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蔡美彪先生不幸仙逝，《文史知识》编辑部同事万分悲痛，特选此文，以兹纪念，深切缅怀！

蔡美彪先生千古！

元朝从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被推翻，统治时间不算很长，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朝代，各方面都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很值得研究。

 一、元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代元而起的明朝史学不发达，明初匆促修成《元史》后，除有人作过续补外，有明一代不再有学者研究元史。

清初的几个皇帝都很注意辽、金、元的历史经验，元史的研究渐为人们所重视。康熙时，邵远平仿纪传体编著《元史类编》（又名《续宏简录》）。乾嘉时，著名学者钱大昕运用考据学方法研究元史，他首先注意到元代的民族特点和蒙古氏族谱系，援用《元朝秘史》等蒙古史籍，广泛搜集元代文集、碑铭和宗教史料，研究范围大为扩展。有关考订文章散见于所著《元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专著有《元史氏族志》和《元史艺文志》。他还准备重修《元史》，但没有完成。这是元史研究的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大略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当。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侵略我国的需要，倡导研究我国元代以来北方边疆的历史和地理。我国的爱国学者为抵抗外来侵略，更需要研究边疆史地，一时形成所谓西北史地之学。在这个背景下，元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西方学者主要致力于汉文和波斯文蒙古史料的翻译。在法、俄、德等国，先后出版了波斯文拉施特《史集》（或译《集史》）中蒙古史部分的分卷校订本和翻译本；《元朝秘史》也有了多种文字的译本。同时有一些综合性的蒙古史著述问世，如1824年开始出版的法国人多桑著《蒙古史》和1876年开始出版的英国人霍渥斯的《蒙古人史》。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著述甚丰，远过前人。魏源著《元史新编》（未全部完成），采录前人成果，参阅西方论著，补入《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资料，纪、传、志、表俱全，于光绪末年刊印。光绪时的驻俄大臣洪钧，据在彼得堡见到的俄译波斯史书，编成《元史译文证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应用西域史料编写的著作，扩展了中国学者的知识领域。另一学者柯劭忞以数十年之力，编成纪传体《新元史》。该书体例完备，补传尤多，但取材叙事，多有疏漏。与柯氏同时，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屠氏诸子多通外文，故能广采汉、蒙及西域史料，工力在柯书之上，亦系纪传体，书未成而作者逝，已刊者有一百六十卷。这一时期我国的元史研究开始接触波斯史籍和西方著述，扩大了视野，但未跳出纪传体圈子，继续走重修《元史》的老路。

自1921年到1949年是元史研究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研究的新方向是：注重研究诸民族语言的译名还原、对音的规律和名物制度的渊源；注重对中亚诸民族史和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专题研究。日本学者则加强了对我国东北和蒙古史地的研究。外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增大了。王国维关于蒙古史的专题研究和史料校注，是这一时期较早的标志。陈垣的研究着重在东西方文化关系、宗教史和《元典章》的校勘上。冯承钧全文译出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纪》和法人伯希和等人的有关论文。邵循正曾直接翻译波斯文《史集》，可惜《成吉斯汗纪》译稿遗失，只有《忽必烈汗纪》发表。韩儒林、翁独健、杨志玖等所写的考订文章，都已注意利用西域史料和对音勘同的方法，以诠释元代特有的名物制度，分别取得新的成果。蒙思明广泛搜集元代社会经济史料，写成专著出版。吴晗也发表了有关元代社会经济的论文。本期我国的研究状态是：1.从摘编发展到直接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原著，并开始翻译波斯文史籍；2.从重修纪传体元史，转变为某些专题的探讨和史籍的校释。这使元史研究得以向纵深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我国的元史研究推向了面貌全新的第四个时期。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元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是研究了元代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其中成绩显著的是关于蒙古社会制度的探讨。1936年苏联出版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这是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蒙古史的学术专著。解放后，此书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得到许多启示。但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并非如符氏所说是自原始公社制直接进入游牧封建制，而是属于奴隶制性质。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才转变为封建制王朝，但在一些方面仍存在奴隶制残余。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它已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由此对元代社会的许多特殊现象得到了新的认识。这标志着研究已逐渐深入到对社会本质的探讨了。

第二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开始把元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断代史而开展了许多新课题的研究。研究元代农民战争的同志，在史料编纂、理论探讨和秘密宗教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的成绩。学者们还广泛探讨了社会经济的许多问题，并在元代经济发展的估价方面，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对元代的政治军事制度、法律等也作了一些较深入的探讨。元代文化，包括理学和戏曲的研究，成绩显著。蒙古民族史的研究，已从皇室谱系扩展到蒙古草原和云南地区的蒙族状况。对元代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的研究，也开始了某些工作。随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元代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方面还不够深入。

第三是史籍的整理和翻译。最大的工程是完成了《元史》的校点。元代的文献和文集的整理，正在大规模进行。波斯文《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的中译本陆续出版，这是自洪钧以来第一次把原著全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译本系自俄译本和英译本转译，对波斯文原本的研究和翻译，还有待展开。

二、研究元史的条件

从事一项工作，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研究元史的条件主要是：

第一，掌握研究方法，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与本学科的实践相结合。从上述元史研究的发展过程看，解放前主要的进展表现为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并不曾有历史观点的根本改变。解放后，我国史学工作者才比较普遍地学习、掌握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从而有可能对历史发展的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学习和研究元史必须掌握它，这就要求系统地直接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主要“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于研究元史和蒙古民族史来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我们必读之书，反复学习，会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主义虽不能代替史料校勘、史实考订、译名勘同之类的专业研究方法，但只有在它的理论指导下，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进入新的境界。

第二，要掌握较多的有关知识。研究元史当然需要有丰富的元史知识，这自不待言。但元朝是在消灭了西辽、西夏、金、宋和大理等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元朝的许多制度都是沿袭金、宋而有所变革。研究元史，就需要深入了解金、宋、辽、夏、大理的历史。如果研究元代的专史——民族史、经济史、法律史、文化史之类，则需要相应地懂一些民族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专门之学。元代的另一特点是和亚洲周邻许多国家都有过战争，存在着各种关系，和东欧诸国以至罗马教廷也有联系。研究这些方面的历史，就需要了解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总之，要在专和通方面，横向（地域）和纵向（时代）方面，都具备较为广泛的知识。当然，人的精力有限而知识无穷，不可能面面俱通。但在研究某一领域的问题时，涉猎有关的知识领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只把眼界和工力局限于这一朝代的毛病，而有利于打开局面，深入了解历史的发展变化。

第三，要掌握必要的语文工具。首先是汉语。元代是汉语“官话”（普通话）形成的时期，在语音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要阅读元代文献，必须了解当时的白话词汇，因为元代的蒙古语文献多用汉语白话词汇直译，多沿用宋、元民间俗语。这种词汇不见于古代或后世的字书、词书，需要根据宋、元的白话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理解其确切含义。其次是民族语文。元代用蒙古文书写的文献，只有少数碑铭和文物传世。但汉文史料中记有大量蒙古语氏族名、人名、地名和各种名物制度的译名。《元朝秘史》还保留着蒙古语原著的汉文音译。因此需要懂一些蒙古语文的知识。如果做深入研究，还要了解突厥语、畏兀儿语、藏语，现存大量元代藏文文献，尚有待研究利用。此外，学习外国语文也是必要的。如波斯、阿拉伯文。目前，我国元史研究者中，缺少精通波斯、阿拉伯文的学者，亟待有志之士的努力。如前所说，十九世纪以来，英、法、德、俄、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对元史研究做过不少工作，要了解他们的成果，当然要掌握他们使用的语文，至少掌握其中的一二种。

三、基本史料

中外所存元史史料很多，但汉文文献仍是最丰富、最基本的资料。简介如下：

一、基本史籍。研究蒙古先世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历史，主要史籍是《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元朝秘史》原以蒙文写成，明初译成汉文。现存译本包括蒙古语的音译、词汇的旁译和分段的总译（意译），大体上保存着原书的面貌，可与波斯文的《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相互参证。研究整个元代的历史，《元史》是最基本的史料。但《元史》因成书时间短促，内容和体例都有不少疏失。不过它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经过后世的订正补充，可靠性仍然较高。对此书还需要多下功夫。

二、官方文献。元代的官方文书，即后世所谓档案资料，仍有一些间接地保存下来，是第一手的材料。《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书是元代的法律文献，大量的案例记录和文书，是研究元代社会状况和各种制度的重要资料。自《永乐大典》辑出的《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等书也都是元代的官方文书。元仁宗时官修的《经世大典》现虽已不存，但在《元文类》、《永乐大典》残卷和其他典籍中保存着若干片断，《元史》的《志》亦多据《经世大典》编修，尚可间接窥见概略。元朝官修的《大元一统志》也已失传，现有残卷的辑本可供利用。

三、私人著作。元代文人诗文集现存约三百余种，私人笔记，如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保存了有关人物、传记、历史事迹和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记述，颇有史料价值。要想知道这些文集的书名、作者，可以查阅近年出版的《元人文集篇目索引》元代继承南宋的传统，民间流传一些日用百科式的通书，如增编的《事林广记》、《居家必备》等等，是研究元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有用资料。元代一些来华外国人的游记，也很有参考价值。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行纪》此书有多种文字译本，法国伯希和有详细的注释（英文），对元代的一些名物制度做了考证。元代戏曲最为发达，作为史料看，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

四、金石考古。分散在各地的元代碑刻文字，包含不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其中既有元代官方文告，也有私人墓志记事。近代中外学者曾致力于蒙文碑铭的研究，大量的汉文碑铭，前人重修元史时曾予注意利用，但尚待广泛搜集整理，以供研究采择。近年来，元代考古有不少重要的新成果，如元大都居民遗址的发掘、上都遗址的勘察以及蒙古和林遗址的考察，为都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存的文物，如元代的印本书籍、瓷器、书法、绘画、寺观建筑等，也都是重要的资料，可以从历史角度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以上只是元代基本史料的概略介绍，如要从事某种专门研究，自然还有各个领域的基本资料，这里就不能一一论列了。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说来，研究能力的高低，主要表现在能否从最基本最常见的资料中发现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而不在于是否占有“珍本秘籍”。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广泛地搜集新资料。新资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观点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的研究工作。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观点和方法有如我们从事研究的“能源”，历史资料则是待开发的“资源”。元史的资源是很丰富的，如果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开发它，定会在元史研究中开拓出新的领域，达到新的水平。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治学之道”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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