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医二院是杭城历史最悠久的大医院，其前身为杭州广济医院。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起，我在“广济”呆了近五年。对它有零距离的了解。

我是严州(今浙江建德)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建德惠英女校停办。因家道清贫，我停学在家。今后路在何方?我不禁愁肠满腹，寝食不安。由于我的小姑母在辛亥革命年间，曾去广济医院产科学堂学习，回到严州之后，创办了普济门诊。为了象她一样学到一技之长，也为了今后谋生，进“广济”成为我的一时之选。

1928年年春节刚过，得到基督教杭州内地会学道院的一位牧师家属来函，说广济医院招生，我匆忙筹款赶到杭州，不料招生考试已在当日进行。经教友疏通，医院准我次日补考。几天后医院发榜，天从人愿，我幸运地被广济护士学校录取。

进校不久，我刚学了点德文，学会打针、量体温等基础护理技能，却逢因宋美龄等人提议，南京国民政府饬令浙江省将“广济”发还英国人经营。迫于命令，原院委会主任洪式闾将二、三年级护生带走，另起炉灶。我们一年级新生暂时回家，待英国人接受。是年5月20日，移交结束。5月30日，我们这些新生才第二次正式入学。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我才逐步了解“广济”的历史，弄清症结所在。

据我珍藏的《浙江广济医药产三科五十周年纪念册》(1930年出版)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年)，英国基督教安立甘会派密杜氏医生来杭，在横大方伯赁屋三楹，行医传教，专收戒烟病人，这是西医传入杭州之始。两年后，该会正式创办大方伯医院，后改称广济医院(“广济”意为“广行救济”)由甘尔德主持。光绪七年(1881年)，英改派梅藤更掌管医院，先后达45年之久。这期间医院有了较大的发展。

随着医院的逐步扩大，医务人员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光绪十一年(1885年)，医院创办医校，聘请了专职教师，把余屋僻为教室和实验室，招收第一届医科学生10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梅又将直大方伯协和讲堂等屋舍划归医校，正式定名为广济医学堂，开创了杭州开办西医学校的先河。在此前后，产科学堂、药学学堂亦先后开办。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浙江。是年4月，省政府派员接收了“广济”，将它更名为省政府直辖广济医院，任命留德学人洪式闾为主任(洪建国后历任浙江医学院院长，省卫生厅厅长)。此时，“广济”医、药、产科学校停办，人员四散。为解决护理人员匮乏问题，洪续办护校，学制定为三年。我首次进校时见到的二、三年级护生，乃洪式闾主院时所招。

再说英国人接办广济医院后，在原址设门诊和住院部，在松木场设麻风病院和空气院，专门收治麻风病、肺结核病等传染病人。新任院长苏达立和护理部兼护校负责人巴格罗(女)系英国教会派遣，其他医生、护士都是中国人。稍后，陆续有英国人来杭，[SITESERVER_PAGE]

担任医院的业务骨干。英国医护人员颇有英国绅士风度，其中苏达立、巴格罗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老百姓习惯称广济医院为“大英医院”。

广济门诊楼在医院南大门西侧，科室齐全，设有药房和化验室。住院部大楼面对南大门，屋顶有口大钟。它的西上、西下为内科，兼治戒鸦片烟病人；东上、东下为外科。手术房设在二楼中间，楼下为X光室。我进院后不久，在水楼楼上增设皮花科，楼下为机器房，有自备发电机。后来，在协和讲堂前又扩设女病房，三楼为妇产科，一、二楼专住其他科室的女病人。

住院部的病房分五个等级，收费相差悬殊。特等病房只摆一张床，伙食由院长家开特灶。日夜有特别护士护理，每日费用为3块银圆，相当于常人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时，空调等尚未问世，特等房的壁炉冬天可烧火取暖。有次我做特别护士，因少不更事，未及时开窗换气，久了竟中毒晕厥，不省人事，救醒后还发高烧数日，才逃过了厄运。

头等、二等、三等病房，各有二、三、四张床，每床日收费三元、一元、八角。大病房则有12张床，住的都是平民百姓，每床日收费4角银币。上述费用包括全部检查、治疗和伙食开支。

在“广济”附近，私人医院诊所甚众。东首有保庆医院、寿山医院；西头有祥林伤医院、钱仲青诊所、詹子翔诊所；正对面有钟更生诊所。在不远处的金鸡岭，还有济生产科医院。这是杭城医院最集中的地区，其中有的名医兼在“广济”看门诊。

我记得德日派医生钱仲青在院兼看外科。有次看病时，钱和病人意见相左，患者气呼呼地走了，又到钱的诊所挂号。诊所打来电话，要钱快去。钱回去一看，病人就是刚才那位。于是，双方都异口同声，大呼晦气。

我们进广济护校虽免交学杂费和伙食费，但校方完全把学生当劳动力使用。白天，我们在病房工作八小时，一有差错，即受到呵责。晚上除周末外，天天上课，先后学了内、外、眼、妇、五官、解剖生理学、实用护病学、药物学、细菌学、产科学、饮食学、伦理学等12门课程。因工作劳累，睡眠不足，听课时大家常哈欠连连，昏昏欲睡。有的老师见状就在讲课时突然提高嗓门，吆喝“失火了”。同学们惊慌睁开双眼，面面相觑，见四周平安无事，才相视一笑，继续听课。

到了第二年，随着新生入学，编了乙班，我们甲班才改在白天上课。医院还聘请了湖北人高月仙任专职校长。高月仙吸取护生流生过多的教训，规定新生入学初，要试用三个月，合格者方可转入正规学习，才能戴上护生的帽子。

护校制度十分严格，除部分系合理规定外，有些制度颇为不近情理。如规定护生和男医生不许开玩笑、拿处方去取药时，不得和药剂师讲话等等。学校还规定：护生不能谈恋爱、上午不会客、往来信件要被拆检，如发现有“违规”之处，不但信撕了，还要“吃大菜”(受训斥)。我读二年级时，乙班冯月娟父亲来杭看望女儿，父女说了几句话。巴格罗当天就找冯训话，傍晚就贴出开除冯的布告。全校护生为之骇然，联名要求收回成命，英国人不允。幸逢X光室傅维德医生暗中如此这般的嘱咐一番，大家[SITESERVER_PAGE]

团结起来，宣布罢工、罢课。校方本来底气不足，更怕事态扩大，就偷偷地撕下布告了事。

同学们看到团结的力量后，对不合理的规定，更加敢于提出意见。当时，院内英国人每日上午10时，可回家吃“茶”，中国医护人员就没这个权利。我们就强烈要求享受同等待遇。结果院方让步，同意我们10点钟也可吃点心，由医院出资，面包房每日供应各式面包、饼干。

因为“广济”是教会医院，故护校招生时，基督徒往往能被优先录取，而非教徒入学后亦得参加宗教活动，如周日休息，全体护生上午必须到院内礼拜堂做礼拜。每逢周三下午，我们还要轮流布道，向病友宣传基督教。我因口齿讷讷，每次轮到布道，总请能说会道的同学帮忙，作为交换，我则替她去病房做事。同学赵某入学时就是教徒，伶牙俐齿，起初深得医院宠信。后来她多次行窃事发，被院方依院规将她开除，由家长领回。

和我同时进校的护生有30余人，大多来自下三府，即较为富裕的杭嘉湖地区，少数则来自相对贫困的上八府，即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地区。由于工作艰辛，管理太严，不少人见异思迁，中途退学，改入职业学校。医院见情况不妙，就补充规定退学时，要补缴伙食费，每月以六元计。但以后仍有人继续离校。

1929年岁末，北京中华护士学会派员来杭，抽考解剖生理学、药物学和细菌学三课，作为第一次毕业考。1931年春，医院毕业考后，北京又来人考查其它九课。我门门及格，终于拿到两张文凭：一张是广济医院的，另一张为中华护士学会的。

这时，甲班只剩下四人。除我和表姐李静霞来自严州外，还有金华的李静尘，杭州孤儿园来的毛琳玉。我们因经济拮据，深知读书之不易，都笃志于学。亲属又一再鞭策我们要有志气，激励我们发奋学习，促使四人都咬紧牙关，坚持到毕业。

出乎意料，医院竟以我们学习时间不足三年为由，要我们先进行义务劳动。拖到6月和我们正式签约时，他们又动员我们为母校再服务三年，月工资15元，仅为外请人员的一半。我不便公开反对，只好敬谢不敏，仅签约一年。

一年后，广济医院接调令，要选派三名护士去北平协和医院工作。在应届毕业生中，李静霞已进修产科，因此其余三人入围。我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我赴平，于是缺额由杭州缫丝厂的张文君补，我亦因而转到杭州丝厂，补了张文君的缺。

我在广济医院学习、工作五年，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医院的英国人虽白视甚高，常常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和基督教，但他们在传授先进的医学科技、推动杭城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确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在帮助贫困的中国孤儿方面，也做了一些善事，我亲身见到的就有数起：

义乌小姑娘徐招桂，因冻疮高度腐烂，截去双脚脚指头，步履踉跄，被家庭遗弃，一直由医院养着。我读二年级时，巴格罗将她改名为徐路得，出资送她去马市街信谊小学读书。遵照巴的嘱咐，我曾多次隔周接送她去学校。招桂很懂事，每次给她的五角零用钱，常常在口袋里放着不用。徐小学毕业后，巴再送她去宁波华美高级护士学校培养。

建国初，巴格罗在中国工作数十年后回国。回国前夕，我和数十名在杭护校校友，应约去和她话别，并一一摄影留念。六十年代，巴曾托中国在英留学生到杭州寻找招桂。招桂得悉巴在英国某地老人公寓度晚年，曾买了杭州上等绸缎，缝制了中式服装丝棉袄两件，邮寄英国，赠送给巴格罗和巴的表姐，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