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都各有其专攻，但是各领域却应该是相互开放的。也就是说，古代史和近代史、中国史和世界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等，都不应该是各自封闭的体系，彼此应是可以对话的，应相互借鉴和吸取有益的内容。历史学本身是开放的学科，这种开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历史学内部，就是上面所列举的若干种关系；二是历史学同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也应该是开放的，可以相互融合的。其实，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便是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人类学的结果。

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发生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最近十多年来，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从而提出对这种研究取向的思考。

一、中国史和世界史融合的角度与层面

这里所说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相互融合，个人理解并非是把这两个研究领域合二为一，而是应该相互参照和借鉴，可以促进各个方面和层次的相互作用，而不应该树立学科间不可逾越的“壁垒”。从研究视野层面看，研究中国历史，要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将中国放到世界这个大环境中考察。有些问题，单从中国史的角度不一定能够看清楚，但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世界，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别史来看待，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反而加深了。而从研究世界史的角度看，也需要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破过去世界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将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作为参照系，观察和讨论中国怎样影响和改变了世界。

从研究方法层面看，第一是实现中国国内的中国史和世界史领域的交叉，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第二是深化中国历史学家和西方历史学家的合作和交流；第三是把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进行比较，比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将中国的江南和英格兰的经济史进行宏观比较，这一研究取向值得提倡；第四是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如对新文化史等取向和方法的借鉴；第五是中国史的研究可以采取跨国史和全球史的方法，比如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 ）的《棉花帝国》，研究的是一个全球史课题，但它是以印度、中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具体史例作为支撑的。

过去一些年，跨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已经非常流行，推出了一些优秀成果，实际上把单个国家、国与国之间或者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哪怕是一个地方的微观故事，也可能是整个全球大事件链条中的一环。例如，在萨拉·罗斯（Sarah Rose）的《茶叶大盗》里，讲的就是英国人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 ）受东印度公司的委托，把中国的茶种和茶树偷到印度进行培植。谁也没有想到，1849年5月，当福钧奔走在云雾缭绕的武夷山之时，改变世界的序幕便徐徐拉开，短短二三十年，世界茶叶贸易的重心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小故事与全球性的大问题关联的经典案例。

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合问题上，新文化史取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较为突出的代表性。以法国史和意大利史研究为起源的新文化史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就是促进了微观史的发展。这种取向使研究者的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由中心转移到边缘，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拓展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英雄或者精英之外的小人物的历史。这是对此前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思，开始重视大众文化、普通民众、边缘人群、性别身体、日常生活、符号象征、历史记忆、物质文化等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试图取代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路径，而是对过去整体史的一种重要补充。

新文化史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重心的转移，即从英雄人物转到普通人；二是研究方法的改变，强调多学科交叉，特别是人类学的影响。彼得·伯克（Peter Burke ）在《什么是文化史》中，概括了文化史研究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典阶段，关注的是高雅文化或经典，如19世纪雅库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 ）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 ）于1919年出版的《中世纪之秋》（Autumnof the Middle Ages）等；第二阶段始于20 世纪30年代，是艺术的社会史阶段，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以及研究图像的埃尔文·帕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 ）等；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阶段，如研究边缘人群的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第四阶段就是本文所讨论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史阶段。

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个案研究的模型，这样便可以相对详细地研究群体中的普通个体。伯克认为人类学和历史学是两个极为相似的学科，这两个学科在交往中总会被对方身上熟悉的部分所吸引。例如，罗伯特·达恩顿（Bobert Darnton ）的《屠猫记》就受到克里夫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的影响，他在该书的鸣谢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吉尔兹先是共同开设心灵史的入门课，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讨论课”；他说自己“对人类学的了解大多是那期间他教我的”。人类学方法的采用，推动了微观史的发展。

其实反过来，历史学也给人类学带来了启发。除了依赖田野调查，人类学家也在文本中挖掘故事。人类学重视田野，并不依赖二手材料，但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方法，给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工具，即思考如何从文本中挖掘故事的问题。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的《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 ）就是通过对土著库克船长（Captain Cook ）与欧洲航海者故事的分析，考察夏威夷、斐济、新西兰等岛屿的历史与欧洲历史的交集，将过去与现在、结构与事件、个人与社会区分开来，并对西方历史学和人类学持批判态度，带来一个对库克船长的全新解读。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华生（James L. Watson）、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萧凤霞（Helen F. Siu）等，都走过类似的路子，即从人类学的角度，使用历史文本对某类人群或社会进行考察。

新文化史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紧密。后者试图从文化层面，而不只是从经济层面研究资本主义，这和新文化史不谋而合。这种理论的一些概念如文化霸权、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也成为新文化史的关键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在监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笔记》，对革命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认真思考，发展了一系列理论概念，如文化霸权和大众文化等。这些概念也成为新文化史的关注点，特别是对后来兴起的庶民研究乃至边缘文化理论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主要源于手工工匠，他们具有深厚的庶民文化传统。因此，英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应是手工工匠，而并不是产业工人。

葛兰西的理论也对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庶民研究学派产生了影响，这个学派主要由西方的一批印度裔学者组成，其领军人物是印裔澳大利亚人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他们对底层民众进行了长期考察，出版了系列丛书《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研究底层民众，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他们的“声音”，也就是说，庶民怎样表达其政治态度并发出自身的诉求。关于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庶民研究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加亚瑞·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认为，由于精英的话语霸权，底层民众成为“失声”的人群。但古哈坚信，庶民的声音哪怕是微弱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发现他们的声音，写出关于他们真实而不被歪曲的历史。

与年鉴学派不同，新文化史极为重视对政治运动的研究，注重从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对以往研究进行修正，对政治运动进行文化阐释。例如，林恩·亨特（Lynn Hunt）的代表作，便是集中于政治、文化与阶级问题，用符号、小说和图像来分析法国大革命。

早期的微观史学著作，几乎都集中于欧洲中世纪史，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其原因在于欧洲保存了比较完备的宗教裁判所档案。中世纪的教廷对那些所谓“异端”的审判，经常持续几年乃至几十年，留下了十分详细的审判记录。过去，研究普通人特别是比较久远历史中的普通人，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的缺乏。历史学家将这些资料发掘出来，竟然能够重构中世纪那些偏僻小山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其中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的《奶酪与蛆虫》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的《蒙塔尤》便是代表性著作。

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宗教裁判所档案，就无法进行微观历史的研究。达恩顿的《屠猫记》全书6章，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18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每一章讨论一个社会阶层，依次从低到高，描述农民、工人、市民、作家、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该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方面的经典之作。如第1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作者把法国民间的童话故事用作精神分析的材料。达恩顿认为，那些流传甚广的法国童话，实际上是法国乡村残酷生存条件的反映，童话故事成为了解农民心灵世界的文本，童话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法国农民的精神世界。达恩顿发现，法国农民不仅在讲述这些童话故事，更以其生活传达了童话故事的内涵。达恩顿把17世纪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所流行的童话文本，进行民俗学意义上的比对分析。新文化史这种取向不同于传统政治史、思想史，虽然研究的不是大事件，但是达恩顿关注的是如何理解法国大革命这一大问题，即用新的视角解剖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并从极易被研究者忽视的下层民众心灵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场大革命的社会土壤。

新文化史约在21世纪之后才逐渐被引介到国内。虽然最有影响的新文化史著作多是研究欧洲史，特别是中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但是这类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并不是作为国别史受到重视，而显然是因为它们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当然不可否认，林恩·亨特对法国革命文化和象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因素。其实，明确把新文化史作为一面旗帜，主要还是从法国史开始的，特别是林恩·亨特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第一次打出了新文化史的旗号。

尽管新文化史发端于对欧洲历史的研究，但笔者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并非横空出世，而是西方史学发展演进的结果。例如，前面提到的彼得·伯克关于文化史研究演进的4个阶段，其实每一阶段都为下一阶段奠定了基础。甚至从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也能够找到其渊源。如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王氏之死》，其研究方法便非常接近微观史。该书以清初山东郯城乡村农民的生活为研究对象，但史景迁并无系统的档案记录，只能依据《郯城县志》、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乃至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等有限的资料来重构历史。

新文化史的研究中，经常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解读。其实，用文学资料证史，在中国并不新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是这个路子；“诗史互证”也是晚年陈寅恪运用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如《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便是诗文证史的经典案例。中国向来具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如陈寅恪在诗文中对中国历史的钩沉，丝毫不亚于达恩顿利用民间文学对法国启蒙时代民众历史的建构，并且带有方法论上的主动。正如他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所表达的：自己“一衰废之年，钩索沈隐”。这里所称的“沈隐”，当然就是文学背后的历史。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陈寅恪所关注的主要是精英，而新文化史关注的是一般民众，并且传统考据学派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与写作中难于被学习与运用，所以陈寅恪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象牙塔中。

而今天看起来与新文化史契合的中国史研究，都没有明确把自己划入新文化史阵营。越来越多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新文化史的某些方法，但是很少直接宣称自己的著作属于“新文化史”，如孔飞力（Philip Kuhn ）的《叫魂》、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 ）的《梦醒子》和罗威廉（William Rowe ）的《红雨》。这些作品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和新文化史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孔飞力关于叫魂所引起的乾隆发动清剿的研究，从社会的边缘人——僧、道和乞丐——开始，将大众文化作为政治史的切入点，从地方事件到乾隆王朝的中枢，考察皇权与官僚机构的紧张关系。而沈艾娣则通过山西一个地方士绅刘大鹏的日记，来看近代中国乡村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通过分析各种历史记述，来观察人们的历史记忆，书写湖北麻城700年的暴力史，通过对事件的细节描写，探讨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历史根源的共同作用。B这些研究与新文化史都有某种相通或借鉴之处。如孔飞力在《叫魂》中引用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罗威廉在《红雨》中引用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Gabrielle M. Spiegel ）的研究成果，皆是在问题意识上与法国史研究的学术对话，这其实就是中国史和法国史在具体课题上的学术融合。

上述研究的焦点都是在乡村，其实近些年也出版了若干有新文化史取向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论著，仅以南京为研究对象就至少有两本书。一本是乔克·伍德瑞基（Chuck Wooldridge ）的《理想城：乌托邦时代的南京》，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对南京的改造，包括书院、祠庙以及衙署的修建，其意图在于设法消除太平天国留下的痕迹，同时纪念战争中的死难者，以创立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另一本是查理·莫斯格罗夫（CharlesD. Musgrove）的《打造中国的首都：南京的建筑、礼仪和回应》，考察了南京在1927—1937年是如何作为“中国国家地位的象征”，讲述国民党如何创造国家认同观念，创造全新的建筑风格和纪念碑式的空间。这些新著在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思路乃至用词等方面都与新文化史一脉相承。

微观史注重细节的研究取向，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支离破碎而难以自拔的困境中，近年来这也引起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忧。其实，碎片化的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 ）在2005 年便出版了专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作为一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法国年鉴学派轻视政治的研究倾向非常不满，因此对年鉴学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在中国历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然而，笔者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情况很不相同，政治史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冷落。关键问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这就需要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因此要避免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对大问题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对个案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史与世界史可以从多个层次和途径进行学科融合，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对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均能产生促进作用。中国史的研究需要世界史作为参照，世界史的研究需要国别史作为支撑，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需要打开思路，将这两个过去分开的历史研究领域加以融会，实现不同视角、不同范围、不同方法的融合，使之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样态。或许它们也可以被视为大历史和小历史的辩证关系，中国史相对世界史来说是小历史，但是中国史相对于国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成为大历史。所以大小历史，可以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或者是不同的参照系而发生概念的游离，处于不断地转化和演变过程中。

中国史学的传统是精英视野，对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的研究占主流地位，对民众的研究十分薄弱。最近二三十年，这一传统不断地在改变，历史学家的眼光逐渐向下，这就是中西方史学交流的一种结果。新文化史的取向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可以为我们认识中国打开新的窗口，有助于课题的深化；或者是一些已有较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出现了发掘的新角度或新的叙事工具，从而产生了新的发展前景。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与过去大为不同，也可以说，世界和中国在认识历史的角度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上，实现了进一步的融合和交汇。

作者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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