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饮茶历史悠久，早期多与道家相融。至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普遍兴盛，尤其是坐禅习禅之风盛行，茶文化与佛教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并随之兴盛。饮茶与修道相提并论，名为“茶道”。据现有资料，该词最早见于唐代江南高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诗云：
……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诗中明确提出了“茶道”“全尔真”一词，而且誉之为“三饮便得道”，足见在当时茶于僧家修道之重要。
在佛教的修行方法当中，坐禅为僧人重要之常课。坐禅方法以“调身、调息、调心”为要诀，循序渐进，心境平和并且远离昏沉之后，则有清明的智慧生起，从而照破烦恼心结，证自在解脱之圣果。依佛教戒律，习禅者宜过午不食，减损睡眠，端身正坐，心念专注而修习禅理。由于饮茶提神、养心、止渴、驱睡眠及消除疲劳等功效，自然成为僧人们首选的坐禅辅助饮料。更因其功效显著，便得到了各个寺院的广泛提倡，坐禅饮茶相得益彰，因茶而得道益者不在少数，故有“茶禅一味”之说。茶亦因禅而得以普及，茶道与佛教禅宗一同得以兴盛。
历史上杭州寺院有许多高僧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他们亦与文人雅士交往，品茶之余，吟诗作文，留下许多佳话。唐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曾造访高僧韬光禅师，为西湖留下了一段汲泉烹茗的佳话。白公以诗请稻光禅师曰：
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
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瓜。
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牙。
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
白居易以刺史之身份相邀，诗里叙述诚意，这顿饭是素净的，葛粉滤泉，青芥除叶，藤瓜是在洗了手之后摘下来的。未料韬光禅师不乐世间富贵权势，以诗辞曰：
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
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种金莲。
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
城市不堪飞锡到，恐妨莺啭翠楼前。
洒脱自在之中，不失僧家本分，且含友好之嘲讽，恰似茶味，微苦而后甜，清韵丰盈。白居易不愧为大居士，赞赏禅师的道心坚定，并不介意，乃亲自渡湖上山，与韬光禅师汲泉烹茗，谈诗论道，令后代高人雅士不胜向往。这份因缘令隔了800年之后的乾隆皇帝也羡慕不已，追和白居易诗云：
诚言太守第，何似法王家。
入径多松竹，盈庭有药花。
其来对蒲席，相与剥焦芽。
奚必金莲畔，恒耽泉煮茶。
宋代大文豪苏轼与禅僧交往更甚，时南山北山诸佛寺中多高僧，皆禅宗传人，并精于茶事。有南屏山谦禅师，茶道茶术甚精，不同寻常，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东坡与谦禅师往来颇多，有《送南屏谦师》一首赞之曰：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
东坡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从诗中可见，苏东坡对谦禅师茶道之妙，是发自内心的赞叹和钦佩，并誉之为“不朽”。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在北宋时期，杭州天竺的香林茶和白云茶因品质优越已经成为朝廷贡茶。当时德行高超的辩才元净禅师曾两度住持上天竺寺。至古稀之年，禅师告老退居寿圣院，即今龙井寺，内有老龙井泉一口。
辩才禅师素好茶道，每以好茶待客。故整治山林，植竹开道，自植自制上好香茗，以待十方宾客，想亦顺理成章。当时虽无“龙井茶”之名，而名士高人纷至沓来，有关品茗论道之诗文颇多。时杭州知府赵抃将卸任，特意重游龙井，拜访辩才禅师，诗并序云：
余元丰已未(二年)仲春甲寅，以守杭得请归田。出游南山，宿龙井佛祠。今年甲子六月朔旦复来，六年于兹矣。老僧辩才登龙泓亭，烹小龙团以迓余。
湖山深处梵王家，半纪重来两鬓华。
珍重老师迎意厚，龙泓亭上点龙茶。
南极星临释子家，杳然十里祝清华。
公年自尔增仙箓，几度龙泓咏贡茶。
以上史实，足见辩才禅师身居龙井，品茗咏茶，于龙井茶事，有“开山”之功。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杭州茶文化的发展，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院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有条件研究和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早在唐代陆羽所撰的《茶经》中就记载了天竺、灵隐两寺产茶之实。“香林茶”“白云茶”屡次见于宋人笔下。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九“香林洞”有记载：“下天竺岩下，石洞深窈，可通往来，名曰香林洞。”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天竺慈云法师有诗云，“天竺出草茶，因号香林茶”。《淳祐临安志》卷九“白云峰”云：“上天竺山后，最高处谓之白云峰，寺僧建堂其下，谓之白云堂。山中出茶，因谓之白云茶。”隐居西湖孤山20余年的林和靖，当年非常看重此地，咏茶赞曰：
白云峰下两枪新，腻绿长鲜谷雨春。
静试恰看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
北宋时与天竺香林茶和白云茶作为贡品的还有西湖宝云茶，宝云茶产自宝严院。《咸淳临安志》载：“宝严院垂云亭亦产。”宝严院在北山，据《西湖游览志》卷八所记：“钱塘门沿城而北，旧有宝严院，俗呼九曲院。”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初任杭州通判曾到宝严院品尝过诗僧清顺(字怡然)烹煮的垂云新茶，并留下了诗作《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
又杭州余杭径山寺，早在唐代即为植茶的绝佳之地。其山峦重叠，古木参天，白云缭绕，溪水淙淙，气候温和湿润，高处常多云雾。径山寺始建于唐代，宋宁宗曾御赐“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之名。自宋至元，径山寺以禅和茶同时名闻天下，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据县志记载：“径山寺僧采谷雨茗，用小缶贮之以馈人，开山祖师法钦禅师曾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即今径山茶是也。”径山寺不仅茶风甚盛，每逢春季，还会举行茶宴供佛法僧，并有一套仪规。进行时，先由主持法师亲自“调茶”，而后“献茶”，再后则谈论茶品，喻禅于茶，理事并圆。
宋理宗开庆元年，日本高僧大应禅师(南浦昭明)曾来径山寺学经，拜虚堂禅师为师。学成归国后，将径山茶宴仪规及茶籽、茶具等一并带回日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的茶道。直至明清时期，还常有日本僧人到径山寺拜师学经，兼习茶宴。在中国茶文化向日本传播的过程当中，径山寺和寺中高僧贡献卓著。
僧以茶养身，茶因禅盛行。杭州早期茶的种植和制作源于灵隐、天竺等寺，并逐渐遍及西湖周边地区。就龙井茶文化史而言，佛教的植茶、饮茶活动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湖山藏古寺，禅僧育佳茗”，正是其恰当的写照。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相得益彰，成为西湖龙井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实非虚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