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桑兵，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重要战略支撑，根据地发生于秋收起义后的“上山”，形成于罗霄山脉中段。由根据地建设苏维埃政权而来的苏区，一开始就存在是长期斗争的依托还是全面决战的保障两种不同的预期，由此产生波浪式扩大或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源，在于如何看待中国革命进程中城乡的地位与作用。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决定了建立在广大农村的根据地，必须也有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巩固的战略依托。多数根据地的丧失意味着“左”倾路线急于夺取大城市的冒进，欲速不达。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全面实现了从军事到政治的理论完善和实践完成。随着中共的力量发展壮大到实力领导地位，从“根据地”到“解放区”的名称变更，包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和对国民党统治的人民解放的双重意义，同时也是中共领导城乡全域的全国革命胜利的起点。

关键词：

根据地　解放区　中共中央　毛泽东　大革命

中国革命的道路以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为主要特征，作为这条道路的重要依托，根据地的建立与建设不可或缺。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根据地更是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和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支撑。所以，根据地研究，历来是抗日战争研究的重心之一，成果相当丰富。只是一般而言，研究者多将根据地当成不言而喻的前提，着重探究各个根据地的具体历史，很少从中国革命道路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等宏观视角，结合武装斗争历史进程的史事，探讨根据地的发生、演进与变化，进而依循观念的阶段性演变，深入理解和把握历史上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实事。更为重要的是，全面抗战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性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战略、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几乎全都形成于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必须上溯下延，才能认识清楚，理解到位，而从“根据地”到“解放区”的发生演化，恰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一个典型事例，可以顺时序梳理文本史事的渊源流变，进而把握不同的意涵及应用。

一、 “上山”得来根据地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日军的进攻之下，迅速挺进敌后，在从华北到华南的广大地区，陆续开辟了10余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部分恢复了中国的实际控制，形成与正面战场相互支持甚至成为其主要的战略支撑。在政治和军事形势上，根据地不仅与大后方共同对敌占区形成对垒，而且在敌后对日本侵略者构成反包围，使其困守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全面占领的彻底殖民化构想变得支离破碎。

全面抗战是持久战，战术层面的持久战虽然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但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却主要是根据红军对国民革命军的作战，尤其是历次反“围剿”的实践。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全面抗战时期，以国民党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战场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敌后战场，则应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条件的运动战。尤其在至关重要的战略相持阶段，因为“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第二阶段“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一阶段的战争包括有后方和无后方两种，“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在其上面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此外，还有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属于“无后方的作战”。

从《论持久战》的描述可见，建立根据地有两个要素：其一，开展武装斗争初期，要有立足点；其二，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根据地作为支撑点。二者必居其一。也就是说，在全面抗战之初，中共就有了明确的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那么，这一方针显然不是来自全面抗战的斗争实践，和持久战思想一样，也是之前10年间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虽然也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包括国民革命军、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因为不是独立进行革命战争，完全没有根据地观念。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迅速转变策略，决心以武装斗争回应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不过办法主要是军队与工人武装的城市暴动，即使在一些地方动员广大农会，目的也是进攻和夺取城市，希望以城市为中心，可以很快掀起革命高潮，夺取全国政权。在这样的战略架构下，自然没有根据地存在的必要。

论及根据地思想的产生，一般是以毛泽东提出罗霄山脉中段为起点。1929年9月1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将红军第四军的历史分作五段，其第一段从1928年4月至7月止。鉴于环境险恶，而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一带最为险要，周围约500里，“四军得此地势却可以休息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同日，陈毅又在关于朱毛红军党务概况的报告中，专门谈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为了整顿红军，须要一个根据地，为了执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游击战争，红军须要帮助地方斗争。”“江西宁冈为湘赣交界区域，距两省会皆远”，敌人不易“会剿”，红军则在附近八县工作，可以应付敌人。因而“主张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一个群众政权，训练庞大红军，发展各县群众斗争，向四周推进”。

1928年7月，因边界割据日益扩大，敌人进攻日益剧烈，红军损失至少1/3，于是党内出现两种对立意见，一派主张向外推进而不脱离根据地，一派主张不要死守根据地，流动游击。结果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去湘南后遭遇重大失败。由此可以对红军与根据地、与群众割据问题提供经验，“在有一团力量以上的红军，实在是须要一个根据地，来作收容伤病兵，修理枪械，有储辎重，短期休养地，办理各方面交通等事。若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在〔有〕许多实际问题实在不能解决。不过这个根据地的条件，不一定像井冈山那样天生险峻，主要的是有党及群众的组织，肃反的工作有了成效，兼有相当的地势就可以了。红军对于这个根据地不一定要死守，他的保存应该交给地方的群众，红军已不在此死守竖立大的目标，自然可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则这个根据〈地〉是可以作为永久的”。红军割据单靠武装力量，容易反复，群众割据可以持久。

陈毅的报告，在事情发生一年多以后，实际的进程较为复杂曲折。早在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讨论湖南省农协的策略时，就提出过“上山”与投入军队两条路，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同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农字第九号通告《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也指出农民武装在其他形式之下不能存在的话，“则可以‘上山’”。由于“上山”一度遭到“左”倾路线的批判，所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专门指出：“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及‘东北路线’是错了的（1932年）。”

1928年5月2日，在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及累次呈明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并多次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共中央。6月16日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要解决山上粮食、款项、医药等万难问题。

中共中央指示，朱毛所部的任务是在湘赣或湘粤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局面。如，占领赣南夺取吉安，但是如无胜利把握而且地理上不及赣西湘赣边界之可进可守，则“仍然是以选择你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为根据地为适宜”。湖南省委的两封来信前后意见不一，“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6月30日晚，经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这也是坚持之前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在宁冈建军事大本营的正确指示。宁冈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可守可退，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同决议并且申明：“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在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恰在此时，1928年7月9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议决案》中，关于“苏维埃区域中之党的任务”，首要一条就是“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只是中共中央并不真正了解根据地的意义，而是希望“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完全认识不到武装斗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幻想通过连续暴动建立新政权，并且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很快就能够底定天下，所以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组织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说，在迫在眉睫的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尚未解决之时，依照苏俄的模式先将如何建设政权规划妥当，而且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公开和正式的。

中共中央贯彻的国际路线，与割据地区实际领导者的亲身体验显然不相吻合。1928年10月5日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专门有“军事根据地问题”的内容，认为巩固大小五井及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是湘赣边界党的任务之一，“不但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军事根据地之一”。巩固的具体办法，一是修筑完备的工事，二是储备充足的粮食，三是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虽然有不能不响应国际路线之意，实际做法还是立足于具体实情。

毛泽东以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割据地区的发展及起伏，汇报了以他为书记的特委和陈毅为书记的军委所采取的正确政策。政策内容包括：坚决地与敌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失败的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统治势力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的规模；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加上边界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不尽一致，发展一度较为顺利。后来改取错误政策，割据地区动摇，几度凭借井冈山的最后根据地，才勉强渡过难关。由于割据地区不稳定，井冈山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十分重要，“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赤色割据，山险的军事根据地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在敌人统治稳定时期，没有根据地，则“赤色割据”很难长期存在。

由此可见，此时的根据地主要是指军事根据地，位于割据地区之中，除了井冈山这样的军事根据地，其他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各县都有，类似于后来的游击根据地，主要是应对割据地区不稳定的状态，希望通过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使割据区域趋于稳固。苏维埃割据的存在及发展，必须具备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相当力量的红军，有利于作战的地势，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项条件，这与后来建立根据地的要求大体相似。

不同的路线政策造成差异显著的不同结果，惨痛的教训换来深刻的认识。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克汀州后，决定“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且将闽西赣南区的公开割据，确立为前进的基础。4月5日，毛泽东以“红军第四军前委”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不赞成要求红军一味分散游击的意见，表示三年来红军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都不同。群众斗争的发展天天扩大，任何强敌奈何我不得。这样的游击战战术大要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犹如打网，开合自如，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由于蒋桂大战在即，“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

上述意向，一方面是局势变化出现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以积极态度响应中共中央的精神。因为此时中共中央不满红军第四军的斗争方式，反复要求朱毛离队。毛泽东致信湘赣边界特委，认为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其结果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他强调“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可以仍然是苏维埃，因为苏维埃已深入人心）”，也主张“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之所以有这样的反省，主要是中央心目中的游击战，是分散的四处游击，反对坚守根据地，一方面扩大反“围剿”，增加财政供应范围，一方面希望以游击促暴动，以暴动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以便夺取大中城市。相较于苏俄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后来走通了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毕竟收效较慢。直到抗战期间，伏罗希洛夫问王明何以中国内战持续10年还没有取得胜利，而苏联仅持续五年？王明答称，苏俄占领了中心城市，获得了工业，加快了胜利，中国仅占领农业地区，因此不能取胜。斯大林对此表示赞成。王明又说：“农民的游击战争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经常提请我们注意城市工作，注意工人运动和注意建立军事工业。”

斯大林式的看法，甚至在从事武装斗争的党员中也普遍存在。毛泽东虽然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认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忽视根据地的创建，是轻视农民和武装斗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必然反映。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所要纠正的党内错误思想之一，就是“流寇思想”。由于红军中游民占了很大的数量，且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使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在后来那封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说，中国统治阶级长期混战的怪事产生出另一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相伴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并特意注明“中国以外无此怪事”。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

毛泽东波浪式扩大红色区域的路线，与中共中央的意见相左。后者坚持认为，“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是全国革命进到更剧烈的争斗，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组织地方暴动是实现总路线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其前途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而最大障碍就是过去的游击观念，只攻打而不夺取城市，没有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心。所谓扩大红军的两大障碍即地方保守观念及株守游击战术，很明显是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道路的。中共中央明确报告共产国际：“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还致函红军第四军前委，要求改变路线。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策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直到长征胜利后，共产国际才事实上纠正了这一错误战略，承认不能以占据某些省的中心城市和省城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不过，中共中央在领会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方面显然存在偏差。1930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的中国问题议决案，对“中共的目前任务”作出更加详细明确的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也就是说，巩固苏区根据地正是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必备前提条件。

据此，中共中央立即改变策略，鉴于红军正从游击战争进到正式战争，“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这等于一定程度上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分别在于毛泽东主张依据实情，巩固和发展苏区，待条件和时机成熟后，再与敌人决战，而不是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局势的变化立即展开决战。

面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红军及苏区领导的意见，中共中央不得不承认，“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是对形势估量“模糊而不正确”的表现，对于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创造并且巩固红军，以确立最有保障的根据地，以及随着这个方针而必须执行的许多步骤和办法，“中央政治局直到最近才加以充分的注意。这个任务的执行，决不是‘割据偏安’的‘和平建设’”，“是要用更加巩固革命阵地的方法，使胜利的进攻得到多分的保证，这样去真正扩大苏维埃区域。——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现在不彻底的去准备苏维埃根据地，不加强和改造红军，不做政治上军事上更好的准备，而使单纯扩大战斗的政策束缚了自己——这是很有害的”。

尽管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路线开始重视根据地，但当时的领导层毕竟对如何建设根据地，建设什么样的根据地知之甚少。瞿秋白在为三中全会政治讨论作结论时就指出，目前党的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建立、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可是，大家讨论中的发言仍是没有注意。虽然大家讨论中可看得出进步是很大，但我不得不很严重指出这一缺点。大家讲话只偏重于他个人工作范围的一部分，而未将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问题加以注意，自然我也不是希望大家在讨论时说些空洞不实际的完全是些原则上的话。要知这一问题是可以很实际的来讨论”。而他所举的一个小例子，是如何征调广大妇女参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显而易见，对于如何动员全党尤其是干部来执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中共中央可以说几乎一无所知。由于中共中央领导层多数人长期在租界或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从未到过苏区，也未接触过红军，所以关于如何在当时的中国开展武装斗争，基本流于依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纸上谈兵。

二、 游击根据地与作战根据地

更大的隐忧是，中共中央对根据地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基础之上，幻想尽快取得全国性胜利，而不是将根据地作为长期艰苦斗争的有力依托。负责传达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周恩来在随后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报告时说：“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把苏区整个地联系起来，集中指导到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之下，集中红军，加强红军，在几个主要苏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而向外发展。另一方面，在敌人统治区域中，加紧中心城市的工作，加紧瓦解敌人武装力量的工作，造成中心城市总暴动的前提与苏区发展配合起来，以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在这里，首先就必须坚决地把开始进行国内战争的红军集中而巩固起来，使它发展成为真正能够担任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的任务，以建立争取全国革命总的胜利之必要的前提。”也就是说，红军要从游击战争转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这样的战略思考，根据地应当从保存力量，与敌周旋的游击战争支点，立即转变为夺取城市，与敌决战的后方依托。可以说，这完全是一条试图以农村与城市决战、以仍然弱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军正面对决的不切实际的盲动路线。红军与根据地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的相对优势丧失殆尽，变成完全意义上的以弱击强。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来，初期的根据地和游击战，其实是躲避、分散、保守、“上山”之举，要像朱毛下井冈山后，大规模行动，才有全国的政治意义。与毛泽东的游击战根据地相比，共产国际所说的根据地是“在作战上建立坚固的后方阵地”，也就是“作战根据地”。据称，共产国际对根据地的指示有四个条件：“一、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基础；二、能够很便利于红军改编训练的条件；三、有取得枪械的机会，如邻近敌人的军事区或军库与武器输运等；四、有很大发展的前途，即是进而可取得大的工业政治中心的城市。”不仅如此，对于上述条件，“一定要反对机会主义者将此作为割据保守观念的解释”。具体而言，除广西外的六大苏区要联系起来，一致以武汉为中心目标发展。各区要向所在省份的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发展，要有巩固的后方。为此，各区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隶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便于集中统一指挥。显然，这是要将红军正规化，并摆开与强敌正面作战的方式与反动统治展开决战，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势。

这样的战略思维，与之前毛泽东提出的闽西赣南一大区域为范围公开割据，并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成为坚固的前进基础看似相近，实则迥异。毛泽东的主张是波浪式推进的体现，而且带有尝试响应中共中央精神的意味，并非立即与国民党全面决战。可是接下来中国的革命战争，都是在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路线的战略架构下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各苏区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并且将运动战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连续取得反“围剿”军事斗争的胜利，可是仍然无法弥补这一战略架构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其一，毛泽东红色割据的根据地，建立在军阀混战以及各省交界处为统治薄弱地区的设定之上，一旦连成大片，反而成为各省军阀共同的心腹之患。

其二，红军在游击战中虽然生存下来，并取得较大发展，可是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较正规化还有很大差距。短期内获得补充改善的可能性也不大。只能在战斗中取资于敌，边打边提高。幸而红军指战员政治觉悟高，又摸索出相应的高妙战略战术，才能屡破强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没有达到平衡甚至逆转前，红军和苏区所面临的战略压力势必越来越大。如果无法通过反“围剿”的不断胜利来实现力量平衡及改变，过早地公开暴露决战的战略意图，绝非明智的选择。

其三，游击根据地因所在区域偏僻落后，经济不发达，财政和物质都难以支撑数量庞大的正规化红军部队。打土豪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时代手段，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红军以及政府机构的需求。

其四，中央苏区距离武汉和江浙沪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太近，小范围的苏区产生的压力不大，大范围的公开对立形同于其卧榻之侧，国民党必欲去之而后快，不惜连续发动“围剿”，而且频率越来越密，投入的力量也越来越大。

其五，根据地的形成与大革命有内在的联系，主要分布于南方各省，北方则除陕甘边界外，几乎没有产生。或以为是北方社会及政治格局不适于红色割据，实则客观条件之外，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等主观条件起决定性作用。苏区几乎集中在南方，无法最大化地分散牵制敌人的力量。

其六，各苏区之间的相互配合，一定程度上使得敌人分心四顾，但也导致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断裂，其他各个环节也很难自保。尤其是中央苏区的成败，成为其中的关键一环。

最后，随着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和日趋稳定，军阀间混战的频率下降，而联手进攻红军和苏区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强，利用敌方空隙打破“围剿”的难度也相应增加。

周恩来在对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讨论作结论时表示，红军的一切具体问题应归到专门委员会讨论，再由中共中央核定；有些条文的规定还须付诸苏区讨论试行，才能最后决定。他指出：之前的红军会议虽然有了很大的成功，但一大缺点就是忽视了巩固根据地的原则。并再次强调：共产国际指出根据地要向城市发展，绝不是自寻死路，而是要从现有基础上向城市发展；向城市发展，正是巩固后方的意义。“苏维埃区域的发展，要有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前途，即是现在的布置不仅限制在现有基础上，而要包括到长江下游，包括到黄河流域”。

共产国际的根据地新路线与中共创建各根据地的既有路线之间的联系及分别，在中央关于三中全会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的通告中进一步得到明确：

三全扩大会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在苏维埃区域里的中心问题首先是建立一两个以上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为要使苏维埃区域巩固的发展，有阵地的向外扩大，有后方的向前进攻，组织已经局部开始的革命战争，党必须注意在现在已占胜利的苏维埃区域里建立一两个以上的军事根据地。在这里，要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要将所有的农村基本群众武装起来，要肃清一切残留的反动势力，要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要加强党在这一区域里的领导能力，使敌人一切清乡围剿的计划完全失掉它的作用。这一根据地的解释，要绝对反对“割据偏安”“和平保守”的观念利用它来发展。相反的，我们要从这些根据地的配合与联系上发展与扩大上，来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一形势在目前湘鄂赣三省是最有这一可能的。

将原来的根据地斥为割据偏安，意在证明进攻性作战根据地的正确。六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文件反复强调这一分际。所选定的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的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加上环绕它的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以及次一级重要的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最弱的广西苏维埃则要向湘南发展，以打通该区域。上述六个区域，或大致已经具备根据地的条件，要巩固地建立起来，如湘鄂赣及赣西南的中央区，或只具有前提，要用大力量快速发展，如湘鄂边。

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一般条件是发动农村基本群众，重分土地；肃清苏区内反动势力；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红军中的“铁军”，发展武装力量，集中和统一指挥。其中第五项条件则是强调“必须要反对‘偏安割据’‘和平保守’躲避上山等观念，必须要反对‘划疆自守’不向外发展的自杀政策，尤其要反对‘兜圈子式’‘游击式’的发展计划”。

至于怎样才能巩固各苏区根据地而向外发展，首先是注意各苏区的联系配合与一致行动，而联系的主要途径，就是沿江及铁路公路的交通线，使各苏区打成一片。为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要在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意义上，完全占领苏区内部的一切城市。不再允许敌人凭借交通要道一无阻碍的直达苏区的内部城市，长期维持其统治，并组织和指挥地主反动武装向苏维埃乡村四处游击。“巩固是开始的革命国内战争必须具有的前提，我们必须打破游〈击〉主义的定论”。

将湘鄂赣三省作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区域，中央苏区确定的发展方向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并联系到京汉、粤汉、株萍、南浔各铁路线及长江中下游的发展。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总方针是向外四面发展，以进攻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威逼敌人退回中心城市防御，以保障苏区根据地的巩固。中共中央总结过去的教训，认为“军事上最重要缺点便在没有伟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指挥不集中，行动不一致。尤其是要“执行压迫敌人的进攻战略。我们决不能等待，等待便是让敌人取得优势。我们决不能退守，退守只是死路一条。我们更不能孤守一地，孤守是给敌人造成包围的机会。我们更不能再作兜圈子式的游击，兜圈子式的游击将使我们没有后防，没有阵地，以至丧失一切根据地”。因此，苏区红军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也就是“一切分散政策、上山主义、兜圈子式的逃跑观念”。

这样的决策从战略上显然是不正确的，过早将仍然弱小的红军整体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使得后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千方百计扼杀红军和苏区。以集中红军连片苏区发起总决战，其实是过去到处暴动夺取城市迅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左”倾思想的延续与变形。在这样错误的战略决策下，红军指战员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灵活战法，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从游击战转为运动战，连续取得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格局。敌人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办法，使得红军和苏区的生存日渐困难。整体而言，“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节奏，红军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通过反“围剿”的胜利可以暂时和局部缓解不利态势，却很难根本改变被动状况。中共中央那些热情洋溢的文件，与各苏区苦战不休的情形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

当时仍在中共领导岗位的瞿秋白撰文讨论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断言中国革命形势正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红军战争的主要区域，已经进到规模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战争，苏区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战争，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对抗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中共最主要的斗争任务，就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城市暴动和苏区战争，达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攻占长沙坚持10天的苏维埃，意味着革命势力的高涨，已经要在一个工商业行政中心树立苏维埃的旗帜，来综合全国的革命运动，促进新的革命爆发。长沙一战的教训之一，是红军没有巩固的后方和苏维埃根据地。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坚决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巩固革命后方，认真组织已经开始的革命战争，有计划、有系统、集中的、巩固的向前发展，扩大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基础。

在瞿秋白看来，“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组织革命战争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保障军事指挥的集中和统一，使工农红军的各部队以及群众的武装力量能够互相配合着行动起来。”如此，红军可以避免无后方作战，保障供给，强化政治影响和指导，更加迅速转变到革命总进攻的形势。其开始不一定就是占领大工业的政治中心城市，其发展却必须有进而取得工业行政中心的方针。“无产阶级和中心城市是中国革命之中决定胜负的力量”，农民战争得不到城市无产阶级胜利的暴动的领导，只能长期停顿在零星散乱的革命进攻阶段，即使能够开辟革命总进攻的局面，也不能最终完成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统治的总袭击。也就是说，苏区根据地只是夺取工业中心城市的保障而已。这与毛泽东等人的根据地思想，无疑有着巨大差异。

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基本是在发动总进攻的战略思维下，呼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只是迫于强敌不断“围剿”，不得不将保卫与巩固苏区置于优先地位。有时甚至会从保存红军实力的角度考虑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

王明编写了《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小册子，即后来有名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其中也在批判“立三路线”的旗号下谈了革命根据地问题。他认为：“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李立三等不懂得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可以统一和集中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可以建立起强固的红军与强固的军事后方根据地，始终认为这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与“地方观念”，将巩固与扩大胜利完全割裂对立起来，不懂得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正是真正准备发展和实行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必需手段，使得许多苏维埃政权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直到1930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如果说“立三路线”的错误在于根本无视根据地，那么共产国际路线则是作为决战的保障来重视根据地。

错误的战略之下，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非但未能使苏区成为总进攻的坚强后盾和有力保障，反而陷入对于苏区单纯防御的消极被动状态，最终主力红军不得不离开本来是作为总决战进攻依托的中央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从军事路线上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路线，认为“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由于各种原因，遵义会议没有触及之前党的“左”倾政治路线的问题，前四次反“围剿”取得的巨大胜利，并没有根本改变1930年以来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错误战略，只是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错误暴露的时间。以总决战或总进攻为目的的根据地建设，不可能让红军守住苏维埃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直到取得全国胜利。如果不彻底抛弃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策，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进而恢复老苏区，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的期望，仍然难以实现。

直到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所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第五次反“围剿”丧失江西中央根据地为“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才指出单纯防御的右倾观点，“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只是这样的军事冒险主义，早在1930年就已经确定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路线之中。为此，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共中央都要负相当的责任。

三、 黑了南方有北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长征胜利，各路红军先后抵达陕北，这里是北方唯一的一块苏区，也是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中共中央早在1932年已知陕甘边苏区的存在，并且多次发出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决定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开始计划是在川陕甘，后来则改到陕北。吃尽了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苦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不断尝试开辟新的根据地，都因为条件限制未能如愿以偿。四渡赤水起初只是陷入绝境的灵活机动，而非算无遗策的胸有成竹，能够将队伍带出绝境化险为夷，固然是神来之笔，不陷入险状环生的绝境，才是战略上的高明。如果领导者是毛泽东，红军和中共中央绝不至于走到绝处逢生的境地。

与四方面军会合使得红军力量大增，中共中央认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集〔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

这一次中共中央深切体验到根据地的本来意义及其重要性。虽然策略性地仍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军事路线错误，但放弃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意味着完全改变1930年以来的战略。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又将战略方针调整为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要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创建西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最终落实到以陕北为中心的陕甘边一带，这里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随后，第二与第四方面军在南方难以支撑，不得不相继北上，汇聚西北。直罗战役的胜利为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毛泽东称这里是“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反日已经提到前面。不过，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主要还是针对国民党的统治，以反蒋为主导，是苏维埃运动的组成部分，多少带有一些与国民党决战的色彩。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认为，日本侵华导致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决定采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开展反蒋抗日运动，并率先提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以“打通苏联”为中心，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推进政策回到毛泽东倡导的波浪式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扩大与深入同步进行，反对冒进。而在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苏区与红军抗日根据地已经是同义表述，所以发展苏区就是扩大抗日根据地，而进攻苏区就是破坏抗日根据地。后来更提出“猛烈扩大抗日根据地，变名存实亡的华北五省为抗日根据地”的口号。

随着中共改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并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实上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适应形势的变化，“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确定并坚持挺进华北的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要造成华北尤其是山西全省的抗日根据地，“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为此，毛泽东明确电示彭德怀：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过去国内战争以运动战为主，尽管红军有过早从游击战进入正规战之嫌，好在毛泽东等指挥者创造出机动灵活的新战法，又有苏区的保障与支撑，可以不断击败数量、装备、训练大幅度占优的来犯之敌。而八路军兵力有限，如果不能及时开辟并且巩固根据地，转而以分散的正规军开展游击战，用不了多久就会在运动战中消耗殆尽，从而导致战略上的彻底失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游击根据地，总体而言主要存在于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以及此后的不稳定游击区域，之后中央苏区等连片区域转而以正规战为主，游击战为辅，根据地的性质相应地变成进攻的根据地。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以国民党军为主的正面战场应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以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战场，则应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尤其是在战争的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具有战略主导地位，与之配合的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大为提升。根据地的有无和大小强弱，直接关系着敌后游击战的胜负成败。

为此，各区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刘少奇论及华北开展游击战的条件，优点之一，就是有广大山地和乡村，作为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而游击队要战胜敌人，除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外，必须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里建立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华北各省的边区、山地和乡村，日军不能经常武装占领，应在这些区域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

根据地最重要的建设内容，就是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由于这些地区存在着原有的政府，或是变成汉奸政府，所以要打倒汉奸政府，把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改造成人民的抗日政府。抗日政府实行民主制度，既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同时又是地方自治政府，有权在区域内颁布实行地方性法律和命令。建设好抗日政府并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就能够将该区域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游击队后勤保障的可靠后方，甚至是诱敌深入的作战地。后来刘少奇又将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华北和全国抗战的必备条件，并以晋察冀边区为典范，从政治、军事、群众、地形（平原也可以）以及全国坚持抗战等方面阐述了建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的必备条件以及具体做法。敌后根据地不仅可以建立和长期坚持，而且有胜利前途。刘少奇提出，要使抗日根据地成为全中国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为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就是为建立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斗争。

游击根据地主要形成于广大乡村。毛泽东强调，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就必须“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多数处于偏远山区，周恩来提出：“晋冀察边的广大发展，将是我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随着八路军陆续开赴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又提出在平原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之前虽然事实上也是农村包围城市，可是由于政治决策不当，导致过早进入夺取中心城市的决战时期。全面、完整和彻底体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并且广泛取得显著成效的，还是抗战时期相持阶段的游击战以及相应的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的战略考量开始并不限于北方地区，武汉保卫战前，他设想国民党如果能够独力守住武汉，蒋介石不会让中共插足鄂豫皖，如果不然，容许插足的可能性就存在。万一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不守，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边区、陕甘、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六处，“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一个位于鄂豫皖，一个位于鄂豫陕，一个位于陕甘，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这是因为“平汉以西的内线地区虽广大，但仅有汾水、渭水、汉水三流域较富庶，而汾渭两流域都是敌所必争的。要使三个师都有广大发展前途，在战争中起重要制敌作用，并影响全国，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这样的设想随着战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总体而言，仍是南北呼应，相互支撑。

毛泽东还从军事理论的高度，详细阐述了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长文中，专辟一节来谈根据地的建立。他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与发展自己、消灭与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与战争目的就失掉了执行的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游击战争不是没有根据地能够长期地生存与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历史上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无一成功，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根据地建立方针的前提。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山地建立根据地有地利优势，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和重要堡垒。平地相对差些，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平原游击根据地又首当其冲，能否长期支持，有待证明，但是临时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已经证明或可能。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河湖港汊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大于平原次于山地，红军时代有支持数年之久的洪湖游击战，抗日战争的战略计划应及时补足这一缺陷。

敌后游击战争的游击区与根据地有区别，要通过将游击区转化为完全占领的根据地来发展根据地，或是将临时根据地的游击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有许多地区将长期处于游击区状态。整个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任务和领导者的责任，就是极力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缩小敌占区，防止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占区。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第一条是武装部队问题。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或虽有而无力量，一切都无从说起。从事游击战的领导者必须用全副精力组建游击部队，并逐渐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第二条是战胜敌人，第三条是发动民众抗战，组建抗日政权。三条具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此外，地理条件和经济政策也很重要。

根据地要一方面向四周发展，一方面巩固自身。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进可攻、退可守。根据地与敌占区均形成双重包围或反包围，作战好似“吃子”，敌据点和我根据地好似“做眼”，表示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发展敌后游击战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全国军事当局和各地游击战领导者都要作为战略任务执行。游击战的指挥原则，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也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为此，游击根据地的军事组织依次为军区→军分区→县→区，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

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将游击战争从战役战斗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又将游击根据地的政府机构与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地方游击队等各个层级相关联，使得武装力量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巩固高度联系在一起。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从政治路线的高度论述了根据地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论证了根据地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战略支撑作用。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认为，中国革命迟迟不能获胜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占据大城市和工业区，单靠农村地区，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长期主张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根源。毛泽东总结以往武装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面对抗战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现实需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异常强大，因此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必须是武装斗争。由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同盟军长期占据中心城市，革命队伍为了积蓄锻炼自己，避免在力量不够时和强大的敌人一决胜负，“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土地广大，有回旋余地，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充满矛盾，革命主力军农民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为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这一系统论述，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共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使得武装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逐步走上胜利的坦途。

在武汉保卫战结束前夕，中共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坚持长期持久抗战，以相持阶段为战争的枢纽，全民族当前的第四项重要任务，就是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创立和巩固众多根据地，缩小敌占区，配合主力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将来实行反攻。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对皖东方面发出指示：“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

其他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张闻天主要从党的组织的角度，认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在于：持久战的战略支点，民主共和国的下层建筑与雏形，抗日军补给的后方，组织、武装与教育广大民众的自由场所，大批干部的出产地，巩固人民抗日的信心。建立的必要条件包括：各党派首先是国共两党的巩固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政府、军队与民众间团结一致；开始实施三民主义共同纲领；一定的有利的地理地形及敌情。并分别列举了不同类型创立方法的注意事项。

王稼祥将战时中国分为敌后方（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我后方两大区域。他在肯定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根据地重要性的前提下，回应了敌后游击战能否支持，以及抗日根据地能否生存与巩固的质疑。他指出，敌后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包括侵略者孤立，抗日的社会基础广大以及各地游击战相互配合，与我后方的正规战配合，不利因素包括装备较差，素质不佳，补给困难等。他认为，应发挥游击战、全民抗战等优势，重新规划军政区域，统一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军政党民各机关协调配合，整顿强化正规军与游击队，合理使用民力，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争取胜利。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的报告，概括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他着重讨论了根据地建立的方法：其一，坚决创建，决不退出；其二，不断消耗敌人，壮大自己。依据各根据地抗日战斗的实践，周恩来在原来游击战的16字方针基础上又增加了“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4句16字。

晋察冀边区被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仅一年时间内，在被敌人包围封锁的客观条件恶劣的区域中建立的，跨越3省72县，拥有10万平方公里和1200余万人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为此，主持其事的聂荣臻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了总结报告，把原因归结于高举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紧握统一战线的武器，在上级统一领导下，各级干部发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军政民高度亲密合作，民众热烈帮助，正确运用游击战术，发挥自己的一切长处，攻敌弱点。他指出，虽然该地区的交通、经济等环境条件不如华中、华南及其他地区，但只要主观努力、政策对头、战术得当，“在敌后沦陷区域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并使之在不断斗争中扩大巩固，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使敌人遭遇更残酷而又长期的全面抗战，准备我全国主力在第三阶段的大反攻而获得最后胜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一可能更要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了”。

全面指挥八路军作战的彭德怀，鉴于敌后尤其是华北将来是决定最后胜负的重要战场，而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的争夺将大幅度加剧，作为游击的基本根据地的山地也会成为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没有敌后的坚持，就没有全国的相持阶段，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如何巩固敌后根据地的问题。敌后战场一方面与主力战场配合，构成停止敌人正面进攻，造成全国战局转入相持阶段的重大因素；一方面要继续长期坚持，以至最后与主力配合，构成渡过相持阶段争取反攻胜利的重要条件，也就是有力地打击妥协投降派阴谋破坏的重要条件之一。敌后战场较其他战场更为长期和艰苦，战事更为紧张和剧烈，要渡过这一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时期，绝非仅仅凭借军事力量所能见效，“其中心一环，首在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只有巩固根据地，树立强固的后方，才能支持敌后长期持久抗战，并使敌人无法向全国无限度地进攻，造成全国抗战的相持局面。“巩固根据地是坚持敌后抗战的最基本任务，也是争取全国战局得到转机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在反围攻、反“扫荡”的连续战斗中不断巩固根据地。

巩固根据地的基本任务至少包括：1.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巩固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只有统一战线得到巩固，根据地才能巩固。2.实现民权主义，改善行政机构。3.武装民众，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4.发展生产合作事业。5.加紧锄奸工作。6.严整部队纪律，提高战斗力。

朱德也电示八路军将领尽一切努力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尤其要注意努力确切深入群众和建立群众武装及地方游击队。

中。该阶段最容易发生盲动主义。第二个时期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游击队发展到主力兵团，游击战退居次要附属地位，“一切服从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为最可代表其精神的两大标语。该阶段容易发生取消主义。第三个时期是中央苏区突围后南方各地游击战，斗争环境空前艰苦，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只能坚守阵地保持力量，难以发展。但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战术创获超出前两个时期。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与游击战术综合运用，发现游击战争应依靠群众作基础和游击战术应更多带群众性质的真理。证明在中国，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就不可消灭。但最容易发生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第四个时期即抗日游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