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已成为中国古代藏书的四大支柱。寺院之所以拥有丰富的藏书,原因很多，其中与中国佛教一向重视文化教育，将佛典视为三宝中的“法宝”代表，始终热衷于佛典的收集、抄写、刊刻、流通和保护的历史传统不无关系。

余杭径山寺始建于唐而兴于宋，南宋时位居“五山十刹”之首，在宋代禅林中影响颇大，其声望甚至远播到海东日本。有元一代，径山寺的规模和声望虽不及前朝，但降至明代末期，因该寺继五台山妙德庵之后主持刊刻《径山藏》而声名鹊起，故而在刻本大藏经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当然，这一刻经事业，除了说明径山寺僧人及其广大信众对刻本大藏经事业的支持程度，以及适应当时社会和佛教内部的需求之外，是否与径山寺长期以来注重佛典收藏和刊刻的历史传统有关，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本文利用若干现存实物材料，并结合一些零星记录，试对宋代径山寺藏书、刻书的相关情况作一论述，借以窥见宋代禅宗寺院藏书与刻书之一斑。

一、宋代径山寺藏《福州藏》

周所众知，《福州藏》是继北宋《开宝藏》之后第一部由寺院筹资、民间发起而开雕的中国佛教大藏经。这部藏经根据刊刻与所藏寺院的不同往往可分为两种，即东禅寺版与开元寺版。一般认为，东禅寺版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政和元年（1111）全藏雕刻完成。因进献宋徽宗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30）赐名为“崇宁万寿大藏”，故简称“崇宁藏”。而开元寺版则从政和二年（1112）开雕，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雕刻工作告一段落，因其卷首往往有“开元寺雕造毗卢大藏经”，故简称“毗卢藏”。由于这两部藏经均刻于福州，故统称为《福州藏》。实际上，此藏从绍兴二十一年以后，又组织发起对其中部分磨灭的旧板进行过重修或补刻，刊印工作一直持续到元代至治、泰定年间（1324－1327）。

《福州藏》经本目前国内较为罕见[1]，更多保存在日本，分藏于教王护国寺、醍醐寺、金刚峰寺、本源寺、知恩院、中尊寺、宫内厅书陵部以及金泽文库等公私单位。根据最近出版的《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目录》[2]，该寺现藏《福州藏》共六百零四函，其中前六十函属于开元寺版“毗卢藏”，从第六十一函开始为东禅寺版“崇宁藏”。值得注意的是，从第六十一函至第五百二十一函的大部分经本首尾均钤有“能仁禅寺大藏”黑色木印（纵7.2cm,横1.7cm，单边），表明这些经本曾是能仁禅寺的旧藏。不仅如此，另据川濑一马编《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该文库也藏有十余种“崇宁藏”的零本，其中《法苑珠林》卷十、《大方等大集经》卷十三、《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卷一、卷二以及《宗镜录》卷七十五、卷八十等经本首尾也钤有与醍醐寺本同样规格的“能仁禅寺大藏”黑色木印[3]。沉乃文先生曾经注意到积翠轩文库的这些材料，认为此“能仁禅寺”就是杭州余杭径山寺[4]。考诸中日寺院名称，日本寺院名录中不见有能仁禅寺，而在中国寺院中，宋代以来称能仁禅寺的寺院有好几所，除径山寺之外，有江州能仁禅寺、平江能仁禅寺、温州雁荡山能仁禅寺等。不过，此“能仁禅寺大藏”所指的寺院为径山寺应该没有异议。

查径山寺的寺名沿革，唐天宝初（742年左右）由国一禅师法钦开创，建庵曰“径山”，乾符六年（879）改为“乾符镇国院”，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改赐“承天禅院”，政和七年（1117）改名“能仁禅寺”，开禧年间（1205－1207）赐额“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如前所述，政和元年“崇宁藏”全藏雕造完毕，径山寺改为“能仁禅寺”即在“崇宁藏”雕毕后不久。上述醍醐寺所藏“崇宁藏”以及积翠轩文库所藏“崇宁藏”的零本应该就是径山寺的旧藏。既然径山寺从政和七年至开禧年间使用“能仁禅寺”名称，那么该寺“崇宁藏”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藏品。实际上，有关宋代径山寺藏经的收藏情况，历史文献中确有若干记录，比如《松隐集》卷三十“径山续画罗汉记”中提到：

今住持闻公禅师，实嗣法大慧，有诏令继大慧法席，父子接武，一音提唱，道俗归向，龙天作礼，学者辐凑，惟恐其后。上圣知师道价，屡召入内殿，……袭大慧之规，再建杰阁，跨以飞桥楼阁，门开中岩，毗卢等像，后具函藏。所画罗汉环列护法诸天，其下则水陆堂。堂之西南，一新客馆，阁之东重建钟楼，高出云表，与桥相视，亘大罗汉阁，由（犹）如左右翼，栋宇宏丽，轮奂炳然也。闻公住持逾五载。

闻公禅师，系指大慧宗杲（1089－1163）弟子蕴闻（生卒不详），他是洪州（今江西南昌）人，俗姓沉，曾历住信州怀玉、福州雪峰。宗杲圆寂后，于干道年间（1165－1173）被旨迁任径山，居径山前后五年多。上文所说“再建杰阁”当指兴建千僧阁，此阁由宗杲于绍兴十年（1140）创建，阁中供有毗卢遮那佛像，此外还藏有一部藏经，即上文所谓“函藏”。我们认为，这部藏经应该就是“崇宁藏”。

宗杲是临济宗杨岐派圜悟克勤（1063－1135）的法嗣，大力提倡“看话禅”，在宋代禅宗史上影响巨大。他两度住持径山，第一次自绍兴七年（1137）至绍兴十一年（1141）。第二次自绍兴二十八年（1156）直至隆兴元年（1163）于径山明月堂圆寂，前后共住十一年左右。这部“崇宁藏”是否由宗杲延请而来，目前无法确定，也有可能由他的弟子蕴闻迁住径山时从福州带来。总之，这部藏经后来如何流散，又通过什么渠道东传日本，最终被醍醐寺与积翠轩文库所藏，详细情况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探讨。

除“崇宁藏”外，宋代径山寺还藏有一部“毗卢藏”。四明文人楼钥（1137－1213）撰《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云： 

蒙庵禅师元聪以庆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来，道誉隆洽，不愧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禄挺灾，风烈佐之，延燔栋宇，一昔而尽。……宝殿中峙号普光明，长廊楼观，外接三门。门临双径，架五凤楼九间，奉安五百应真，翼以行道，阁列诸天、五十三善知识。仍造千僧阁以补山之阙处，前耸百尺之楼，以安洪钟，下为观音殿，而以其东西序庋毗卢大藏经函，凿山之东北，以广库堂，… …法器什物所在有者，纤悉必具，不可胜书。[5]

据上文可知，蒙庵元聪（1136－1209）[6]于庆元三年（1197）从福州雪峰寺迁任径山寺，庆元五年（1199）十月元聪行化浙西，期间径山寺遭遇了一场火灾。随后，在元聪的努力下，复建了宝殿、长廊、三门、五凤楼、千僧阁、观音殿、库堂等殿宇。其中千僧阁下为观音殿，殿内东西两序庋藏有“毗卢大藏经”。如前所述，千僧阁原本是收藏“崇宁藏”的地方，但上文丝毫没有言及于此，这意味着“崇宁藏”在元聪兴建千僧阁之前就已流散。千僧阁一直是典藏藏经之处，如明代《径山寺志》记载“千僧阁，宋大慧建，补巽峰之阙，李汉老记。今观音殿，藏阁即其址也” [7]。不过，径山寺所藏这部“毗卢藏”，其去向如何？无从得知，或许早已亡佚无存了。

径山寺之所以先后藏有两部《福州藏》，以下一些历史背景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闽浙之间地缘毗邻，两地僧侣来往比较方便。南宋时期闽浙寺院住持交替相当频繁，比如上述蕴闻、元聪二人均由福州雪峰迁任径山，由此可以想像，两地佛教密切交流的情况。至于《福州藏》刻成之后，具体被哪些寺院收藏，详情虽不清楚，但根据日本学者椎名宏雄先生的研究，南宋以来，闽地周边的浙江、江西地区禅宗寺院兴建的经藏事例最多[ 8]。这一统计数字，一方面反映南宋时期禅宗寺院相当重视经藏的建立，另一方面说明《福州藏》在雕印之后，可能更多被闽地的周边寺院所收藏。径山寺作为“五山十刹”之首，在当时禅宗寺院中具有重要影响，该寺藏有《福州藏》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刊刻《福州藏》的所在寺院，无论是东禅寺，还是开元寺，它们均属于禅宗寺院，主持刻藏者也大多是禅宗僧人[9]，甚至主持“崇宁藏”刊刻工作的东禅寺住持思岳就是宗杲的直系弟子。

关于《福州藏》刊刻主持者与径山寺僧人的关系，还有一个人物应该注意，那就是沉乃文先生曾经指出[10]：主持刊刻“毗卢藏”工作的福州开元寺慧通大师了一与径山照堂了一是同一人。不过，对于照堂了一，据孙觌撰《径山照堂一公塔铭》[11]记载，他是明州奉化人，十四岁出家，曾住福州雪峰、福清黄檗等寺院，但没有提到他住持过福州开元寺，塔铭只字不提他主持刻经的相关事迹。所以，两者是否为同一人还有待考订。若真是同一人，则进一步说明径山寺僧人与主持《福州藏》刊刻工作者之间的确有密切的关系。

二、宋代径山寺刻书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我国刻书业经历唐末五代之后，至宋代迎来了兴盛时期。受其影响，宋代寺院不仅刊刻大藏经，而且组织刊行单刻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寺院刻书文化。查径山寺历史，宋代径山寺除了收藏《福州藏》之外，还刊刻过其它佛典，尤其是禅宗典籍。根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宋代径山寺至少有过两种刻本：

（一）妙喜庵刻本

妙喜庵原名明月堂，是宗杲晚年所居之处。因为宗杲字妙喜，故圆寂后宋孝宗诏其所居为妙喜庵。有关妙喜庵刻本，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黄文昌编《大慧普觉禅师书》[12]卷末有一则刊记：

此刻本，仅有一卷、一册，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无界栏，卷末有黄文昌跋文[13]，之后即前揭刊记。据此可知，至少从干道二年（1166）开始，径山寺妙喜庵就已刊刻宗杲的相关著作，并且得到孝宗及僧俗两界的支持。此则刊记是我们目前知道径山寺妙喜庵刻本的最早记录。除《大慧普觉禅师书》之外，干道二年妙喜庵是否还刊刻过其它宗杲著作或另外典籍，详情不明。值得注意的是，淳熙十年（1183）二月二十一日宋孝宗将自己的《御注圆觉经》颁赐给径山，并命寺僧宝印刊行于世。现存《御注圆觉经》卷首附宝印所撰表文说：

淳熈十年二月乙丑，圣旨赐臣宝印御注大圆觉经一部。臣九顿首，熏香伏读，如在灵山亲闻，无有少异。臣具表谨谢，仍进山颂，歌咏圣德。乞就径山开板，流通四方，使天下衲子发明心地，同泛如来大圆觉海。……。臣谨以赐本锓板，传之无穷。[14]

上文明确指出，《御注圆觉经》是在径山寺开版流通的。然而，当时的版本是否为妙喜庵刻本，上文没有交待。从前述孝宗诏赐干道二年的妙喜庵刻本来看，妙喜庵刻本的可能性较大。其实，就在《御注圆觉经》开雕之后，孝宗还将径山寺刚落成的西阁赐名为“圆觉阁”，以便典藏《御注圆觉经》[15]。关于此事经过，陆游撰《圆觉阁记》有详细记载，可以参看。随后楼钥在《径山万寿禅寺碑记》还提到“孝宗皇帝书：兴圣万寿禅寺。又赐以圆觉经解，天下丛林，拱称第一” [16]。可见，《御注圆觉经》在南宋各大丛林的流传与影响。

此外，淳熙至开禧之间，属于宗杲著作的《宗门武库》、《大慧普觉禅师普说》和《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也陆续得以刊刻。比如《宗门武库》现存最早有淳熙十三年（1186）四月由李泳所写的刊行序[17]。《大慧普觉禅师普说》现存最早有淳熙十五年（1188）祖庆所写的重刊序以及绍熙元年（1190）的跋文，卷末并有宋版刊记“秦魏国太夫人田氏悟真助缘” [18]。另据张抡与宗演为《大慧普觉禅师年谱》所写的序文与跋语可知[19]，祖咏编《年谱》曾于淳熙十年（1183）初版，于开禧元年（1205 ）再版。但是，这些刻本原版现已不存，它们是否为妙喜庵刻本不得而知。随后，关于妙喜庵刻本，清代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有著录云：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卷宋刊本

宋释祖咏编，前有淳熙癸卯张抡序，后有比丘宗演及程公许跋。又附吕成公启一首，摹手迹以刻者。又淳佑十二年，刘震孙书后，宗演跋末有墨图，记云：宝佑癸丑天台比丘德浚募缘重刊于径山明月堂。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案：师着与年谱同刻者有宗门武库一卷、遗录一卷、语录三十卷。见徐立斋相国含经堂书目。[20]

根据上文可知，由天台比丘德浚募缘，宝佑元年（1253）径山寺明月堂（妙喜庵）还重刊有《年谱》、《宗门武库》、《语录》、《遗录》等多种宗杲著作，这些著作的版式与前述韩国藏干道二年的宋版版式相同，可见，在版式方面，妙喜庵刻本在近一百年中并没有太大改变。德浚为无准师范（1177－1249）的弟子，其名见《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五[21]。宝佑元年德浚为何募缘重刊宗杲著作，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时期写本《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一前所附淳佑十一年（1251）沧州叟程许所写的跋文颇值得注意，其中提到：

大惠禅师语录板，顷为丙丁童所夺，寺僧德浚谋再锈梓，以惠后学。[22]

“丙丁童”系丙丁童子的简称，在天干配五行中，南方丙丁为火，禅宗常有“丙丁童子来求火”的公案。此“丙丁童”意指火灾。考察南宋时期的径山寺历史，淳佑十一年之前至少遭受三次火灾，分别是庆元元年（1199）、绍定六年（1233）和淳佑二年（1242）。最后两次火灾均发生在无准师范住持径山期间。前文所说德浚之所以再次力图刻刊宗杲语录，是由于该语录经板毁于火灾的缘故。相关情况还可参见《物初剩语》卷十三所收“送浚维那刊大惠语录序”：

大慧普觉遗书数万言，板留双径，偕烬于淳佑壬寅。吾友浚上人慨此缺，将走四方求助而再刊，惮于营营，行未决也。予为作见施者俪语而勉之，浚遂勇行，复索予序。……有一句大慧所未说，俟刊书策勋，尔师圆照必为尔说。[23]

此“浚维那”与“浚上人”与上文所说的德浚为同一人无疑[24]。通过此文，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宗杲语录经板是被淳佑二年那场火灾烧毁的。为了重刊宗杲语录，时任径山寺维那的德浚奔走四方，筹资再刊，并请物初大观（1201－1268）为语录作序。大观为宗杲门下之三传弟子，早年依止无准师范，后参北涧居简。因此，德浚与大观之间属于同门法兄弟。查大观著作，他另有一篇“重刊大慧语录疏”，此文见《物初剩语》卷十九，内容如下：

舌覆大千，初无半句。身当重寄，灭却正宗，丙丁谩起前时，葛藤未有了日。终古不泯，锓梓还新，既非一家私藏，合与丛林公共，试稽先谶，塑释迦出真导师；毋曰虚文，死诸葛走生仲达。我欲成此，谁不乐然。[25]

文中所说的“丙丁”当指淳佑二年的火灾而言。大观此文是否专为德浚的募缘而作，文中没有透露相关信息，但他协助德浚广筹资金再刊宗杲语录是可以肯定的。此外，北礀居简也写过一篇“侃都寺重开大慧语录疏” [26]，此“侃都寺”与《北礀居简禅师语录》中提到的“侃侍者”可能是同一人。可见当时为了重刊宗杲语录，大慧派的门下弟子积极参与，付出了不少努力。

以上所述，除了《御注圆觉经》不能确定是否为妙喜庵刻本之外，目前知道属于妙喜庵刻本只有宗杲著作，由此看出宗杲著作在径山寺僧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化城寺刻本

径山化城寺位于径山东麓的双溪镇，有关该寺的历史沿革，宋代杨汝明撰《双溪化城接待寺记》[27]及明代王在晋撰《重复双溪化城接待寺碑记》记载颇详。《径山寺志》卷十三“下院”条总结云：

双溪化城接待寺，宋嘉定间径山寺可宣创建。八年，钦奉御书特赐“可宣佛日禅师”，并书“化城”二字，赐充接待院额。元初重建，至正末年兵毁，明洪武年僧慧宽重建。正德中僧净松等以役累消乏，将山产九百余亩得价银二百七十两，由佃民间。迨万历中，僧法铠主刻藏，议置藏化城，募金恢复，详见碑记。吴方伯公用先捐俸造藏板，房二十余间，浮度庵一所。[28]

化城寺是径山寺的下院之一，嘉定年间（1208－1224）由径山寺住持石桥可宣创建，宋宁宗曾赐“化城”二字，以充接待云水僧侣，故称“化城接待寺”或“化城接待院”。此寺自明万历年间（1573－1615）以来主要作为刊刻《径山藏》及储藏经板之处而广为人知。实际上，此寺在创建之初就开始刊刻佛典，如日本东洋文库藏南宋刻本《佛果圜悟真觉禅师心要》（此刻本，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有界栏）[29]卷下刊记云：

天台比丘文侃，谨用衣资重刊此板于径山化城接待院，永远流通，量收板头钱，专充本院行堂同利，不请移易。嘉熙戊戌清明节题。

通过此则刊记可知，从嘉熙二年（1238）开始，径山寺除了妙喜庵刻本之外，还有化城接待寺刻本。此刻本的出资者文侃自署“天台比丘”，这有两种可能，一指他的祖籍是天台；二指他常住于天台某寺。总之，从他的活动年代来看，与前述重开宗杲语录的“侃都寺”年代相近，或为同一人物，亦未可知。

此外，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禅僧宝昙的《橘洲文集》写本卷十末抄有刊记云：

橘州诗文，高妙简古，有作者之风。予少年诵之，实深跋慕，自是片言只字，率访寻之，久而成编，不改自閟。敬命工锓版，以广其传，是亦徐君挂剑之义也[30]。嘉定改元仲春，住通州狼山凌云叟昙观谨书。右板元（原）存径山，毁于癸巳之火。咸淳改元，岁在乙丑，化城石桥院重刊印行。[31]

据此可知，《橘州文集》最早刊刻于嘉定元年（1208），版存径山，绍定六年（1233）毁于火灾，咸淳元年（1265）重刊于化城寺石桥院。石桥院之名不见于《径山寺志》等相关文献，它可能是化城寺的一个别院。无论如何，这则刊记告诉了我们，直至咸淳元年化城寺仍然持续刊刻禅宗典籍。

三、余论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古代寺院藏书与刻书的研究，并已取得不少可喜的成绩。不过，以寺院为个案而展开的考察成果实不多见。究其原因，缺乏原始材料应该是主要理由之一。有些著名寺院，历史上虽然有过数量可观的藏书，同时也有雕版印书，但由于天灾、战乱等各种原因，保存至今的实物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的确存在一定难度。本文同样是因为资料所限，以上论述自然无法反映宋代径山寺藏书与刻书的真实历史和整体面貌。但通过考察，大体可获得以下三点认识：

（一）宋代径山寺前后收藏过两部《福州藏》，径山寺之所以与《福州藏》有什深因缘，除了径山寺僧人的努力之外，径山寺与《福州藏》的刊刻寺院以及主持刻藏者具有密切的法脉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宋代径山寺雕刻的经板尽管屡遭烧毁，但从干道二年至咸淳元年的一百余年中，径山寺僧人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刻书事业，实属难能可贵。

（三）在宋代径山寺刻书中，妙喜庵刻本以刊刻宗杲著作居多，而化城寺刻本主要刊刻宗杲以外的著作，但两种刻本均以刊刻禅宗典籍为主，反映了径山寺作为禅宗寺院在刊刻典籍方面所突显的特色。

附带指出，就宋代径山寺的藏书而言，除了宗杲所建的千僧阁，后来演变成观音阁并作为典藏《福州藏》的处所之外，宗杲所居的明月堂[32]以及端平三年（1236）由无准创建的万年正续院等处也收藏有不同数量的典籍，甚至收藏御翰等贵重物品[33 ]。此外，杨汝明《双溪化城接待寺记》载“（可宣）年余七十，尝手书华严等经，庋藏兹山”。可以看出，宋代径山寺也收藏过一些手抄本。遗憾的是，关于宋代径山寺的具体藏书情况，史籍缺载，详情不明。但值得关注的是，端平二年（1235）日本僧人圆尔入宋求法，在无准门下参学，居径山寺约六年。据说，圆尔于淳佑二年（1241）归国时带回典籍多达上千卷，其中除佛教典籍外，还包括文学、医学等各种文献，详细情况可见大道一以编《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以下简称《普门目录》）[34]。虽然《普门目录》所著录的典籍未必全是从径山寺所得，但从圆尔入宋后在径山寺居住最久的事实来看，其中大部分典籍从径山寺或从无准周边的人物那里收集而来是不难想像的。因此，今后有必要从《普门目录》的角度对宋代径山寺的藏书作进一步的追踪与考察。

至于宋代径山寺的刻书，也应该注意宗杲本人对收集与刊刻禅籍的重视态度。根据《大慧普觉禅师年谱》记载，政和五年（1115）宗杲依止师湛堂文准禅师（1061－1115）圆寂后，宗杲将其师法语忆念诵出，结集成册。随后，政和七年（1117）宗杲出资刊刻《洪州大宁宽和尚语录》，并请惠洪为该书作序[35]。此外，宗杲自己编辑的《正法眼藏》以及其弟子道谦等所编的《宗门武库》也是在宗杲生前刊刻的。宗杲圆寂后，径山寺僧人努力编辑、刊刻宗杲著作和其它禅籍，应该说也是宗杲这一遗志的继承。妙喜庵刻本与化城寺刻本的相继刊行，充分说明径山寺僧人为传承和弘扬禅宗文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宋代以后，径山寺坚持刊刻佛典，续佛慧命的精神并没有断绝。明万历年间《径山藏》在径山寺的继续刊刻，从某种程度说，就是这种历史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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