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和著名学者王曾瑜先生。1999年赴日本 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撰写博士论文，200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有《正说宋朝十八帝》《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图丨游彪教授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宋史通俗读物，作者以宋朝从开国到灭亡的18位皇帝的生平及其经历的历史大事件为线索，串联起从陈桥兵变到崖山之战的宋朝三百年历史风云：北宋建政初期的“祖宗之法”如何影响整个宋朝的政治走向，形成重文轻武的传统？王安石变法及围绕对变法的态度形成的持续数朝的新旧党政是怎样发展的？面对北方军事强敌辽国、西夏和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的不同的和战策略，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南迁后的南宋朝廷怎样巩固偏安一隅的格局……

本书以史实为依据，从人性的角度，细致还原了身兼“一国之君”和“一家之主”的两宋十八位皇帝的真实生命历程，以及在关键历史事件面前的命运抉择，以此描绘出两宋时期独特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史，以及三百年赵宋王朝的兴衰嬗变。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开宝九年（976）

一、黄袍加身：兵变成就的帝王

二、杯酒释兵权：皆大欢喜的结局

三、一统天下：宋祖未竟之业

第二章 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976）——至道三年（997）

一、斧声烛影之谜

二、和平与战争的抉择：屡遭败绩的皇帝与将士

三、诗赋书法：附庸风雅的君主

四、传位立储：无奈而痛苦的决定

第三章 真宗赵恒：咸平元年（998）——乾兴元年（1022）

一、和平降临：澶渊之盟背后的故事

二、粉饰太平：天书与封祀闹剧

三、寇准丁谓之争：朝野上下的较量

四、幕后的女人：温柔而强悍的刘后

第四章 仁宗赵祯：圣元年（1023）——嘉祐八年（1063）

一、身世之谜：狸猫换太子的传说

二、逆反之爱：皇后之废与国母之争

三、忧患之际：变革的先行者——范仲淹

四、狄青：尴尬的将军

第五章 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四年（1067）

一、仁宗丧事：哭丧非亲子

二、名分之争：围绕“濮议”的角力

第六章 神宗赵顼：熙宁元年（1068）——元丰八年（1085）

一、踌躇满志的少年天子

二、富国强兵：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三、曲折的实践：风云涌动的朝廷与后宫

四、难得的胜利：河西走廊的开通

第七章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元符三年（1100）

一、太后垂帘：起用“旧人”与“恢复”旧制

二、起伏之间：一代史家司马光的命运

三、难享富贵的孟皇后

第八章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宣和七年（1125）

一、纨绔子弟：意想不到的皇帝宝座

二、天才艺术家：遗留后世的瑰宝

三、大奸臣当道：蔡京及其时代

四、“光复”燕云：长久的梦想与短暂的辉煌

第九章 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靖康二年(1127)

一、兵临城下：亡国前的屈辱交涉

二、靖康之难：宋人无法治愈的伤痛

三、囚禁生涯：历经磨难后，魂断五国城

第十章 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绍兴三十二年（1162）

一、生于忧患：“泥马渡康王”

二、千古奇冤：岳飞之死

三、自食其果：秦桧擅权

四、死于安乐：颐养德寿宫

第十一章 孝宗赵眘：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

一、收拾旧山河：志士仁人的呼唤

二、事必躬亲：重振皇权的努力

三、逊让皇位：不加掩饰的消沉意志

四、浓厚的人情味：帝王少有的品行

第十二章 光宗赵惇：绍熙元年（1190）——绍熙五年（1194）

一、不孝之子

二、惧内之夫

三、昏聩之君

第十三章  宁宗赵扩：庆元元年（1195）——嘉定十七年（1224）

一、内禅密谋：非正常的皇位交接

二、以学术为契机的政治冲突——庆元党禁

三、立后之争：集团利益的平衡

五、准备不足之战——开禧北伐

第十四章 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景定五年（1264）

一、平民皇帝

二、“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三、回到故都：南宋时代的追求

四、史弥远兄弟：宋末政治的走势

第十五章 度宗赵禥：咸淳元年（1265）——咸淳十年（1274）

一、无知的度宗

二、蟋蟀宰相贾似道

三、襄阳保卫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

四、国殇：忠诚与变节的激荡

第十六章 恭帝赵顯：德祐元年（1275）——德祐二年（1276）

一、孤儿寡母失国

二、吐蕃高僧——恭帝的最后岁月

三、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四、失败的英雄：张世杰 陆秀夫

第十七章  端宗赵昰和末帝赵昺：景炎元年（1276）——祥兴二年（1279）    

一、端宗赵昰：海上流亡生活

二、帝昺：宋王朝的末代皇帝

后记

序言：学历史有什么用

常有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标准答案。我的回答往往非常简单，这是我从事的职业。既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需要兢兢业业，认真对待。坦率地说，我个人并无成名成家的念头，无非是担心丢了饭碗而已。说得具体一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我当然希望教给学生一些正确的东西，以免误人子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将探索历史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总是觉得很充实。

在大学课堂或是其他场合，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聪明绝顶，但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很多事情，似乎都讲究“大概其”，而不是精益求精。记得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我在所住的街区亲眼见过一起车祸，一位中年妇女被汽车撞倒，交警来处理善后事宜。在测量车祸过程中的各种数据时，警察们个个趴在柏油路面上，一丝不苟地测着每条线，丈量不同方位的各种距离。当时我突然想到，国内的警察通常是站着用卷尺或皮尺测量，记录相关的大体数据，就算完成任务了。与日本警察的严谨相比，中国交警可能存在很大差距。殊不知，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一个数据不准确，就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的判定。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甚至是震撼。于是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学生，凡事都要认真，否则就会差以千里了。

学术同样是如此，就拿古代文献来说，很多人自认为读懂了古籍，但我敢肯定，真正落实到每个字眼时，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可以完全准确地解释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回避以外，恐怕就只有“大概其”了，这种现象恐怕是常见的。有人在一篇论文中有数十处，甚至上百处标点、句读之类的硬伤，居然还有人以为这个人做的是高质量的学问，他的文章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见解”。诚然，这恐怕只是个别现象，但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连基本史料都读不懂，难道也会有真知灼见？或许在某些人心目中是有的，但稍具学术良知和常识的人，大概都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做出判断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弄清事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说起来，我从事历史研究也有 30 多年了，甘苦自知。虽然一直在做断代史某些层面的探索，也无任何成就可言，但平日也不时地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追求真相而已，通过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进行仔细的分析综合，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留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必须将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真相尽可能弄清楚。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似乎都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举例而言，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于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高扬科学、民主旗帜，去审视古代社会，自然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言必批判专制腐败者，却似乎并未吸取教训，行事也往往并不民主、科学，反而更为独断专行，而且顺者昌，逆者亡。学术界的这类现象并不罕见，有些人道德学问并无过人之处，甚或一无是处，却能在某些人的提携和暗箱操作之下成为学术“带头人”。善言而不能行，言行不一，这大概是自古以来社会精英们的普遍状态，直至今日，似乎并无太大变化，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的悲剧。

在笔者看来，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就算在朝廷之内，宋朝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这在宋代似乎特别明显。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家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多了些嫔妃、宦官等“服务人员”而已。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 16 位君主，其中有 6 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 37.5﹪，若加上太宗的兄终弟及，比例就更高了，这在中国古代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大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等。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必须谨慎应对的，宋朝自然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学术便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通常情况下，似乎只有社会的精英才有可能从事学术研究。先秦以前，就有所谓“学在官府”的传统，然而，如果单纯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官府控制学问，恐怕是片面的。大体说来，应该是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之人掌握学问，这种解释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来，学问是高高在上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曲高和寡，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以宋朝历史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出版过数量众多的相关著作，这些书大概都只有社会精英们才会去阅读，或者是确实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应该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抑或大学里的教材和参考书，而应该是让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常识，至少从事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任何国家、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很多来源于电视、网络之类的强势媒体，特别是古装戏。坦率地说，我很少看这样的电视节目，因而无权加以评论。然而，受国家广电总局委托，我曾审阅过一些电视剧剧本，由此不得不去看一些还没有进入拍摄阶段的历史剧。应该说，剧本创作人员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但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看，不少电视剧的创作人员对很多东西的把握、定位还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更不用说细节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古装戏中，臣子千篇一律地称呼皇帝为“陛下”“皇上”，而皇帝则称呼臣子为“爱卿”。实际上至少在宋朝，口语中通常称皇帝为“官家”，而“爱卿”在很多场合是称呼妓女的，皇帝显然不可能以这种极不雅的称谓来称呼自己的下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述。由此可知，人们从电视、戏曲等媒介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与历史本身是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的，这种状况无疑是需要加以改变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的教育似乎过于功利，过于强调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其实这仅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笔者看来，民族整体素质的改善和不断提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日本朋友谈过关于人口素质的话题，我当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日本的一半，中国肯定比日本要发达。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或许是我有感而发吧，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为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尽一份心，出一点力。

     游彪

   2019 年 12 月 11 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茹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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