缚，而使城郊与城内连成一体。

城市商业在空间上扩及整个城区以至城郊要道等处；在时间上打破昼夜限制，既可五更开门，亦可三更方休，御街等主要街道甚至“买卖昼夜不绝”；这两大胜利带来了城市商业经济意义的剧增、城市居民成分的衍进（工商业阶层的成长）以及在新的经济格局中城市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影响，从而标志着传统社会中的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魏天安所说 ：

“古典坊制以限制人的活动时间和空间自由为基本内容，而近代街巷制度则以便利居民的生活和经营为基本内容。”史料显示，南宋时期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城区开始冲破中古城墙的束缚，向四周近郊地区扩展。城市近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居民点，商业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导致郊区的经济功能和外部景观与城墙之内的市内日趋接近。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者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内，把城郊变成城区；或者在城外设厢，作为一级新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此同时，在大中城市周围，特别是交通干线两旁，在商业繁盛的基础上自然发育出一批草市镇，犹如今天的卫星城镇。这种情况在都城临安（杭州）、经济发达的两浙路、四川成都府路周围，以及江南运河沿线的交通干道等地，表现得最为明显。

前已述及，都城临安是郊区城市化进程最为典型的地方。早在北宋中叶，当时的杭州已有八镇二市环绕，即南场、北关、安溪、西溪、临平、范浦、江涨桥、汤村八镇和浙江、龙安二市，宋室南渡以后又新添崇新门外南土门市、东青门外北土门市，以及湖州、半道红、赤山等市。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又在杭州城外南北分置左、右厢，治所分设于江涨桥和浙江，将临安郊区的八镇八市 正式纳入城市管理体制。正如《都城纪胜》所言，南宋杭州“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这与唐代首都长安郊区，除别墅、花园、墓地、道观、寺庙外，其余全是耕地的景观，形成鲜明对照。近有程郁指出，由于城市人口溢出郊外，城郊不断兴起新兴工商业区，因而城市与乡村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这个观察对于临安以外的苏州、镇江、鄂州、成都之类的大中城市而言，也是同样适用的。

就是一些地方州府，也在突破中古城墙，向外扩展新的生存空间。如江东路首府建康（治今南京），南门外的工商业区设有城南厢。镇江城南九里外有个江口镇，从镇江城到江口镇长达九里的运河两岸，“民居商肆夹渠而列，渠岸狭不 盈尺”。江阴城外的江下市，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商船倭舶岁常辐凑，故市大于城阓”。江西吉州，据欧阳守道作于景定元年（1260）的《筹安堂记》 所说 ：“庐陵非江北比，城外居民，三倍城中。”还有一些城市，其生活在郊区的坊郭户即城市人口，甚至超过城内人口。如福建汀州（长汀），城内只有三个坊，城外四周倒有二十来个坊，“郡枕山临溪 城，周袤才五里，市廛居民多在关外，故城内坊才三，而城外余二十，阛阓繁阜， 不减江浙中州”。据此城郊人口占汀州人口的 7/8。淮南真州（江苏仪征），在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城外有 4700 余丁，城内只 1300 余丁，据此推算，郊区人口占真州城市人口的近 4/5。这同样是城市人口膨胀、城市规模扩大所致。至于区域中心城市的卫星城镇，前述距镇江九里的江口镇、江阴城外因外贸而兴起的江下市等均是郊区人口超过城内人口的典型。此外，如长江中游鄂州城下的南草市、江陵城外的沙市等更是城区向外扩展的产物。

鄂州（武昌）南草市就在今武汉市武昌城外江边，与江中鹦鹉洲夹江相望，其上方即是蛇山上的黄鹤楼。市街沿江堤向西南延伸，长达数里。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八月二十三日到鄂州，泊舟江边税务亭。他见到的情景是：“（江中） 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可见南草市是城郊大市，其繁盛原因一是地处江边码头，正当吴蜀水上交通要道；二是依托鄂州这个华中重镇。叶适作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的《汉阳军新修学记》称：汉阳“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镇，王师所屯，通阓大衢，商贾之会，物货之交也。汉阳独力渔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诩……其俗静而朴”。汉阳“力渔勤稼”的 “静朴”气象，反而衬托出对岸鄂州南草市繁盛喧嚣的商业气氛。七年后亦即淳 熙四年（1177），范成大亦到过鄂州，“（八月辛巳）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 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状如此”。可见南市紧邻鄂州城外之江堤，已经发展成长江中游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至于江陵郊外位于长江边上的沙市，北宋中叶已有居民数千家。到南宋中叶，沙市人口激增，愈显繁华。乾道二年（1166）户部官员郑人杰说：“年来丰熟，米价低平，荆门、襄阳、郢州之米，每硕不过一千，所出亦多；荆门［南？］沙市、鄂州管下舟车辐辏，米价亦不过两千。”沙市米价竟与长江中游商业都会鄂州一样，高出邻近州县一倍，可见沙市人口众多，工商业繁盛。乾道六年（1170）陆游入蜀，途径江陵，写下一首《荆州歌》，其中有“楚江鳞鳞绿如酿，衔尾江边系朱舫……倚楼女儿笑迎客，清歌未尽千觞空。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等句。所以沙市在此前已升为镇级建置。乾道四年（1168）荆湖北路安抚提刑转运等司上言：“荆南沙市镇主管烟火及酒税，元（原）差武臣类，多骚扰，乞改差经任文臣。”改差文臣经制，同样表明沙市镇地位重要。

梁庚尧指出，城区向城墙以外的郊区扩展，说明城墙“作为分隔城市、乡村界线的意义已逐渐淡薄……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改变，反映城市的商业性质不断增强，突破了政治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如果以坊制、市制的破坏是这种城市本质变化的第一阶段，则城郭分割城乡作用的消逝就是第二阶段，也就是坊制、市制消失的进一步扩大”。此说甚是。

三、南宋城市化率的估测

南宋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膨胀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不仅超迈汉唐，且在不少方面为明清所不及。据林正秋先生考证，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杭州城区人口 14 万人，郊区九县有 55 万人；到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城区32 万人，郊区有 76 万人；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城区人口又增至 43 万人，郊区 124 万人。据吴松弟推算，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临安城内外有 120 万—130 万人。其中，城内 80 万—90 万人，城外 40 万—50 万人。以上是京城级特大城市，人口在百万上下浮动，应是没有疑问的。

路级治所的城市人口亦有数十万之多。江东路首府建康（江苏南京），据叶梦得（1077—1143）说，在北宋晚期“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计者十七万有奇，流寓、商贩、游手往来不与”。而建康城中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贩夫走卒、流寓游手也为数不少。正如苏轼所说：“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尝遍天下。”据此估计，建康府城内人口当在 20 万以上。南宋时期，镇江当长江、运河航运交通和南北军事之要冲，是为浙西重镇，地位更加重要。《嘉定镇江志》称为“国赋所贡，军需所供，聘介所往来，与夫蛮商、蜀贾、荆湖闽广江淮之舟，凑江津，入漕渠，而径至行在所”。可见确是当时赋税、军粮和商品转运的枢纽，且有外国商人（“蛮商”）在此经商，镇江府城的户口因此大增。据《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镇江府治丹徒县的人口从北宋神宗年间的 5.4 万余户增加到理宗（1225—1264）时的 10.8 万余户，增幅约一倍。镇江市区也日益扩展，上引《嘉定镇江志》卷六《地理志》丹徒县条称：“（漕）渠自江口行九里，而达于城之南门，民居商肆，夹渠而列，渠岸狭不盈咫。”又云：“自城南以抵江口，随地势曲折，为里者九。……齐民濒渠而居，侵冒临跨，日月滋甚。”可见城区从城外南门沿着江南运河两岸向江边发展，就连长江边上新兴的江口镇也有居民 1600 余户。

湖北鄂州（武昌）乃长江中游之重镇，到南宋时期也有 10 万户 50 万口。“武昌十万家”，“江渚鳞差十万家，淮楚荆湖一都会”，“鹦鹉洲边家十万，晓来都在水晶宫”等诗句当属可信。知汉阳军黄榦在给京湖制置司的一份报告中说：“（汉阳）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而“鄂州人口繁夥，为汉阳三十余倍”。

据此推算，鄂州当近 10 万家，可见诗人所咏与实际情形相去不远。此外江陵府荆州、隆兴府南昌、兴元府汉中等都是盛极一时、名闻遐迩的繁华城市。即以成都府为例，南宋初年陆游入蜀看到的景象是“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是今天看来也是中等规模以上的大城市。若考虑到宋代人口不到今天的 1/10，那么上述这些城市之人口规模就更为惊人了。

而据台湾宋史专家梁庚尧先生的勾稽，泉州在宁宗嘉定（1208—1224）以前就有 10 万户，吉州在开禧（1205—1207）以前有数万家，潭州有 1.28 万户，镇江有 1.59万户，抚州有 3 万余户，温州有“万数千家”，台州、潮州均有 1 万余户。按每户六口计，这些城市的人口也在 10 万上下，其中吉州、抚州更是接近 20 万人。

更为关键的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是衡量特定时期一个社会城市化率的核心指标。宋代的城市人口已从乡村户中分离出来，被称为“坊郭户”，且另行编制户籍，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宋代城乡分离的行程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坊郭户”一词在唐代还是泛指城镇人口，到宋代就成了户籍制度的专门术语，不仅包括府州县治等城居人口，而且把镇、市居民亦揽入在内，所以有“县坊郭”“镇坊郭”和“市户”等不同称谓。乡村地区依据有无田产将民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集团，主户依据田产多少再分成五等不同；城中是依据有无房产划分主客，且分为十等。各地办法不一，有的城镇客户不入十等户；有的按家业物力分等，主客混通编制。大致而言，上等坊郭户包括城居地主、豪贾巨富和行业总首等，中等坊郭户由营运顺利或手艺突出的小康人家组成，下等坊郭户则包括从市井小民到极贫秀才的各色人等。与此相应的是，在管理体制上，城镇和乡村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行政体制上，城内有厢，城外设镇，分别以巡 检司和监镇官为负责官员；在军事编制上，镇市民兵与州县民兵共同构成地方治安队伍，“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在差役负担上，乡村有差徭，而城镇只有科敷。

凡此种种，说明宋代的镇市城郭与乡村地区确已拉开了距离，同时也为我们考察城市人口的比重提供了可能。

南宋时期城市人口的比重在北宋基础上有明显上升是没有疑问的，但其程度学界却有不同的估计。按台湾学者赵冈、陈钟毅的研究，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南宋，城市人口比例从北宋的 20.1% 上升到22.4%，这个估计略微偏高了。漆侠估计：“宋代城镇大约聚居二百万以上民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梁庚尧认为：“大部分的城市户口比率可能在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四之间。”斯波义信通过福建汀州、庆元府鄞县、江东歙县、浙西镇江府等实例，认为：“州治所在的县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集中在城市里”，且尚不包括镇以下的坊郭户和短工、游民等。吴松弟认为：“就全南宋地域而言，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定在 12%，或许更合理一些。”

笔者以为南宋城市人口的比重有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例如都城临安（含钱塘、仁和两附郭县），据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有坊郭户 10 万余（104669）户，占总户数 26 万余（261629）户的 40%，而到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坊郭户增至 18.6 万余（186330）户，占总户数 39 万余（391259）户的 47.6%，上升近 8 个百分点。再如淮东扬州，绍熙年间（1190—1194）坊郭户有 4 千余（4226）户，占总户数 3.5 万余（35951）户的 11.75% ；但到宝祐四年（1256），坊郭户增至近 8 千（7975）户，占总户数 4.3 万余（43892）户的 18.17%，半个多世纪中上升 6 个多百分点。为节省篇幅计，现将见于南宋文集、方志的相关记载列成下表，以见概况。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州县城市的坊郭户比重均在 10% 以上，而都城临安（40%—47.6%）、真州扬子县（46%）、镇江丹徒县（37%—38%）和福建汀州（32%）的坊郭户比重则高达三四成。他如江西吉州城中“阛阓数十万家，如在井底”。

湖南潭州，据真德秀嘉定十七年（1224）所言：“某去岁以来，举行赈济。在城贫民，抄札一万二千八百余户。”浙东温州，据乾道初年（1166—1167）知温州王之望言，“本州居民约计万数千家”。台州城在乾道九年（1174）亦发生大火，“燔州狱、县治、酒务及居民七千余家”。全城居民当不下万家，楼钥诗称“顷年登临赤城里，江绕城中万家市”应属可信。这些州县城中坊郭户多在一两万家之间。

综合上述情况，笔者以为南宋初年的城市人口当在 10% 上下 ；绍兴和议后城市逐步繁盛，随着城区人口密集度增高和城区向郊区的扩展，城市人口比重逐步攀升，半个世纪后到孝宗末年（即 12 世纪末）应在 12%—13% 上下；此后城市人口续有增长，但速度放慢，到理宗初年（即 12 世纪 20 年代）达于鼎盛，其比重可能在 13%—14% 之间。此后东南经济发达的城市人口仍在增长之中，但经“丁亥之变”（1227 年）和“辛卯之变”（1231 年），蒙古铁骑攻入四川，成都等蜀地城市受到战火摧残，与此同时社会经济亦进入下降阶段，城市人口比重遂停止增长。

13%—14% 这个城市人口比例，可能是鸦片战争（1840 年）、甚至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之前我国城市人口所能达到的最高比例。因为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的估计，1843 年人口密集、特别是城市人口占比最高的长江下游地区，人口在两千以上的城市总数为 330 个，城市人口为 493 万，总人口为 6700 万，城市化率为 7.4%。甚至到 1893 年，该区域以 270 个城市中心地估计，城市人口为 475 万，总人口为 4500 万，城市化率也只有 10.7%。众所周知，施坚雅所研究的长江下游区域正是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已开发地区。也就是说，南宋中叶城市人口比重以 13% 计，仍高出晚清时期 2.3%。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历史成就！

作者柳平生系集美大学副教授；葛金芳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