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戊辰年（1808）重修《余杭县志》（以下简称嘉庆志）卷2《建置》写道：

禹杭者，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因以为名。司马彪《郡国志》

“司马彪《郡国志》”六个字是嘉庆余杭县志的注文，说明这是大禹说的原始依据。原文“禹杭者”云云，则是直截了当将“禹杭”与“余杭”等同起来，“禹”和“余”在这里变成了想当然的谐音通假字，而“舍舟航”的“航”字也隐含着“航”与“杭”字通假，就是说，光从字面上就可将“禹航”理解为“余杭”，从而加深人们对于余杭地名来自大禹舍航登陆的印象。那么所谓“司马彪《郡国志》”这个出典究竟是否可靠呢？

司马彪是西晋人（？-306），《郡国志》是他《续汉书》里的八种志书之一。因范晔所撰《后汉书》无志，南朝萧梁时刘昭给《后汉书》作注便将司马彪各志析为30卷补入，虽为附骥，却弥补了《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司马彪《郡国志》在《后汉书》30卷志书中的次第是第19卷至第23卷，占有5卷篇幅，《嘉庆志》引述“禹杭”之说，又注明出自“司马彪《郡国志》”，当即指此。但今考清王先谦（1842-1917）《后汉书集解》本30卷志书部分的第22卷，即《郡国志》扬州卷中的吴郡“余杭”条下，却并无此句。钱林书先生《续汉书郡国志汇释》所依据的是中华书局廿四史标点本，在同一条目下，也没有征引到此说。这就表明，今传本《后汉书》所补入的司马彪《郡国志》和学者们所能搜集到的异说里，其实都没有《嘉庆志》所提到的这一条记载。那么《嘉庆志》的原始依据究竟从何而来呢？

这里选录几种极具权威的称余杭之名成因于大禹的志书一种类书：

1.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6《疆域一》对杭州包括余杭在内的建置沿革作了一些考证，其相关一节，作如下交代：

《郡国志》《寰宇记》《皇朝郡县志》皆云，杭因禹得名。且谓山顶有石穴，相传禹维舟处。又谓本禹杭，俗讹禹为余。

2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开刻然后陆续成书的祝穆《方舆胜览》卷1《浙西路临安府》云:

余杭，《寰宇记》:夏禹舍舟航登陆于此，因名。

3南宋乾道五年（1609）周淙《乾道临安志》卷2《历代沿革》云

《太平寰宇记》: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于此，乃名余杭。

4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3《江南东道五》云

《郡国志》云：夏禹东去，舍舟船登陆于此，乃以为名。

5.类书，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70《江南道上·杭州》云

《郡国志》曰:夏禹东去，舍航登陆于此，乃以为名。

这几种两宋文献虽然字句略异，但大意相同，都认为“杭因禹得名”。1、2、3三种又都把乐史撰著的《太平寰宇记》（1、2简称为《寰宇记》）当作大禹说的主要来源，而乐史本人则和《太平御览》的编者李昉等人一致，将《郡国志》作为此说之源。

于是可知，《郡国志》是大禹说的终极源头。

因此，余杭嘉庆志的引述也应该和上列诸书一样，是有其源流依据的。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余杭之有县志，据嘉庆志张吉安《序》，开始于北宋祥符年间（1008-1016），比太平兴国稍晚二十多年，也就是说，乐史、李昉他们当初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第一部《余杭县志》的编者也基本都能看到，而余杭修志，远绍近继，代有编纂。嘉庆志正是在继承前代县志的基础上重修的，故其所称《郡国志》此条属于历代县志移录而来，应在情理之中。

然而，由于今传本司马彪《郡国志》根本就没有“禹杭者，夏禹东去，舍舟航登陆，因以为名”这一记录，则所有溯及至西晋的大禹说来源就完全是一场竹篮打水，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况且，司马彪《郡国志》的体例，对于郡国县邑等名称基本都不溯源，例如对吴郡各县仅作如下记述：

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海盐。乌程。余杭。毘陵，季礼所居，北江在北。丹徒。曲阿。由拳。安。富春。阳羡，邑。无锡，侯国。娄。

由这个例子可见此书之简要，这一条除了吴、毘陵、阳羡无锡稍有解说外（但均不涉及名称起因），其他都只是排列其名而已，它甚至还不如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详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作者在此会对余杭作一个特别的地名起源说明。

司马彪这篇《郡国志》要到南梁刘昭将其补入《后汉书》并为其作注时，才开始点明那些郡国县邑的由来出处。“余杭”条下的刘昭注是：

顾夷曰：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史记》曰，始皇临浙江，水波恶，乃西北二十里，从狭中渡。徐广曰余杭也。臣昭案:始皇所过乃在钱唐、富春，岂近余杭之界乎？

刘昭这条注释非但无一字提及大禹，并且连余杭出自秦始皇的说法尽管有顾夷、徐广之证在前，也是保留疑义的。这就可以确定，如果《郡国志》原文有大禹说，刘昭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引证一种他自己都深表狐疑的秦皇说。这一证据有力地说明，所谓司马彪的那一条大禹说，不但传本原文没有，连佚文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那么，文献上言之凿凿的《郡国志》之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西晋司马彪以外或以后

别有同名的《郡国志》一书呢？

宋初乐史（930-1007）《太平寰字记序》云：

虽则贾耽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不独编修太简，抑且朝代不同……臣今沿波讨源，穷本知末，不量浅学，撰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

此序果然提到“元和有《郡国志》”。元和（806-820）是唐宪宗年号，期间涉及全国范围并且传到今天的地志只有将李吉甫（758-814）编成于元和八年上（813）的《元和郡县图志》（以下或简称《元和志》）一书。李氏此书是一部配图的地理总志，内容和形式都超越了唐初魏王李泰编纂的《括地志》，是唐代地理名著。那么乐史序中所指称的“元和《郡国志》”是否就是这部《元和郡县图志》呢？这是一个迄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乐史撰《寰宇记》，从体例到内容，《元和志》都是他主要的参考书，因而经常被大段抄录。问题是，乐史引用书目往往不严谨，有时全称，有时简称，有时还采用变称。由于引用的书目涉及多种地志，变称一多，就难免引发混乱以致张冠李戴。如《太平寰宇记》卷3《河南府》之引书，有《郡国县道记》，有贾耽《郡国志》，有《汉书·郡国志》，还有为解说“苌弘祠、白君祠、石虎”等遗迹而引的《郡国志》等等。贾耽（730-805）是比李吉甫年长28岁的唐代地理名家，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乐史这里引用的《郡国县道记》、贾耽《郡国志》，应该就是被他一书两称而实际上是同部著作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太平御览》常引作《四夷郡国县道记》）。《汉书》只有《地理志》而无《郡国志》，之所以被引作《汉书·郡国志》，今人王楚文《太平寰宇记》点校本认为脱一“后”字，当作《后汉书·郡国志》。至于“苌弘祠、白君祠、石虎”下所引的无冠名《郡国志》，依照乐史序言，似乎是指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了，但该书传至今日即如贺次君先生点校本，因阙文重重，无法校对到这三条引文，造成后人甄别困难。贾耽之书虽也间或被称为《郡国志》，但其人已早于元和年去世，因而不能设想无冠名之元和《郡国志》可能是贾耽著作。

问题集中到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无可能被乐史变称为《郡国志》，或者说本来就有过《元和郡国志》的别称。有近代方志学家、校勘学家之称的繆荃孙（1844-1919），就把见于《太平寰宇记》的无冠名《郡国志》引文一概视作《元和郡县图志》佚文。

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依据后人引书看，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用《元和郡县志》全名引述，祝穆《方舆胜览》用《元和志》简称，宋初的《太平御览》引《郡国志》条目偶有合于《元和志》，又引作《元和郡县图志》，而乐史本人抄录李书根本就不称引书名。由此论之，李吉甫亲笔所著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不太可能被简称或变称为《郡国志》的。还有一个现象是，《元和志》一般只列主条目，而《寰宇记》引《郡国志》共有354条，基本都是一些次条目。清代严观作《元和郡县补志》辑补今本《元和郡县图志》时，将《寰宇记》引《郡国志》文，只部分地看作是《元和志》佚文，收入了其中34条，其余条目则以尽是“稗官小说，多与正史不合，未敢滥入”，可见《元和志》与《郡国志》两书在体例与内容上有重大差别。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刊登过由葛蓬天编译的日本学者高桥稔《元和郡国志研究》一文。据介绍，高桥稔检出《寰宇记》引用《郡国志》佚文，只有36条在今本《元和志》里找到相同条目，但内容却有明显差异，因此乐史所引《郡国志》和今本《元和志》绝非一事。高氏还根据《唐会要》等文献。认为《元和郡县图志》曾出现过30卷、40卷（今本）、54卷三种说法，40卷本是在元和八年已编成的30卷本基础上扩衍，乃作者手定本，而54卷本是李吉甫于元和九年卒后由他人将其《六代略》及这本所谓《郡国志》羼入后的卷次，至南宋时又遵循李吉甫进书表基本精神，刊落后增的内容，恢复了40卷本旧观。从高桥稔的论证看，宋人引述的元和《郡国志》，很可能就是54卷本《元和志》的部分内容。或者也可以说，元和《郡国志》虽然不能贸然认定其为《元和郡县图志》的增订本，它也是一部元和时期与李吉甫有密切关系的地理志。

应该说，元和《郡国志》与《元和郡县图志》非一人所作甚明，证据很多，因无关本文主题，不予罗列。一个基本理由是余杭一名的来源，两者意见不一。《元和志》卷25《江南道一》云:“余杭县，本吴地。《吴兴记》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将上会稽，途出此地，因立为县，舍舟航于此，仍以为名。’”可知李吉甫未录大禹舍舟航之事，甚至，他当时都可能还不知道有大禹说。且李书体例但主一说，不征异辞，因此，如果两说不能并立，则元和《郡国志》与《元和郡县图志》必非同一作者。

余杭《嘉庆志》所引司马彪《郡国志》的大禹说，从上述情况看，当与《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文献一样，实际上只是引证了一个中唐时期才出现的说法。在早期的余杭县志里，原注只可能是“《郡国志》”三字，比较靠后的或明代或清代的县志编者，因两宋地志专著已不易看到，而常识中的《郡国志》正式传本只有《后汉书》所附的司马彪30卷志书中才有，从而被误导，从而便想当然地加上“司马彪”三字，而这一妄加，便虚构了一个让许多人信以为真的大禹说源自西晋的假象。

经过以上辨析，至少澄清了两点，第一，大禹说并不始自西晋司马彪；第二，余杭《嘉庆志》和宋代乐史等人所称引的《郡国志》既不是《后汉书》中的司马彪《郡国志》，也不是今本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而是一部今天已佚的中唐地理志。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大禹说的始作俑者是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