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海港，应该始于钱镠的建设。据《旧五代史•钱镠传》：
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庀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钱镠在位期间，筑造了捍海石塘，并削平钱塘江中的罗刹石，使在钱塘江口航行变得更为安全。此外，具有灯塔功能的六和塔也在吴越时期建成。吴越国没有设立市舶司，而是设立了与市舶司功能类似的博易务，以管理海外贸易。而从宋初的史料，也可以看出杭州与外界的海上联系。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市舶司》云：
〔至道元年（995）〕四月，令金部员外郎王澣与内侍杨守斌往两淛相度海舶路。（中略）九月，王澣等使还，帝谕以“言事者称海商多由私路经贩，可令禁之”。澣等言：“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以鱼干为货。其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物货既丰，收税复数倍。若设法禁小商，则大商亦不行矣。”从之。
至道元年，离吴越纳土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已经过去17年，以杭州为驻地的两浙市舶司也早已成立，在这一年的四月，宋太宗命王澣与杨守斌二人到两浙考察这里的海路情况。王澣等人回来报告称，两浙地区的渔民经常走私下的航路贩卖鱼干等物；苏杭地区的大商人可以直接从当地走海路到达淮、楚一带，在收获利润的同时，也给朝廷增加了丰富的税收。这和笔者上引的“浮商大舶往来聚散乎其中”等描述相符。
又如《梦粱录》云：
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鲞腊等货，亦上潬通于江、浙。
到了南宋时期，浙东的府州依然向杭州提供海产品，而且上引文明确指出，运输路线为“上潬”，即由海路，经过杭州湾的沙潬，从钱塘江口溯流而上。《马可•波罗行记》也描述道：“每天都有大量的鱼被从距河流25哩的海洋中运至此处。”即临安城中。这也体现了杭州和周围地区密切的海上往来。
当然，正如上引文王澣等人所言的那样，大商人的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更加突出。王勇、郭万平撰有专著讨论南宋时期临安对外交流，其中回顾了两浙地区从历史时期以来的对外交流史，不过没有讨论杭州作为一个海港的情况。据《宋史•食货志》云：
〔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在前述广场的后面，有一条与上述街道平行的非常宽阔的运河，在这条运河的近岸，有许多石砌的大房子，所有来自印度（Indie）和其它地方的商人都在这里存放他们的货物和商品，他们靠近广场，可以便利地到达。（中略）那里既不产葡萄也不产葡萄酒，但是优质的干葡萄被从其它地方带到此处，葡萄酒也是如此，居民们对其不以为意，他们习惯于饮用米和香料制成的酒。（R）
以上材料表明，杭州与外国商人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印度洋到来的商人，也在杭州拥有存货的仓库。而由于香料的广泛存在，甚至被用于制酒。当然，《马可•波罗行记》展现的是元朝初年的杭州城，杭州和外国商人的紧密联系要开始得更早。陈寅恪曾利用杜甫《解闷》、范摅《云溪友议》指出：“西陵为杭越运河之要点，桐庐则转海乘舟之步头，皆唐代商胡由海上经钱塘江出入内地之孔道。”可见，早在唐代，杭州就多有外国商人往来。
关于杭州到泉州，再出洋航行的基本情况，可以见《梦粱录》的叙述：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此网鱼买卖，亦有名“三板船”。不论此等船，且论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恠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屡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
这里的“浙江”自然还是指钱塘江。“可载五六百人”的商船可以从钱塘江入海，依据指南针的指引，一直到达泉州，再进入南海。作者吴自牧还指明，他听到了许多来自“大商贾人”的描述。不过《梦粱录》的记载可能较为夸张。由于钱塘江口沙潬的影响，从钱塘江口出发的船舶应该更类似于在内河航行的平底船，而这样的船舶难以在深海航行。因此，应该正如谢和耐所解读的那样：“海船扬起由草席或深色帆布制成的风帆，鱼舟和运输船有的停泊岸边，有的驶入内河，此处的河宽在1—2英里之间。可是远洋的大船不大到杭州来，因为浙江河口被一些沙洲阻塞了。一般常见的都是一些较小的船只。”由此可见，我们不能高估杭州作为一个海港的优越性。而这也正是杭州附近的澉浦港得以崛起的客观条件，那将在最后讨论。
杭州海港的位置在哪里?目前的考古工作并未揭示其确切位置。吴振华认为，在唐朝和吴越国时代，位于“钱塘江北岸柳浦”的樟林桁，即“用木头作桩，挑出江中、上铺木板的木结构浮桥式码头，专供吃水较深的大海舶停靠。这是杭州湾记载最早的码头设施”；而钱塘江沿岸六和塔下面的龙山古渡，“为唐末五代杭州港的重要海港港渡之一”；宋时“海港先是位于城南钱塘江滨，后来一度改在候潮门外的运河旁(即市舶司所在地)和盐桥大河北端的泛洋湖附近(即市舶新务所在地)，最终还是移到钱塘江边”。
吴振华对宋时市舶司和市舶新务所在地的定位，出自宋代三部《临安志》的记载。据《(咸淳)临安志》：
市舶务：在保安门，海商之自外舶至京者，受其券而考验之。又有新务，在梅家桥之北，以受舶纲。
《(乾道)临安志》更确切地将市舶务的地点标志在“保安门外诸家桥之东”。《梦粱录》卷九也指出：“市舶务在保安门外瓶场河下。”关于杭州市舶新务的位置，《(淳祐)临安志》云：
市舶务：旧在保安门外。淳祐八年(1248)，拨归户部，于浙江清水闸河岸，新建牌曰“行在市舶务”。
为什么会出现新、旧两个市舶司的地址?这涉及到杭州市舶司的存废问题。按照曹家齐先生的考证：
由于杭州成为重要之港口，北宋政府于端拱二年(989)就在杭州设置市舶司，而且是两浙路第一个市舶司。淳化时曾一度移司明州定海，但次年又复于杭州置司。杭州设置市舶司，反映出其作为港口地位之重要。但杭州成为行都，出于对金战争防务方面之考虑，海外商舶来杭受到限制，对外贸易大不如以前。绍熙元年(1190)，杭州市舶机构被撤废，其作为对外贸易港之地位，就此消失。
其中，端拱二年设司说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因为这一说法应该来自《宋会要辑稿·职官·市舶司》：
端拱二年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
端拱二年宋太宗下诏，要求所有到海外贸易的宋朝商人，都需要在位于杭州的两浙市舶司那里取得官方凭证，否则按违法处理。此举体现了宋廷严格控制国人出洋的目标。但所有的海商都需到杭州领取官凭，这实际给予杭州的特许权，对杭州当地的海上贸易发展，当有所帮助。不过，端拱二年的诏书，并不能说明两浙市舶司在此年设立，可能时间还要更早。关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以前杭州以及两浙地区市舶机构的演变情况，《(宝庆)四明志》有很好的概括，这应该也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史料：
汉扬州、交州之域，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唐有市舶使总其征，皇朝因之，置务于浙、于闽、于广。浙务初置杭州，淳化元年(990)徙明州，六年复故。咸平二年(999)杭、明二州各置务。其后又增置于秀州、温州、江阴军，在浙者凡五务。光宗皇帝嗣服之初(1190)，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1195)，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初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既而知州领使，如劝农制，通判兼监，而罢判官之名。元丰三年(1080)，令转运兼提举。大观元年(1107)，专置提举官。三年(1109)，罢之，领以常平司，而通判主管焉。政和三年(1113)，再置提举。建炎元年(1127)，再罢，归之于转运使。二年(1128)，复置。乾道三年(1167)，乃竟罢之，而委知通知县监官同行检视，转运司提督。宝庆三年(1227)，尚书胡榘守郡，捐币以属通判。蔡范重建市舶务，并置厅事于郡东南之戚家桥。
按此记载，再结合上引《(淳祐)临安志》，以及曹先生的考证，杭州市舶司的存废时间如下表所示：
按照上表可知，位于杭州的市舶司，被移走1次，时间为5年；被撤销1次，时间为58年，则存在的时间总计不应少于224年。进入元代，杭州市舶司依然被保留了一段时间。据《元典章·户部·市舶》云：
凭所赍文遣数目，依例收税，验至元二十九年杭州市舶司实抽办物货价钱，于杭州商税务课额上依数添加，作额恢办。将杭州市舶司革罢，将元管钱帛等物，行泉府司明白交收为主。为此，于至元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奏过事内一件：“江南地面里，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七处市舶司有。这市舶司里要抽分呵，粗货十五分中要一分，细货十分中要一分有。泉州市舶司里这般抽分了的后头，又三十分里官要一分税来。然后不拣那地面里卖去呵，又要税有。其余市舶司里，以泉州一般三十分要一分税的无有。如今其余市舶司依泉州的体例里要者。温州的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务里的，怎生?商量来。”奏呵，“那般者。”圣旨了也。
按照此记载，到了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杭州市舶司才被并入杭州税务司，其原来保管的钱物，也被转移到泉州。这应该是杭州作为政治首都的功能消失后，其海外贸易的价值下降所致的。
让我们再回到杭州市舶司的位置问题上来。旧的杭州市舶务位于保安门外朱家桥之东，新的位于浙江清水闸河岸。据《(咸淳)临安志》云：
城外：运河南自浙江跨浦桥，北自浑水闸、萧公桥、清水闸、众惠桥、椤木桥、朱家桥，转西，由保安闸至保安水门入城。(原注：土人呼城河曰“贴沙河”，一名“里沙河”)。
其中，“朱家桥”当为《(乾道)临安志》所言之“诸家桥”。由上引文可见，新旧的市舶务衙署都位于城外运河的沿岸，旧址更靠近保安门，后者更靠近钱塘江。据杜正贤考证，保安门原称小堰门，位于临安城东墙的南部，有旱门和水门：
南宋初，增筑临安外城，对小堰门重新予以修葺，改名为保安门。保安门的位置十分重要，南宋时期，主管商贸的机构就设置在这里。由于往来人数众多，且舟车不息，因此保安门旁建有“小堰门瓦子”。(中略)保安门是一座旱门，“造楼阁”，原来门内不通水路，后为解决城外运河从门南端流入城内的问题，在保安门南端修建了水门，名为保安水门。从此，城外东南部的河流经保安水门入城。
由此可见，来自海上的舶商应当从钱塘江进入城外运河，然后在市舶司处接受检查，之后货物可以沿运河经保安水门进入城内。这印证了马可·波罗所叙述的，来自印度的商人在运河沿岸的房屋中存储货物的说法。
上引(宝庆)《四明志》提到，“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这说明了澉浦与杭州市舶司的密切联系。吴振华即指出澉浦是杭州的“外港”。澉浦位于今天的浙江省嘉兴市(宋代为秀州、嘉兴军)海盐县，是在宋代因盐业和海外贸易而兴起的市镇。《马可·波罗行记》记载了澉浦作为海港的繁华：
再者，我使你知道，在距行在(P)城二十五哩的东北和东方之间，就是印度(FB)(Indie)海洋，海边(P)是一座叫做澉浦(Gampu)的城市，那儿是一处非常优良的港口，所有(R)装载着大量各类(FA)高价货物的巨大船只，极大数量地(P)从印度和其他境外(FA)地区往(FA)来至此，增加了这座城市的价值(FA)。从此行在(R)城到港口是一条大河，河于此入海而形成港口(R)，船只能通过此河上溯到达此城；行在的船只装载着货物，整天(R)随其所愿地(FB)上行或下行，在这里向其他船只上装载货物，这些船只驶向印度和契丹( Catai)的不同地区(R)。这条河流也流经比此城更远的其他地区和城市(FB)。
马可·波罗的叙述，得到了宋代地方志的证实。目前我们可以见到宋代后期完成的《澉水志》。按照陈林飞的介绍：“从宋绍定三年(1230)开始著述，历时26年之久，直到宋宝祐四年(1256)，《澉水志》才最终完成。”此书保存了宋代澉浦的重要信息。据《澉水志》云：
市舶场在镇东海岸。淳祐六年，创市舶官；十年，置场。
这应该是淳祐年间复建市舶场的情况。关于澉浦与外界的水路联系，此书也有记载：
海在镇东五里，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许浦；中有苏州；洋远彻化外。西南一潮至浙江，名曰上潭。自浙江一潮归泊黄湾，又一潮到镇岸，名曰下潭。东北十二里名曰白塔潭，可泊舟帆，亦险要处。虽在澉浦、金山两军之间，相去隔远。
“潭”当作“潬”，即上文所言的沙潬。“潮”在这里为航海计程单位。按照何沛东的研究：“潮汐‘自涨而落或自落而涨’称为‘一潮’，古人以两地航道沿途潮汐相继发生的次数(或需要候潮的次数)表现航程的远近”，“以‘潮’计程是以时间约计航程的一个形式，是古代航海从以时间计程向以里数计程发展的一个过渡形式”。杭州湾海域为半日潮，一日夜会有两次潮起潮落，所以从澉浦到钱塘江口，约需要半天时间；回程需一日夜。因此，海商从澉浦到钱塘江口，沿临安的城外运河，接受市舶司检查，再经保安水门进入城内，是较为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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