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唐为秦汉旧县，南临浙江，东濒大海，城南有渡口，东晋时称为钱唐口；渡口置有亭，称为钱唐亭。《世说新语•任诞》载：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

则知东晋时钱塘口已形成“市渚”，官府于其地置有“监司”。同书《雅量》记褚裒任章安令，“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其时吴兴沈充为钱塘县令，“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亭吏，当即上文所见之“监司”。褚裒在钱唐口乘估客船东出，前往章安（临海郡治，在今浙江台州市），说明钱唐、章安间有商船往来。

南朝至隋唐时，钱唐城南渡口称为柳浦。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杭州“八到”栏，唐时杭州城“东北至浙江入海处约一百里”，南距浙江十二里。又《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杭州钱塘县下记有“望潮楼”，谓“在县南十三里。唐武德七年置”。则知唐时杭州城南至浙江北岸约十二三里，而望潮楼之所在，当即东晋时钱唐亭之所在。《太平寰宇记》谓隋开皇十年移杭州治所于钱唐城，十一年“复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即今郡是也”。《旧唐书•地理志》也说隋“于余杭县置杭州，又自余杭移州理钱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贞观六年，自州治南移于今所，去州十一里。又移治新城戍。开元二十一年，移治州郭下。二十五年，得还旧所”。则柳浦当是在杭州城东南的一处河湾（谭其骧先生谓即今杭州城东南之贴沙河）。《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引《钱唐记》称：“防海大塘在（钱唐）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又谓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盖柳浦即当在钱唐城与城东防海大塘之间，与浙江相接处有明圣湖，故得以形成为优良港口与渡头。

柳浦对岸则为西陵，南朝时于西陵置有戍（在今滨江区西兴街道）。《水经注•渐江水》云：“浙江又径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宋书•孔觊传》记宋明帝泰始二年二月，吴喜讨伐举兵反叛的会稽郡守孔觊，谓：“其月九日，喜等至钱唐，钱唐令顾昱及孔璪、王昙生等奔渡江东。喜仍进军柳浦，诸暨令傅琰将家归顺。……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诸军皆悉散溃。”《南齐书》卷四十四《沈文季传》记永明四年（486）富阳人唐㝢之乱，沿江进攻，“永兴遣西陵戍主夏侯昙羡率将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唐㝢之“进抑浦登岸，焚郭邑”，钱塘令刘彪弃县走。这里的“抑浦”，当为“柳浦”之误。又《南齐书•顾宪之传》记永明六年（488），西陵戍主杜元懿启云：

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

则知南朝时柳浦、西陵渡口颇为繁忙，官府置有牛埭，以渡往来商旅；并设立埭司，负责征税。其时往来商旅，当多由会稽运输粮食往吴兴郡贩卖。西陵渡口的税收，官府制定的标准是每日三千五百钱，而杜元懿建议由戍主检征，可增加一倍。

唐时柳浦、西陵仍然是杭州城南著名的渡头、港口。《唐六典》卷七记著名渡口设置，谓越州、杭州之间的浙江渡，置有渡船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充，分为五番，年别一替”。这只是官府在渡口设置的渡船，民船往来当更为繁多。也并非仅是来渡江，很多船只是由此出发，远航海上的。对此，唐诗中多有所反映。如灵一《酬皇甫冉西陵见寄》诗云：“西陵潮信满，岛屿没中流。越客依风水，相思南渡头。寒光生极浦，落日映沧洲。何事扬帆去，空惊海上鸥。”诗中的越客在西陵上船，扬帆而去，惊起海鸥一片，显然仅非渡江而已。周贺《留辞杭州姚合郎中》诗云：“波涛千里隔，抱疾亦相寻。……丛桑山店迥，孤烛海船深。”其时姚合正任杭州刺史。诗人遥想自己前往杭州访问姚合，需要住宿山店，搭乘海船。这也曲折地反映出唐时杭州已颇有海舶相通。

但总的说来，唐时杭州城外钱塘江北岸的柳浦与南岸的西陵，可能主要是作为渡口发挥作用的，虽也有海舶停泊，但可能并不多。换言之，唐代杭州的海港作用，可能并不太大。杭州真正成为海港，可能还是在晚唐至吴越国时期。晚唐时期，浙东西之间颇多争战，西陵—柳浦渡口地位遽形重要。中和二年（882），杭州刺史董昌与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相争，汉宏先遣弟汉宥及马步都虞候辛约“将兵二万营于西陵”，董昌遣都知兵马使钱镠拒之。“镠乘雾夜济江，袭其营，大破之，所杀殆尽。”十月，刘汉宏复遣登高镇将王镇将兵七万屯西陵，复为钱镠所败；至中和三年十月，刘汉宏亲率十余万众出西陵，复为钱镠击败。这三次大战，双方皆有相对部分水军参加，说明西陵已是重要的军港。罗隐《杭州罗城记》谓杭州“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说明当时杭州城下已颇有来自闽、粤的舟橹汇集。宋人陶岳《五代史补》卷五《契盈属对》载闽中僧人契盈于广顺初（951年）陪侍吴越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吴越王弘俶喜曰：“吴国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则知杭州城外港口停泊有众多船只，可直航青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