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的国统区,政局动荡。期间,杭州高级中学更迭了四位校长。能出长倍受各界关注的杭高这样的名校确属不易,他们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并对杭高声誉的接续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这三年里,我作为学生在杭高完成了高中学业,并经受了学生运动的洗礼和锤炼。现将我亲见、亲闻和亲身感受记述如下,以表达一个学生对四位校长的怀念,同时亦可对正史作些补充。 崔东伯(1942.9—1946.7) “学校亏空卅万,兄弟没有办法!”浓浓的宜兴口音,顿挫有力的语调,光头敦厚的个子,一身朴素的灰黑色中山装,这是永远镌刻在我心中的崔校长形象。中饭时,他常到学生膳厅巡视,并作即席演讲,通报学校情况。据说,这是从张印通校长以来,杭(联)高师生贴近、民主办校的传统。 1946年春季开学后,学校刚从浙南复员返杭不久,人们虽尚怀有胜利的喜悦,却是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崔校长是一介书生,虽勉力长校,但无法向忙于“劫收”、“五子登科”的当局争取到足够的资金,用以整修校舍和支付各项费用,还要应对物价的飞涨,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拖欠教工薪水是常有的事,故有上述感叹。 当时学校设施十分简陋,校舍门窗残缺不全,课桌是勉强修复的旧桌,宿舍里没有床板,学生全打地铺……。然而,由于学生过惯了战时的艰苦生活,眼见崔校长和老师们的生活也很清贫,再加上他们都能平等待生,所以学生都能体谅学校的困难,共度时艰,毫无怨言。 让杭高学生引以为自豪的,是杭高所拥有的丰富的图书和齐备的仪器。虽经抗战八年数度搬迁,仍保存完好,并且还逐年添置,依然是中学界最棒的,各种理科实验课都能开设。所以普遍认为,以崔校长为代表的杭(联)高校长、老师们功莫大焉! 崔校长是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在教育界有很大的影响和声望。因国民党当局积极准备打内战,教育经费和公粮积欠未发,当时已是五月下旬,但教工们三四月份的薪水还没有领到,有些已陷于断炊绝境。他作为杭州市各公立、私立中等学校校长的代表和教职员代表一起共36人,于1946年5月24日上午9时、下午4时两度联袂赴省府请愿。予我以深刻印象的,还有1946年5月5日,他邀请马寅初到杭高作主题为“不打倒官僚资本,没法搞国家建设”的演讲和他在“杭州六·一三反内战、护航权”游行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拒绝开除学生的作为。为此,他被当局免职。杭高学生和校友为挽留崔校长,进行过多方面的活动。我曾随高年级同学到孙多慈(原联高美术教师,当时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夫人)家中,吁请她支持并发挥影响,但终无法挽回。 1948年5月2日下午,杭高学生自治会(时我任主席)与各高校(以浙大为主)、杭高校友会联合在杭高大礼堂,为时任杭州私立新群高中数学教师的崔校长恭祝五十大寿。当时,礼堂舞台前挂满各高校、杭高校友会和各大中院校学生自治会的祝寿彩色条幅,略备茶点,场面隆重、简朴、亲切。此系学生们自发的尊师行为,故[SITESERVER_PAGE] 到会200余人,除崔校长及其家人外,全是大中院校学生,没有邀请其他人士参加。当局对此则装聋作哑,不问不闻。 房宇园(1946.7—1947.7) 房校长以中国国民党浙江省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出长杭高,说明当局对杭高的重视。他亦不辱使命,7月一经接管校务,即将校舍租借给办暑期训练班的复员青年军。借他人之力将杭高设施修缮,并获得一笔可观的租金,不但偿清了教工的欠薪,而且教工们的生活福利也有所改善。 1946年9月1日开学时,杭高校舍已焕然一新,学生有了全新的课桌和单人床,教室里安装了当时尚为时新的日光灯。举行开学典礼的大礼堂,虽不是新建的,却也已全面翻修,尤其是按照黄金分割比例设计建造的舞台更显得宽阔、气派。房校长是瘦高个子,戴深度近视眼镜,在慢条斯理的语调中透露出儒雅和精明的气质。他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主题,大致是“学生的使命是学习”。 他的作风与教师出身的张印通、崔东伯截然不同,而与当时的中级官员和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一样,不但是坐着人力包车来校,而且多是在办公室找教师和学生谈话。整个秋季相安无事,并且由于他稳健有效的行事,杭高学生因崔校长被免职而产生对继任者的抵触情绪有所缓和。 直到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他秉承当局旨意,以此事“应由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学生不要感情用事”,竭力阻止杭高学生参加当时全国性的“抗暴”学运。他多次找学生自治会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在结束时,他总会轻声地说一句重话:“铁窗风味是不好受的呵!”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努力并没有奏效,杭高学生还是与浙大学生一起作为学运的中坚力量,组织了1947年元旦下午的杭州“抗暴”游行。 在1947年汹涌的全国性5月学潮中,杭高发生了一系列事件。5月23日下午,浙大“南京5·20事件真相”宣传队来杭高进行宣传,他们前脚刚走,两军车转业青年军职业学校学员接踵而至,与杭高学生发生冲突;5月24日下午,杭州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时,杭高学生因激于青职上门挑衅,参加的人数更多;当晚爆发“公审”破坏学运的两名“职业学生”丁炜、沈其时事件;25日深夜,刑警队假冒法院传讯,被同学识破轰出;26日凌晨,在大批军警包围和架设机枪威胁下,企图强行入校抓人,被学生纠察队发觉,遭到杭高学生抵制;随后,法院开庭审理杭高学生“斗殴”事件,多数(11人)被告因“查无实据,不予起诉”,惟胡淑桁1人被判刑6个月缓期1年执行,由学校保释。 在杭高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房校长除劝促青职学员离去,曾一度露面和最后到法院疏通外,平时多身处幕后,不在大庭广众前亮相。因迫于当局和各方面的压力,房校长以“心力交瘁”为由,主动辞职。在他任内没有开除过学生。 黄初葵(1947.7—1948.7) 当局调专管群众“闹事”的省政府社会处官员出任杭高校长,是具有针对性的。黄校长是社会处科长,因有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衔和相当履历,仪表堂堂,性格随和,八面玲珑,故而入选。调上海大夏大学训导委员、军统特务来雷任训育主任,其任务是明显的,假借“整顿杭高学风”为名,行遏制[SITESERVER_PAGE] 学运之实。 1947年秋季开学前后,黄校长主持修筑了从校门到第一进的大道,西装革履乘坐锃亮人力包车往来学校,并常留宿校内与师生广泛接触。而来雷的表现最为突出,在开学典礼和各班级上“公民课”时,气势汹汹地说:“据说杭高学生好闹事,我是不怕的!” 9月17日深夜,因“训育规程事件”中来雷持枪威胁,激起杭高学生反抗,来雷逃遁;18日凌晨,黄校长为平息事态,签署“解雇来雷、废除训育规程、保证学生学籍和人身安全”等条款的保证书;21日黄校长向省教育厅打了引咎辞职的报告,22日被省厅驳回。 9月25日下午,省教育厅派员来杭高,根据同日黄校长签署上报的“拟予除名学生名单”(注:有些同学的“罪名”,涉及上学期的“公审”事件),宣布开除金甲武等9名学生。杭高学生闻讯集合在大礼堂,要求黄校长当众解释开除理由,并敦促他信守诺言。当时,黄校长在校长室正和省厅郑科长与金甲武等9名同学谈话。因久等不来,同学们涌向校长室,在混乱中郑科长乘机离校。黄校长站在第一进西边室外水泥楼梯上,向杭高学生承认,这是当局的指令,“初葵身不由己”。随即,有大批军警来校,黄校长随之离去,并住入医院。6日午前1l时,浙江省省主席沈鸿烈偕杭州市警察局局长来杭高,在健身房召集高三年级4个班学生“训话”,宣称开除学生的成命决不收回,哪一班要闹事,就解散哪一班,全校要闹事,就解散杭高。10月3日省教育厅厅长李超英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发电报告:《处置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学潮经过》。 10月间,黄校长返校视事,抱宁人息事的态度,多数被开除的学生陆续开给转学证书,不再追究25日发生的事情。来雷没有再回杭高,他的那套“训育规程”,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最近查找到的当时省教育厅档案中获息,黄校长对1948年3月27日杭州各公立、私立中学校长向省厅联名呈请《制裁杭高此次(注:指25日)风潮为首学生以挽颓风而利教育》的报告、1948年5月20日杭高学生自治会请假一天以纪念“南京5·20事件”一周年和“一蒋成功万骨枯”漫画事件,虽对有关情况由于职务关系也有所报告,但总的来说还是以拖延、应付的态度来对待的,没有实质性地主动镇压过学生。 1948年6月下旬,我经地下党领导许良英同意,与两位同学以杭高学生自治会的名义,邀请马寅初秘密来校,在大礼堂向全体同学和部分教工作“币制改革(金元券)的骗局”演讲。黄校长闻讯赶来站在后面听讲,散会后他迎上前去说:“马先生,你是我的老师,我在密歇根大学听过你的课”,并用他的包车送马老回家。 综观黄校长任职期间,当局以整顿学风为名遏制学运的目标,经过富有民主革命传统的杭高学生的坚决抵制,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无论是在黄校长期间还是在房校长期间,所谓杭高学生喜欢“闹事”或称“学风问题”,实质上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1947年9月21日,黄校长向省厅“报告学潮经过详情”中称“学生向学精神差堪步抗战前”,由此说明杭高学生的学风没有问题;又称“学生不受训导人员及军训教官的管束”,也就是说杭高学生不买法西斯统治的帐,色厉内荏的军统特务被赶跑了,包括上学期“公审”[SITESERVER_PAGE] 直接受杭州市三青团部领导的“职业学生”,这些都是发生在蒋介石、沈鸿烈鼻子底下的事。面对这批杭高的“初生牛犊”,黄校长也就只得“委曲求全”了。在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大环境和杭高校内经过斗争得到的较为宽松的小环境下,杭高在1947年10月建立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Y.F.”秘密组织(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1948年5月9日成立地下中共党支部。 方豪(1948.7—1949.5) 方校长是“五四”运动健将,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省党部监察委员、金华县选出的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一直来是省立金华中学校长,以严厉治校著称。他因何在此时突然离开久居的家乡调任杭高?在当时激荡的时局下,同学们既不太关心,也不担心,坦然面对。按惯例,学校都是利用暑假期间整修校舍,方校长到任后,囿于经费短缺,只是将学校大门修刷一番。 1948年下半年我在高三毕业班,因忙于结束高中学业和自治会、地下组织发展联系工作的交接,所以与方校长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见到他在校内有什么作为,印象中他是深居简出,尽量保持低调。 只记得1948年12月31日晚,在杭高学生自治会举办的“庆祝1949年元旦暨欢送毕业班同学联欢晚会”上,被邀请参加的方校长穿着棉长袍和家人一起,安详地坐在第一排中间观看演出,直到结束。当晚节目单中的“主餐”,是杭高剧团的七幕歌剧《再生》(由《白毛女》自行改编)。 解放后崔校长仍回杭高教书,曾担任过数学教研组组长、杭高副校长,还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晚年长期住在浙江医院治疗养病,住院期间仍很关心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亲若弟妹,学生也热爱他,国内外许多校友曾去医院探望。他对学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对数十年不见的老学生,只要略加介绍,便能直呼其名。崔校长于1987年逝世,享年89岁,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仪式,将骨灰撒入钱塘江。为了永远纪念崔校长,杭高上海校友会捐建了他的半身塑像,立于杭高校内办公楼和小礼堂之间,常有海内外校友来此凭吊。 由于房校长和黄校长的政历,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可避免地遭受过审查、冲击和处理。落实政策后,1988年起,两位校长都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同时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房校长曾参与省文史馆《古今谈》期刊的编辑工作,1993年被邀参加校庆典礼,1995年去世,享年87岁。黄校长被邀参加1993年和百年校庆典礼,曾是杭州市政协委员,在2005年6月1日以99岁高龄去世。他喜与晚辈交谈,笑口常开,自诩为“娃哈哈”,可能这就是黄校长的长寿之道。 方校长1949年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1955年去世,享年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