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余杭仓前镇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入杭州诂经精舍，拜俞樾为师。二十一年加入强学会。次年，应梁启超邀，主《时务报》笔政，投身变法。二十三年，因与梁启超意见不合离去，返杭后与宋恕、陈虬等发起成立兴浙会，创办《经世报》，任总撰述，兼任上海《实学报》主笔，继续宣传变法。后又离开两报，另组译书公会，出版《译书公会报》，译介国外“近时切要之书”。二十四年，应张之洞之邀至武昌，拟主持《正学报》，因不赞成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流露反清情绪，被逐返沪，不久，变法失败，遭通缉，流亡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特约撰述。二十五年赴日本，结识孙中山。七月回国，任上海《亚东时报》撰述。此后往返于杭州、余杭之间，对维新以来的经历作反思，结集出版《訄书》。二十六年七月，在唐常发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竭力反对其“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宗旨，当场宣布脱会，割辫与绝。二十七年赴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经过杭州，拜谒俞樾，写《谢本师》，表达义无反顾的革命决心。二十八年遭清廷追捕再次流亡日本。在日本，与孙中山握手定交。讨论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建都等题，共同制订《均田法》方案。又和秦力山等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大会宣言，号召中国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同年四月，潜回故里，重订《訄书》。二十九年，康有为鼓吹“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并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与此同时，为邹容著的《革命军》作序，誉之为“义师先声”。又与邹容、柳亚子等人连续在《苏报》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清王朝。清廷与上海租界当局勾结，逮捕章炳麟等人。造成震动中外的“苏报案”。三十二年六月出狱，孙中山派专使印至日本，受到革命党人热烈欢迎。七月七日，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总编辑。三十四年，《民报》被日本封禁，乃专事讲学和著述，写成《小学问答》《新方言》《文章貪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研究汉字古音，订出古韵二十三部、古声二十一部。宣统元年(1909)，与孙中山、黄兴在民权、民生和革命策略方面意见分分歧，并受人挑拨，发生冲突。二年与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建光复会，被推为会长业。三年11月，上海光复后回国。民国元年(1912)，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主编轮《大共和日报》，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受聘北洋政府为高级顾问，并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张的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统一党。旋又任东三省筹边使。民国2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参加反斗争。3月1日在北京大闹总统府遭软禁，至袁世凯死后才获释。民国6年9月，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民国13年，因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脱离国民党，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严词斥责介石叛变革命，被定为“学阀”，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于是退居书斋，读文字，自称“中华民国遗民”。九一八事变后，再次奋袂而起，痛斥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呼吁抗日。上海一二・八战起，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协助夫人汤国梨创办伤兵医院，手撰《十九路军死亡将土表》，又不顾老病之躯，北上会见张学良，共商抗日大计；在燕京大学讲演，号召青年共赴国难。民国22年，与马相伯一起发表“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共同发表“三老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民国23年，迁居苏州，创立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民国25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章炳麟著作宏富，集辑为《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