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蒙古、色目人学习经史与白话绘图本书籍的流行 以口语为基础写成的文章就是所谓白话文。文学史著作一般认为这种文体肇始于唐代的“变文”，宋代至元代的“话本”是其长足发展时期。如果从更宽的文化史角度看，还应该对元代白话文体绘图本（全相本）的经、史和俗文学著作的盛行给予高度重视。元代的白话文有个特点，就是夹杂着表示蒙古语语法形态的字样，还有个别照搬蒙古语语序的直译。这和当时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有很大关系，是元代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突出体现，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发展。 元太祖成吉思汗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天骄”（此为汉代匈奴人自称），他很早就注意收罗中原汉地人才为己用，特意命令镇守燕京的长官征召耶律楚材到汗廷为侍从，就是显例。他置楚材于左右“以备咨询”，主要任务是观天象、卜吉凶事，但也听取其他方面的意见，如楚材所说“治天下需用治天下匠”就受到他的赞扬。太宗窝阔台在位的第五年（1233年），就在燕京设立“四教读”（国子学），选派担任汗廷秘书的蒙古子弟十八人来学汉人言语文字以及必要的“公事”知识，称这是“一件立身大公事”；规定上课时必须讲汉语，不准讲蒙古语，每讲一次就打一板子。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就常命文学侍从讲解经史，其子真金则从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即位后逐步确立了“遵用汉法”（中原汉地传统制度）的国策，立真金为太子，命他从文臣王恂学，并且正式建立了国子学，任命著名的北方大儒许衡为国子祭酒（最高学府长官），儒学和儒术成为蒙—元统治者必须学习的基本课程。许衡学生不忽木（康里人）是忽必烈亲信家臣之子，成绩优秀，十六岁就能书写《贞观政要》数十条上呈忽必烈。他还带领一帮同窗上书，陈述加强学校教育的重要：“臣等闻之《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臣等向被圣恩，俾习儒学，岂不以诸色人仕宦着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晓识世务，以任陛下之使令乎？……为今之计，如欲人才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这道奏章充分说明了蒙—元统治者大力兴办学校的目的。 国子学老师们为了教授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经史著作，不仅上课时要用最通俗易懂的口语讲解，还要编成口语体的讲义，现存许衡的《大学要略［直说］》便是其中的一部。现举其中一段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讲义： ……便如孔子道：汤王去沐浴盆上写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尘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干净。若一日不洗，便尘垢生出来。恰似人心里常常的思量，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错了。若一日不思量，恐怕就行得错了。这的是那“明明德”。说那“在新民”，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道（导），多是合仁处不仁，合义处不义，合礼处不礼，合智处不智，合信处不信。眼中只要见好颜色，耳中只要听好音乐，口中只要吃好茶饭，鼻中只要闻好香气，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这上头去了，不问道理合与不合，只拣他爱的便做。此等人虽有人形，便与禽兽一般了。圣人……教与［这般人］那天与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将在前错行了的改过自新，这的便是新民。“在止于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处。且说朝廷跟前行，把心敬谨，便是为官的道理最上等好处；爷娘跟前孝顺，便是为子的道理做上等好处；以至孩儿跟前慈爱，便是爷娘的道理最上等好处；与人做伴当，信实不说谎，便是伴当其间的道理最上等好处。这几件都依着行，便是“止于至善”。 这段讲义里的“呵”、“有”分别表现蒙古语的条件式和经常时式语气。许衡还著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唐太宗贞观政要直说》等。此类用白话体裁写成的教科书在元代相当流行。作为从童蒙教学起步使用的教科书，为增加学习者的理解和学习兴趣，还加上插图，上图下文相互对照。唐代我国就有绘图雕版印刷品，现在存世的唐代绘有佛说法图的《金刚经》和绘有众多佛像的《陀罗尼经咒》，图、文的刻工都很精美。最初的插图印刷品大概主要表现宗教内容，后来渐扩展到各类读物如历书、医书、诗文、字书等，尤其是通俗的讲经说史书籍（称为“全相本”）。江南许多路、府从唐代起一直是印刷业发达的地区，元代不仅延续了南宋印刷业发展趋势，而且有很大的推进。这是因为元代各类、各级学校的数量大增：按制度，路、府、州、县都要设立庙学（儒学）；乡村每五十家立一“社”，每社要设立学校一所，农闲时令子弟入学；元朝廷还允许并且鼓励私人创办书院，书院“山长”由官府任命，纳入学官系统（据粗略统计，元代全国书院在四百所以上，70％多分布在江南三省；各路（后扩至上中州）、蒙古诸王封地以及各千户所都要设立蒙古字学。从中央的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到地方上的庙学、社学、书院、蒙古字学都要学习经史，可见教科书的需求量很大，这是印刷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此外，元代戏曲、说唱等俗文学的发展和民间文艺活动的活跃，也促进了此类出版物的繁荣。当时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北有大都、平阳，南有杭州和福建的建安、建阳，由朝廷（设有兴文署及艺文监广成局掌管刻书）或地方官府、书院出资刻印的，以及私人出书，多数都是在南方（尤其是建安和杭州）刊刻的。 据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所辑目录（尚不完备），经史类中有相当多“直解”和“图说”之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都分别有图说本，还有《四书章图》（程复心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图》（林起宗著）等。《孝经》尤其受蒙古人重视，上文讲到忽必烈曾命太子真金从儒臣窦默学习此书，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即位后，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将《孝经》译为“国字”（八思巴字/蒙古文），奉诏：“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现存还有畏兀儿字蒙古文和汉文对照的《孝经》译本（见1983年出版的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页80～116影印件）。著名畏兀儿文学家贯云石（小云石海涯）著有《孝经直解》，1933年日本名古屋发现此书的元刊本，其卷首题名《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据贯云石自序开头所书年月日“至大改元孟春既望（正月十六）”，此书应该就是《元史·仁宗本纪》大德十一年六月癸巳条所记的《图象孝经》。此日新即位的武宗“诏立帝（武宗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太子，受金宝。……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 并刊行，赐臣下。”该书全册页面，上为图（三分之一），下为正文夹注白话译文（三分之二），图、文刻工都十分精致，可视为元代绘图（全相本）书籍的范本。见于记载的还有林起宗的《孝经图说》（一作《孝经图解》）和李孝光的《画孝经图》。 元朝蒙古统治者对中原历史知识也非常重视。忽必烈即位前就喜听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太宗）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乃派遣侍臣到中原招聘名士“访问治道”，并把他们留在藩府“以备顾问”。即位后设立国子学教育蒙古子弟，前朝历史也是学习的主要课程。许衡为了便于学生记住历朝帝王事迹和年代，特编了一部《编年歌括》，从尧舜到金亡三千五百六十六年，仅约一千字。忽必烈的汉人臣僚常给他讲述《资治通鉴》故事，甚至在他出征途中也开讲，忽必烈下令由朝廷兴文署用官费出版这部巨著。但更符合教学实用的是《编年歌括》之类大纲式或概要式的历史教科书。元代此类历史概略书以及历史题材的说唱本子“平话”书，比南宋时更繁盛。其中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白话体即所谓“直说”，二是有插图的所谓“全相本”。前者可以丽水人郑镇孙所著《直说通略》为代表，从作者自序中可知他受许衡《大学直说》《贞观政要直说》启发，以用口语文字解释可便习者明白易懂，并因史书汗牛充栋不易通读，故择要节略而成此书。其内容主要取材于《资治通鉴》及《通鉴节要》，并利用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平话》作生动的描述。张元济称此书是近世白话文的先导，胡适也对这种白话体史书倍加赞赏。现存元刊历史题材“全相本”图书有《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三国志》（《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此外，日本毛利家藏《吴越春秋连像评话》当亦为传到日本的元刊本。 日本学者宫纪子近十来年就元代出版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广泛搜集现存元刊本，包括传入日本、高丽/朝鲜后翻刻的本子，理清源流，结合对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考索，进而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作出评价。其相关论文汇集为《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一书。上述贯云石的全相本《孝经直解》和郑镇孙的《直说通略》，她都作了详尽考述。书中讲到的元刊绘图（全相）本书，除上述各种外尚有《分类合壁图象句解君臣故事》（日本五山版翻刻元刊本），《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有可能是明翻刻本），《长春大宗师玄风庆会图说文》（日本天理大学藏大德九年重刻本）、《元贞新刊论语纂图》（名古屋蓬左文库藏），附有一卷图象的《诸儒标题注疏小学集成》（日本前田尊经阁藏），以及明代和日本、朝鲜翻刻的元刊有插图的《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等。这些全相本书籍大多是在福建建安刊刻的。宫纪子通过广泛搜集和缜密研究，以充分证据纠正前人对蒙元朝文化政策的负面评价和对元代文化（特别是图书出版方面）成就的低估，说明元代的中国文化并非遭到重创和倒退，事实上是在南宋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发展。
四、元代汉、南人对蒙古文化的吸收 在元代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中，汉族的文化和习俗在若干方面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语言文字。上述白话文体著作虽然基本上用的是当时汉族地区的口语（有一些是俚俗语），但明显受到蒙古文直译文体的影响。蒙古文直译（或称“硬译”）体文字的特点主要是照搬蒙古文词序，动词与宾语倒置，并使用表示时态的文字，使用表示粘着于名词的格助词（介词）字样和词序，使用特定的蒙古词汇译语字等。这里举几个例子。 1.许衡《直说大学要略》：“恰似人心里常常的思量不教错了。……这的是那‘明明德’。” 2.贯云石《孝经直解》：“夫孝，德之本也［孝道的，是德行的根本］”；“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之内人最贵］。”“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那周公是周武王的宰相，拜郊的时，将他周家的祖与天一处祭呵，天下诸侯都来添气力祭奠］” 3.郑镇孙《直说通略》：“帝（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会百官筵席，对众说：‘萧何、张子房、韩信三人皆是豪杰，我皆不如他，为我能任用他的，所以得了天下。……众功臣皆说：‘我每披着衣甲，拿着器械，多的百余战，少的数十合。萧何不曾有汗马之劳，只将些文墨议论，为甚么在俺众人上头？’帝曰：‘恁众人不理会得围猎？「赶逐走兽的是狗子有，发纵指视的是人」。恁众人的功劳狗子，至如萧何才是功臣。’” 4.杂剧《争报恩》：“我这里急慌忙那身起，大走到。”王实甫《西厢记》：“他别样的亲，俺跟前取次看。”孟汉卿《魔合罗》：“兀那妇人，我替你说去。” 以上所举元代白话文里的“呵”，对应译写蒙古语的动词条件式，相当汉语的“如果……”，“当……时”；“有”表示蒙古语动词/助动词的现在时/经常时态，“有来”表示蒙古语动词/助动词的过去时态，用于句子的终结；“行”、“根底”表示蒙古语名词的与格、位置格、宾格，相当汉语的“向”、“对”、“在”、“把”等意义；“上头”表示原因（因为，由于）；“勾当”用于指“事情”、“职务”等义；“一般”就是“像……一样”的意思；“那甚么”表示疑问口气的训责，意为“岂不”（倒置于句末）。这种文章风格既使用当时的民间口语，又尽可能结合蒙古语表现方式，便于蒙古人理解。 从蒙古势力进入中原以来，有许多汉人“投拜”（归降）后在蒙古政权或军队中服务，或因被俘成为蒙古人的奴仆，他们中不少人学会了蒙古语。成吉思汗时，借用畏兀儿字母来写蒙古语，创造了畏兀儿字体蒙古文，现在我国的蒙古文就是从这种文字发展来的。忽必烈在位之初，又命吐蕃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造了一套新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及其他语言，称为“国字”，下诏颁行，并设立蒙古字学，令百官子弟入学，各族人等愿意学习者都允许，而且有优惠待遇。因为学会蒙古“国字”可以做通事（口译）、译史（笔译）或蒙古字教师，由此进身是一条做官捷径，所以汉人—南人学习者很多。元代汉文文献中有大量蒙古语名物制度词汇的音译，为了让更多汉人了解这些词汇的意义，时人编辑有汉—蒙语对照词典，元刊《事林广记》（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复刻以元泰定二年［1325年］刊本为底本的日本贞亨元年［1684年］刊本）所收《至元译语》就是现存的一种，收录词语547个。还编有八思巴蒙古字《百家姓》（也收录《事林广记》中）和《蒙古字韵》（按汉语音韵排列，每个八思巴字字头下列着若干其所拼写的汉字），以适应用八思巴字母拼写汉语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语文书或碑刻，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元朝皇帝颁布的有些汉文圣旨，除用汉字书写外，还用八思巴字母拼写，一并刻在碑上。如元世祖授予重阳万寿宫、龙门神禹庙和加封北岳诸圣旨碑，元成宗护持孔子庙学的圣旨，元武宗的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制，元仁宗的加封孟子父母制，元文宗的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制等。元时许多学者利用这种拼音字母来研究汉语音韵，获得可喜成绩，推动了音韵学的进步，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资料。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蒙古字韵》的校订、出版者朱宗文是信安即浙江衢州人。同时还有一位杭州人鲍完泽，著有好几部蒙古语言学的书，被称誉为“南北人学蒙古学未有出其右者”。婺州（今浙江金华）人王伯达也是蒙古语学者，著有《皇朝字语观澜纲目》，赵孟頫称赞他“深解其（蒙古译语）义，编集是书，曲尽微妙”。 校订《蒙古字韵》的朱宗文的蒙古名“伯颜”即蒙古语Bayan，意为“富者”。鲍完泽之名“完泽”即蒙古语Olje，i意为“吉庆”、“福”。元代有很多汉、南人取了蒙古名字，除了很早就服务于蒙古贵族并且世代相承、获得高官要职的家族常用蒙古名之外，取蒙古名的风气在学习蒙古文字者和层次不怎么高而希图借此升官的人群中也十分流行。江南人士在元代做官的机会比较少，于是不少人就走这条捷径。所以阅读元代文献，不能见到蒙古名就以为是蒙古人。 元代有不少蒙古语和西域语言的音译词被吸收到汉语汉文中。如车站的“站”就是蒙古语jam（驿传）的译音，“站”字汉语本义是“立着”、“停下”，而元代汉蒙语并用合成“驿站”一词，遂发展为如今车站的“站”义。有学者认为北京的“胡同”也是来自蒙古语，可能是“井”的蒙古语qudugh的音译。戏曲语言最能反映百姓的语言习惯，元代词曲中就夹杂着不少蒙古语词汇，杂剧里，特别是道白中常见用蒙古语插科打诨者。如《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小衙内对责备他的张撇古说：“你这个虎刺孩作死也，你的银子又少，怎敢骂我！”“虎刺孩”是蒙古语qulaghai的音译，意为“贼盗”，这里是权贵子弟欺辱老百姓的骂人话。《随何赚风魔蒯通杂剧》演萧何惧韩信军权太重，恐日后造反，找张良、樊哙来商议，樊哙这个大老粗说：“只消差人赚（骗）将韩信到来，哈喇了就是，打什么不紧！”“哈喇”就是蒙古语ala-（意为“杀”）的音讹。诸如此类习用蒙古语在汉、南人中很流行。上述《事林广记·至元译语》（庚集卷十）序言说：“至元译语，犹江南事物‘绮谈’也，当今所尚莫贵于此。分门析类，附于《绮谈》之后，以助时语焉。”据此知其所收五百多词中，有不少在当时已经成为“时语”。方龄贵先生著有《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收集的蒙古词语，还有许多未见于《至元译语》收录，可见当时汉、南人中流行着许多蒙古语的日常用语。 久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习俗、饮食、服饰等方面也对当地人有一定影响。周密《癸辛杂识》记载说，南宋严州（今浙江建德）守臣方回曾声称誓死守土，但元军兵逼严州时却“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这可能是周密愤恨方回而加以夸张的指责，但所谓“鞑帽毡裘”的蒙古服饰后来逐渐被南人仿效，成为时尚。宋濂所撰《北麓处士李府君墓碣》（《宋学士文集》卷五十）记载一位出生于南宋末的抚州崇仁人李士华，“会宋亡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处士犹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竞以为迂，处士笑曰：‘我故国之人也，义当然耳’。”可见南宋被元朝灭亡后，南人的服饰逐渐发生变化，时尚穿着北式的方笠窄袖衫，而“深衣幅巾”（南士服饰）则被讥笑为“迂”。明初方孝孺著文论《正俗》说：“宋亡，元主中国八十余年，中国之民言语、服食、器用、礼服不化为夷者鲜矣”，因此建议朱元璋加以禁止。说明元代江南地区受北方民族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异。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吸收是常事，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服食之类一旦被吸收成为习俗喜好，就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改变的了。其实，这种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是多样性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好现象。
（本文原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5期，收入氏著《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