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民以食为先，食以粮为纲”，粮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历来为专家学者所关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浙江温州走出了一位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教育家，他研究并出版有《粮食问题》等专著，被称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科之先驱。

他就是许璇，在当时的教育界，被称为“一代宗师”。

近日，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创始人许璇先生的经典著作集《许璇纪念文集》出版了。

《许璇纪念文集》主要由序言、许璇学术文章集、许璇年谱、许璇挽诗挽联等四部分组成。这本书采用了许璇的孙子，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前身）前院长许京骐教授的《纪念祖父许璇教授》一文代为序言，许京骐自幼生活在许璇身边，1934年许璇去世，许京骐已上初中，许京骐对许璇生平比较熟悉。

许璇学术文章集，汇总了许璇各个时期的学术文章26篇，涉及粮食安全、粮食与关税、农村合作事业、农业发展等。许璇年谱主要从许璇家庭及教育背景、许璇在北平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华农学会工作和学术研究情况及其农业高等教育、农业经济学等方面收集资料而进行编写。许璇挽诗及挽联，主要以《中华农学会报》第一三八期为底本，结合其他文献，对挽诗、挽联进行点校。

↑许璇夫妇合影

许璇(1876～1934)，字叔玑，清光绪二年（1876）出生于瑞安一个耕读世家；自幼聪慧，17岁入县学读书，19岁补为廪生，享受俸禄。戊戌变法失败，他改习新学，1901年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1904年应聘湖北编书局，编辑《湖北学报》。1904年以广东省官费公派留日，初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学习。

↑瓯柑丰收时（图自温州日报）

1911年前后，瑞安务农会委托许璇把“无核蜜柑”苗带回瑞安。1913年，许璇毕业回国时，从日本东京把“温州蜜柑”的树苗和栽培技术带回“娘家”，用以改良，使这一独特品种成为名符其实的温州特产，如今无核蜜柑已由温州传遍全国各地，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许璇回国后执掌北京、浙江等多所高等农业院校，担任中华农学会会长等职。他最早开设农业经济、农村合作和粮食问题等课程，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教育方针，创建农村建设实验区，为农业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国内农学界众多学者出其门下；1934年因病去世，北平大学校务委员会为他举行校葬。

改习新学，矢志攻研农学

许璇出生时，正是光绪即位、两宫垂帘听政时期。

在他19岁那年，爆发了甲午战争；23岁那年，戊戌政变致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在这样的局势下，他愤而改习新学，矢志攻研农学，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归国。

1913年，京师大学改为北京大学校，38岁的许璇回国应聘为该校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开始投身农业教育事业。随后，袁世凯帝制失败、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等重大事件轮番发生。在这炮火连天，国无宁日之际，教育界也是一片混乱，但许璇一生始终坚持农科教学达21年。

许璇主讲的是农业经济方面的课程。在他之前，国内基本上没开过这门课，因而必须编写讲稿。不仅如此，他还对引用的数据一一校订、校正。当时农科师资缺乏，不得已时他还兼授畜牧学、地质学、气象学等课程，对于这些课程，他也是认真备课，从不苟且。

1931年，他任教北京农业大学，1932年，又回到浙江大学农学院，担任院长。第二年，他又辞职回北京，而这时的北京农业大学已改为北平大学，许璇担任农学院教授等职。

许璇讲授的课程，包括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业关税、租佃制度、农村合作、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这些课程，既要追溯我国历史渊源，又要参照国外实际情况，这必须有大量资料数据为证。而在上世纪初期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收集和整理数据资料十分困难。许璇常常在家发动儿孙，让他们帮忙查书、算数字，每到星期日，全家都忙。

而许璇自己则更忙，无论在北京还是浙江的学校校舍里，每夜一两点钟，许璇的窗下还亮着灯光，经常是一人伏案，满架资料、一地烟头。

关注人口，最早研究“粮食问题”

无论是讲课还是著作，许璇常旁征博引。他不但从道光、同治等朝代户部史料中摘录数字，还参考日本驻东北某某领事的调查报告。他还考证过中国的粮食问题，考证洋米输入时间。他认为中国洋米输入始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但为数甚少；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增加到1000万担以上。

许璇的著作存留下来的，除散见于报纸期刊外，仅2册，即《粮食问题》和《农业经济学》。《粮食问题》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约15万字。除序言外，计五章十六节，引用中外统计共48个表。许璇在书中从人口问题论起，然后论及粮食生产、粮食自给、农业关税、粮食统制等。这是国内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

他认为粮食问题之提出，源自人口。而人口问题自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所论国民之富与贫的分歧，引发出生活资料与人口增殖的必然矛盾。接着阐述马克思人口绝对过剩与相对过剩。他表示“马克思之主张，若现在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废止，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实现，则失业者消灭，人口问题自当随之解决。斯说也，确有相当之理由。惟失业问题是否可完全解决人口问题，不能无疑”。“若失业问题完全解决，而是养人口之食物能否充分供给，则又是别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书中还述及战时粮食统制问题：

“故中国为备战计，宜早振兴垦务，更宜于肥料及农具之补充，三致意焉！”“中国粮食之一部分，向恃外国米麦为给源，至战时，势不得不力谋自给的图存，倘奖励粮食之代用法或混用法，或不至于匮乏，非力求节约不为功……此又必须有公正无私之官吏，为之督率，精明廉洁之警察为之监视，庶不至病国而扰民，凡此诸点，皆应早注意及之。”纵然时过境迁，其观点仍然金贵，其治学态度更为后人所敬佩。

而《农业经济学》由后人整理成书，分十一章。第一、二章分述农业经济学之定义、范围、地位及其发展；第三、四章说农业经济特性与世界各国农业情况之变迁；第五至十一章，则属各论，分别论述农业土地、农业经营、自耕农及佃农、农产物价、农业机械、农业金融及农业关税。

生平长处，不在有为在有所不为

↑许璇（前排右二）与朋友合影

许璇与当时的林学家梁希相交最深，他们既是浙江同乡，又是东京帝大的同学，回国后在北农、浙大、中华农学会共事一二十年，而且有时住在紧邻，聚谈颇多。

1934年11月9日，59岁的许璇因脑溢血猝死于备课案头。

许璇去世后，梁希在悼文中说：“许璇生平长处，不在有为，在有所不为……”

许璇的“不为”为师友留下深刻印象。如1932年，他拒不接受浙大当局无理要求，愤然辞去农院院长职务。而全院６０多位教师竟随他一起辞职，学院所在地一带的农民数百人，争相前来送别。

又如1928年，许璇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时，与德商爱礼司洋行在上海真如合办农业试验所，并附设农事试验场，从事化肥肥效对比等试验。由德商提供图书、仪器及每年经费官银1000两，学会则提供技术人员，并由会长许璇亲任所长。试验场开办两年，成效显著，对该公司所产狮马牌肥田粉在我国推广起到很大宣传作用。而这时，德方竟提出要直接派人参加农学会理事会，兼充会计。许璇认为这是洋商要挟，侵犯我学术团体自主权，断然拒绝，试验工作乃告停顿。

而在学术问题方面，许璇经常与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决不作无原则的谦让。

名教授黄枯桐回忆，当年他常和许璇讨论问题，他认为在教育界特别是大学里，只能用学术绝不可施权术。所以当年许璇辞浙大农学院院长时，他也与众多同事“挂冠”而去。可是在一次中华农学会执委会上，他与许璇意见相左，彼此争论得声色俱厉。但一到讨论终了，议出结果时，许璇却笑嘻嘻地对他说“你们广东先生，确实富于革命精神，哈哈哈”。

“杭州人都应该记住许璇”

↑《浙江大学校刊》刊登许璇就职消息

在1913年以来的21年中，他时而北京，时而杭州，变动频繁，但每一次变动，他都为师生所理解，并得到师生的拥戴。

著名农学家汤惠荪先生在《叔玑先生的追忆》一文中提到：笕桥（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院址）的农民，对许璇先生真是“歌功颂德，崇拜之至”。因为许璇提倡组织合作社，真正替他们谋利益。有一次，杭州市政府派人到笕桥乡间来捉没有照会的狗，有一陈姓农民，因为他的狗没有照会，已经捉到狗笼里去了，请许璇先生保释。“像这样保释一只狗的事情，还要烦教先生的大力，那真不胜其烦了，但是先生也毫无难色。”许璇无微不至的关怀，令当地农民感激万分，当他离开笕桥的时候，500多位农民前来欢送。

↑许璇为《1929年西湖博览会》题词

据《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火焰》（201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杭州人都应该记住许璇，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农学家，许教授在杭州的甲种农校和浙江大学任职期间，曾留下许多实践项目，如开辟半山果树基地、整治林平林场、扩展湘湖农场等，尤其那座几乎无人不知的植物园，亦为其首创。许先生无论品性亮节，还是学养风范，皆为人所景仰。”

许璇逝世后，北平大学校委会决定为他举行公祭和校葬，其墓前竖立着由蔡元培和沈尹默题写的墓碑，马叙伦撰文并书写墓志，马衡（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题篆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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