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博物馆办公区靠南边办公室的桌子上，一篇题为《五代吴越国衣锦城初步研究》的文章摊开着，这是张惠敏2016年10月完成并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虽然现在身为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的张惠敏离开了考古一线，不再从事田野考古，但是她始终关切着临安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现的吴越国文物遗存，而五年前的这篇论文就是她花费了大量心血，在文本意义上对临安境内吴越国文物遗存类型和分布范围作了分析，尤其是对五代吴越国的衣锦城修建过程和发展沿革进行了全面梳理。

张惠敏根据近年调查发现的资料，结合文献史料的考证，在研究了衣锦城的规模格局、选址特点、功能定位之后，认为衣锦城就位于太庙山南的河谷小平原，这里前案石镜山，南朝功臣山，苕溪、锦溪二水环绕，地势开阔，形势天然，既有军事防御优势，又有居住生产便利，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山水城市的规划理念，由此她绘制了“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衣锦城“版图”。

佐证她衣锦城“版图”的除了《咸淳临安志》等文献记载之外，还有现实意义上的考量，当时她所在的文物馆就在广场路上，而广场路南端还有“小西门”，在锦城街道，还保留着东门头、小南门等叫法，“活着”的称谓成为她判断衣锦城各城门位置的参考。但是仅仅是文献，仅仅是判断，衣锦城对她来说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她甚至谦虚地将这篇论文的写作说成是“闭门造车”，因为她希望有更多更丰富的吴越国文物遗存能够被发现，希望从更多角度开展吴越国历史研究，当然也希望被书写在文献中的衣锦城能真正揭开面纱。

2017年3月，当时的临安市政府在大院停车场建设人防工程，当建筑工人开挖冲洗池时，一把锄头几乎不经意的行为却揭开了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让张惠敏半年前写在论文里更美好的希望变成了现实。“下午政协会议，市政府1号楼前大门口处发现建筑基地、墙基、砖石等……”2017年3月15日的台历上张惠敏记着当天的“日记”，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和文广新局章晓静副局长去市政协参加一个关于钱王陵园周边拆迁后定位思考的座谈会，当听说工人在一号楼前有所发现时，她连忙到达了现场，看到工地上一半隐没于泥地上的石条整齐排放着，出于职业敏感，她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重大发现，她立即给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友强书记打电话，之后匆匆赶来的王征宇和沈国良也认为这里“埋藏”着宝贝，于是在通过初步论证之后，临安政府大院内建筑遗址正式开始了发掘。

3月开始的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发掘人员通过布探沟等方式进行发掘，发现柱础石、砖、方形窖穴、排水暗沟、缸、列砖等遗迹，同时出土大量瓷片及铜钱、青砖、板瓦、筒瓦、瓦当残件等遗物，并于部分青砖上发现“大唐”、“官”、“官用”等文字，王征宇通过这些遗存基本确定这是五代吴越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当时来说这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好、价值最高的吴越国建筑基址。王征宇还根据实物绘制了吴越国建筑遗迹复原想象图，在图上由南至北分别为门址、正厅、堂屋，两边则是东廊房和西廊房，“这一发掘取得的成果以实物形式见证了衣锦城的辉煌。”王征宇有些兴奋地说，而这种兴奋的心情也正是张惠敏的内心写照。

人防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只是吴越国衣锦城考古发现的一个序幕，之后在原公安局小区里也发现了相似的建筑遗址。2019年10月，浙江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发布了一个紧急公告，公告称，因周边道路施工，有重大考古发现，遂终止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这一地块便是锦城板块35号地块，即原城南小学操场。王征宇和考古人员开始了更为细致地发掘，在这一考古现场，他们以南面的沟渠位置作为坐标，并通过小型探沟清理发现了排水沟，当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排水沟实现汇聚，南面城墙终于被发掘出来，“这是一次最惊喜的发现……”王征宇如此形容当时的心情，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现真正属于五代吴越国的城墙，连着城墙的便是城门，此处揭示的城门位于东西向南城墙的中部，城楼北侧还有可见通城门的道路残迹，而道路残迹显示的这个南城门是“一门三道”的格局，以城市考古为研究方向的王征宇说，一般的县城城门只有一个门道，当时的州府很多也只有一个门道，衣锦城南门“一门三道”的格局足见其地位之高，规模之大，建筑之宏伟。

除南城墙、城门及道路外，还在发掘区北侧发现有院落、水井、排水沟等遗迹，院落布局严整，排水系统功能完善，2000平方米的原城南小学操场成为了田野考古的基地，这一基地准确揭示并判别了唐宋时期衣锦城址大型建筑基址、城墙、排水系统重要遗迹。加上吴越街南侧光孝明因寺（净土禅寺）遗址、太庙山南麓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遗存等10余处考古遗址的陆续被发现，五代吴越国实物遗存不断丰富，而从2017年至2020年，临安境内被发现的遗址连续四年被评为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这样的成绩在整个浙江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目前吴越国王陵管理所所长翁向明正在整理资料，“吴越国衣锦城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将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衣锦城南城墙遗址出土文物

千年之前，衣锦城矗立于这片土地之上，千年之间，衣锦城逐渐隐没于地下，千年之后，衣锦城掀开关键一角，在“一眼千年”的时间之书里，衣锦城到底是怎样一个历史存在？从沉默的文献和论文，到丰富的文物遗存重见天日，沉睡千年的吴越国记忆又如何被唤醒？

衣锦城修建最早源于钱镠修筑、唐昭宗赐额的安众营，那时，钱镠因军功显赫，被唐僖宗授予两浙都指挥使、杭州刺史等职，钱镠奏请在临安修筑营垒，也就是说，衣锦城的前身安众营从龙纪元年，即889年开始修筑，十年后升安众营为衣锦营，两年后的901年升衣锦营为衣锦城，六年后再升衣锦城为衣锦军，吴越国纳土归宋后的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衣锦军为顺化军，次年废，并恢复临安县名。文献清楚地标注了衣锦城变迁的时间轴，从安众营到衣锦营再到衣锦城，而衣锦军这一建制的存在长达73年，与吴越国的建立、灭亡相随。

张惠敏根据文献记载，一方面梳理了吴越国在衣锦城的主要活动，从899年钱镠赐第茅山，到932年归葬衣锦，其中发生了敕建三世祖庙、敕建生祠、起三楼、衣锦还乡、情牵故里等重要事件，她认为临安作为钱镠的出生地和归葬地，衣锦城不断升格，兼具军治、家宅、家庙三大功能，其规模略等于县城，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另外一方面，衣锦城建于苕溪与锦溪交汇的河谷小平原内，后有茅山为屏障，前有锦溪环绕，前案石镜山，对朝功臣山，既有军事防御优势，又有居住生产便利，是体现中国传统山水城市规划理念的典型范例，而随着吴越国纳土归宋，依太庙山修筑的衣锦城经过宋元等时代的变迁，至明代成为临安县治所在地，并一直沿用至今，这说明千年以前的衣锦城对临安县城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

主持衣锦城相关遗址考古项目的王征宇认为衣锦城的城址平面总体呈东南缺角的不规则五边形，面积约0.47平方公里。虽然在城市规模上有较大出入，但是王征宇通过田野考古认为，大型建筑基址、城墙、排水系统重要遗迹的发现，在年代上，这些实物形式证明了晚唐五代北宋时期衣锦城的真实存在，鸱吻、瓦当、花纹砖等建筑构件，瓷器、砚台等日常用具的出土，可以探知当时的建筑技艺、科技水平和社会生活。而从城市规划性设计来看，衣锦城地处较开阔的盆地中，锦溪、苕溪、马溪等自城址周边流经，地理位置重要，且环境优美，发掘揭示的一门三道、整齐有序的院落格局、完善的排水系统是吴越国王城规划体系的再现，是我国古代南方山水城市规划的重要例证，是继西湖文化景观、良渚古城遗址、大运河等重要文化遗产之后展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又一代表性实物遗存——这一点和张惠敏的论点高度吻合。王征宇说：“吴越国一系列建筑遗迹和实物遗存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是对久负盛名的吴越国营造技艺的一次集中反映，而且从城到陵的变革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城市与陵墓发展史上‘城—陵’体系的一个特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衣锦城南城墙遗址出土文物

王征宇对衣锦城在吴越国历史上的定位给出的说法是：“衣锦城是从无到有新建起来的一座城市，是钱镠新建的第一座城，奠定了临安城市发展的基础。”衣锦城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使得它在城市建设上成为“第一”，那么这个第一会引出两个关于城市建设的话题：当时的衣锦军和临安县城是不是同时存在？同为钱镠所建造的城市，衣锦城和当时的杭州城又有怎样的关系？

“一剑霜寒十四州”，这是唐末五代时期前蜀画僧、诗僧贯休对钱镠功绩的赞誉，而钱镠吴越国建立的版图范围更官方的说法是“一军十三州”，这个“军”即衣锦军——当“一军”和十三州并列在版图上，衣锦军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临安博物馆朱晓东认为，五代时期的“军”具有“县的范围，州的建制”，在当时来说，衣锦军就是和杭州平级的建制，形象一点说，就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衣锦城的发现，为研究唐宋时期地方行政编制单位“军”的建置沿革，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当衣锦军成为和杭州、湖州、睦州等十三个州平级的建制单位，当时还存在临安县城吗？或者说，衣锦军是不是和临安县城并置存在？文献资料上对临安县城的具体描述几乎没有，史料上有的是关于临安县治的变迁史，宣统《临安县志》卷一中说：“宋前建高陆，至今石碑尚存，宋景定间，令家之巽移建西墅保锦山，明洪武初，令袁思谦置东市太庙山右，国朝仍之。”从高陆到西墅再到“东市太庙山右”，县治几经变迁，而“宋前建高陆”说明五代时的县城和衣锦军存在并列关系。《咸淳临安志》第十六卷上说：“临安县县治，在钱武肃庙西，岁久不葺，景定三年，令家之巽建有秋轩及元祐学堂，咸淳二年，令赵汝棣重建堂屋、门庑。”如果说洪武初临安县治在“东市太庙山右”，那么在景定之后的咸淳期间，县治在西墅保锦山，似乎也符合“在钱武肃庙西”的说法，《咸淳临安志》中的“临安县境图”，是目前可见最早的临安地图，在这张图中并没有在西墅保锦山位置标注县治，而是在衣锦城的位置标注了堂屋、正厅、县门、县学、县仓等县府机构，那么由此是不是可以判断当时的县城就是衣锦城旧址？按此推算，是不是吴越国时只有衣锦军而没有县城？

对此朱晓东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安众营、衣锦营、衣锦城是地域设施概念，而衣锦军是相当于州一级的行政机构，相对而言，城址是固定的，军址则可以变化，譬如：衣锦军军址在高陆，衣锦城治在太庙山。”这是军和城之间的不同。张惠敏则认为，五代吴越国时期，衣锦城作为衣锦军的军治所在，承担着行政机构中心的职能，同时亦是钱镠家族的宅居地，其内建有彰显功绩的诏书、玉册、金印三楼和三世祖庙、钱镠生祠，衣锦城集军治、家宅、家庙三项功能于一体，所以，公元908年至979年这72年间，安国县与衣锦军是同时存在的，安国县属于杭州西府，衣锦军作为独立建置存在，从宋代起，衣锦军就常被称为安国衣锦军，只是后来，县治以衣锦城为基础逐步扩建，作为临安县治所在地至今已有六百年未曾变更，所以她认为，临安作为千年古城，应该从衣锦城开始算起，而钱镠无疑是“千年古城”的奠基者。

衣锦军的军治和临安县的县治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当钱镠开始建造衣锦城，之后再建造杭州城，它们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什么关系？屠树勋所著的《钱镠传》一书中，刘长欣在题为《宝塔山与钱镠》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很想知道，是‘衣锦之城郭’范式启迪了钱王的理想杭城，还是杭城奠定了安国衣锦军的城建样版。”王征宇把衣锦城称为钱镠建造的第一座城，这是从时间上来定义的，衣锦城比杭州城建造更早，钱镠是在唐大顺元年（890）闰九月“筑夹城”，唐景福二年（893）七月又“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余万人，新筑罗城”，五年后“敕移镇海军于杭州为治所”，之后还筑捍海塘，三次建设将唐代杭州治为子城的基础上变身为“西府”。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蜀蕾在《西府迷踪》一文中就认为，“通过这三次建设，杭州成功实现了从军治所到都城的转型，不仅城市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城市建设也实现大跨越，为后来宋元明清时期杭州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屠树勋在《五代·吴越国史》一书中则认为，“钱镠在城市建设中对我国传统的城市结构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取消了官市制和坊市隔离制，实现了‘关键性的制度变革’，推行了坊巷制，从而突破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坊市分离的格局。”在他看来，钱镠对杭州城的建设是一次“城市化上的革命”。

衣锦城的建造比杭州城要早，杭州的城市化改革是不是在衣锦城中有过试验田？衣锦城和杭州城在性质、规模和功用上存在着差异，和杭州一样打破坊市布局向开放转化，并逐步推进城市化，似乎并不适合衣锦城的定位，但是，同样是由钱镠建造，同样是从军治所到都城的转型，同样是具有规划性的城市，衣锦城和杭州城是不是真的有赓续关系？虽然目前在文献上还未发现关于衣锦城城内生产生活和人口情况的记载，也没有关于市场的相关线索，但是从相关图文中或者可以提出一些疑问：宣统《临安县志》中所提及的“东市在郭内”的格局到底起于何时？“治南三十步醋库，治南五十步酒库”中政府专营的醋和酒是不是也对普通市民开放？衣锦城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子城”？

有疑问才有可能性，有可能才有希望，而这才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就像张惠敏所说，良性的考古发现，两种心情总是相伴相随，一种叫惊喜，另一种叫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