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8年,钱弘俶遵循祖训,以苍生为念,归于宋朝,实现中华一统,受到史家的赞颂。
由于钱镠的战功显赫,曾获得唐王朝颁发的铁券金书,俗称免死牌。中国历朝历代所赐予的“铁券”不胜枚数,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灰飞烟灭,不见踪影,唯有钱镠的铁券金书,经历千年,饱经磨难,奇迹般地被保存了下来:由浙江嵊州长乐钱氏后裔捐献给国家,成为国家博物馆一级珍贵文物向世人展示。那么铁券金书究竟是怎么来的?它有什么作用? 钱镠金书铁券(国家博物馆藏) 铁券金书为皇帝契约 铁券金书,也称丹书铁券、金书铁券,是古代皇帝与臣子所订的契约——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或金等写在“铁券”上,故称“金书铁券”,因具有刑罚豁免权,俗称免死金牌。铁券外形如筒瓦形的铁制品,两券合而为一整体,左券颁给功臣,右券藏入皇家内府或宗庙内,遇到特殊情况,将两券合在一起,以验真假。铁券上的信词,最初用丹砂填字,合称“丹书铁契”。后梁用银粉填字,故《资治通鉴》作“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辽代用金填字,故《辽史》作“金券”;《明史》则因铁券可世代相传而称为“世券”。许慎《说文解字》里说“符,信也”。据考,先秦时代,符节是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一般用竹木做成。《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符就是国君的信物。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考证,丹书铁券发明人为汉高祖刘邦。史载: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丹书铁券中的誓词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汉高祖为笼络功臣,给功臣颁发“丹书铁券”作为褒奖。他大概觉得竹木易朽,不足以表达自己拥有天下并与功臣世代永享富贵爵禄的决心,遂易之以铁。《后汉书·祭遵传》:“丹书铁券,传于无穷。”受赐者莫不感到皇恩浩荡,世代效忠朝廷,将其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 其实皇帝信誓旦旦,但认真兑现承诺的并不多。如韩信、彭越等都是大功臣,结果都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至于功臣子孙更无免罪特权,稍触刑律,即绳之以法,如丞相陈平的后裔抢人老婆,被处以死刑。史学家司马迁曾作统计:“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汉武帝太初时,只过了一百年,仅有五个功臣后裔保留封为侯爵,其余均因犯法而获死罪。 自汉高祖刘邦开启以铁契褒奖、笼络功臣的先例,后世帝王纷纷仿效,所谓“后代承业,习而不改”,他们认为这种政治策略和手段对于加强统治权力十分有效。三国时期,为笼络周边少数民族,蜀汉对南中诸夷、曹魏对关陇氐、羌,都赐予铁券与之会盟。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丹书铁券的誓词,由汉初的世袭爵禄一改而为免除死罪。唐代免除受赐者叛逆罪之外的死罪一次或数次,成为唐政府赏赐铁券的主要内容。唐末,不仅受券者有免除死罪的特权,还涉及宽宥其子孙死罪特权。诸如钱镠恕9死,子孙3死。 文学作品也有渲染铁券金书以增加其神秘感和影响力的。小说《水浒传》第九回写店主人介绍柴进时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钦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第五十二回再次写柴进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此“誓书铁券”,是“丹书铁券”的一个异称,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赐柴氏“丹书铁券”,柴氏后人犯罪不得施刑,历史上确有依据。 铁券金书曾饱经磨难 钱镠的铁券金书经宋代陆游、明代刘基等人题跋,还呈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明成祖和清高宗等六位帝王御览,成为国宝。历经战火风雨,颠沛流离,这件国宝能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佳话。 赵匡胤称帝建宋,统一全国。978年,第五位吴越国王钱弘俶,为生灵免遭涂炭,遵循武肃王钱镠的祖训,将所辖的一军13州86县、550680户全部献给北宋王朝。钱弘俶迁宫至河南南阳并死于那里,但“铁券金书”及历代皇帝所赐的竹册、玉册、诏诰等家传文物仍留在杭州钱氏祖庙。淳化元年(990年),杭州官员将铁券等全部吴越旧物运到汴京献给宋太宗。为安抚钱氏,宋太宗观赏铁券后下诏,将铁券等归钱弘俶之子安僖王钱惟濬保管,钱惟濬去世后交给他的弟弟钱惟演收藏。钱惟演去世后,铁券交给他的第二个儿子钱晦保管,继而又转给钱惟演之孙、冀国公钱暄之子钱景臻保管。 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钱景臻做了宋仁宗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1060—1146)驸马,“金书铁券”开始珍藏在钱景臻的驸马府。钱景臻跟大长公主结婚时,担任驸马都尉,后受封会稽郡王。大长公主聪明贤惠,是宋仁宗最喜欢的女儿,她在宋英宗主持下嫁给了钱景臻。金人入侵,她变卖全部家产,支持朝廷抗金。徽钦二帝被掳,在赵宋皇室南渡后,她说,国不可一日无君,遂召集皇族、大臣,主持推举康王赵构为皇帝。公主长子钱忱,被加封为荣国公,后又迁升为太师、豫国公等。 绍兴元年(1131年),钱忱奉母之命随宋室南迁,居台州府所在地临海。钱氏居住到台州以后,逐渐成为台州的大族、望族。绍兴四年(1134)夏,宋高宗赐大长公主第“一行”宅,并御题“忠孝之家”四个字,让她安享荣华富贵。“一行”宅扯,在今浙江省临海市台州中学老校园的东侧。“铁券金书”由钱忱携藏在临海宅第,成为台州钱氏的“族宝”。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当元兵将至天台时,钱氏家人负铁券逃难,死于途中,铁券不知去向。然而苍天有眼,56年之后的元顺二年(1331年),“铁券金书”被一位渔人从泽库的深水中捞了上来,卖给了邻近村的一个老学究。钱氏十四世孙钱世珪(1276-1346)用十斛谷买回了“铁券金书”。但是浸水太久,嵌在“铁券金书”后半段的金字剥落了许多。“铁券金书”长留临海达767年之久,世守不坠。 文学家陆游83岁时写了一篇《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里面有如下记载。绍兴六年(1136年),在他十二三岁时随母至姨母家,拜见了老长辈大长公主,看到铁券、节度使印等宝物,他说:“铁券实藏卧内,状如筩瓦。今七十余年,乃得见录本于武肃诸孙槱家。后十字,盖文僖手书。某家旧藏文僖书帖,亦有押字,皆与此同。武胜军节度使印,则文僖尹洛时所领邓州节钺也。开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阴陆某谨书。”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写道:“券藏白石村民钱文川家。”1895年,岭外钱村发生了一件怪事,日夜有人看守的铁券,竟被人从宗祠里盗走,1901年长乐镇的钱氏后裔花了400两银子从一个常熟人手中再次买回了铁券。铁券终于重返钱氏家族,钱氏后裔为铁券回家,演戏10天,以示庆贺。尔后每年春节用花轿抬着铁券,在乐队吹打声中迎至大宗祠,与先祖遗像放在一起,以隆重的仪式举行祭祀。 在嵊州县志中记载,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长乐也被日军占领。长乐钱氏族人为防铁券遗失,商定将铁券藏在钱赓麟家的深井里。据钱赓麟的儿子钱文汉先生回忆:七十年多前,当铁券送到了他家时,其父母为使铁券不损坏,想了不少办法,先是涂油,后是封蜡,最后将铁券先用棉线缠好再封上蜡,用线捆好投入自家的井里。这口井到秋天水清,一眼见底,文物容易暴露。钱赓麟夫妇每天晚上从外面挑回一担泥倒入井中,将井水搅混。从此,钱赓麟一家人要到很远之地挑水吃。坚守七年,抗战胜利。当年11月,天气已冷,钱赓麟喝口白酒,下井取出铁券,剥开来看,保存完好。 1949年5月,长乐解放,钱氏族人感到人民政府可以信赖,遂将铁券捐献给国家,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鉴于此物的重大历史文物价值,1959年,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将铁券收藏。 钱镠功高获铁券金书 晚唐五代十国被史学家称为“乱斯极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北方十室九空,“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江南大旱,饥人相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王钱镠就生于其时。他出身贫寒,少喜习武,因系长子,16岁便冒险去海盐等地,肩挑贩卖私盐至安徽等地,换回钱粮侍奉父母。21岁时,钱镠投身行伍,“骁勇绝伦”,胆识过人,武艺高强,受到石镜镇指挥使董昌的重用。879年黄巢起义军进犯临安,钱镠以少敌多,运用伏击和虚张声势等战术,巧妙地解围。880年,唐朝内乱四起,为保护地方安定,董昌、钱镠联合各县民团,建立“八都军”。董昌其人缺少远见,昏庸残暴,野心日增,他与钱镠历经四年艰苦战斗,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叛乱后,僭位称帝。 895年,唐朝封钱镠为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钱镠初念董昌提携之恩,且又是同乡,两次劝告董昌不可叛逆。董昌却联合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偷袭苏州、杭州,才使钱镠下决心攻克越州(绍兴),董昌在被押付杭州途中,自惭无颜,投江自杀。 897年,钱镠讨伐董昌有功,唐昭宗特赐“金书铁券”,铁质形如覆瓦状,中穹旁垂,质如绿玉,纵29.8厘米,横52厘 米,厚2.41厘 米,重约132两,上嵌金字350个,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现金字多有剥落。唐昭宗诏文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使、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钱镠,朕闻:铭邓陟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贯,渫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慰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瓯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间,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永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在诏文中,唐昭宗褒奖钱镠削平董昌的功绩,称赞他“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慰社稷,惠以福生灵……志奖王室,绩冠侯藩”。他称钱镠的功劳“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顾功”。因此,他“用赐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永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铁券的主要内容是记载被赐者征讨董昌的功绩,券文明言“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这是皇帝赐给钱镠的奖赏和信物。清朝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称铁券:“晶光闪烁,天语温纯。” 钱镠获得这道“金书铁券”时,感动得哭了,他说:“我才46岁,就受到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并以此谆谆教导自己的子孙:“要谨当日慎一日,诫子诫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因此而贾祸。”同年十月,钱镠请文学家、钱塘县令罗隐起草《谢赐铁券表》,向朝廷致谢。这件《谢赐铁券表》流传了一千余年,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时曾展出过,后来下落不明。900年,为了表彰钱王的功绩,唐王朝派人取钱镠画像,悬于凌烟阁。其副本一直由钱氏子孙宝藏,由于年代久远,原件残破不堪,清代裔孙钱泳请人临摹,今摹本藏江苏省常熟市博物馆。 江南文化的核心为五代吴越国文化,宋人编《百家姓》将钱家排在仅次于赵宋皇家的第二家,表明世人对钱氏家族的家国情怀的肯定。钱镠平息战乱后,维护地方安宁,建立吴越王国,定都杭州达八十余年,造就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格局,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江南水乡文化。钱王的仁慈和贤明,使西湖化解了“千年之劫”。据记载:当时中央政府准许钱镠造一座王府,风水先生认为填了西湖造王府是最佳选择,这里风水好,有王气,钱家可享有千年江山。钱镠坚决不同意,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我还要王气干什么?”他不但没填西湖,还招募了7000名“撩浅军”,专门从事西湖等水域的疏浚工作,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的诗句赞颂钱王。 钱镠对杭州先后进行3次扩建,大大拓宽了杭州城的范围,杭城留下的“百井坊巷”中那九十九眼井,就是钱王开凿的,故俗称“钱王井”。钱镠同时发展经济,扶植农桑,开拓海运,扩大贸易,将杭州建成了“富甲一方”的“人间天堂”。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15380户,至五代吴越盛时人口激增至10万余家、50万人,盛极一时。 钱王十分重视苏南重镇苏州,虎丘塔亦为钱王所建。他派出第六子钱元璙(公元886-942)前往驻守。钱元璙最喜园林,治理苏州30年,颇有政声,特别是其于苏州园林建设的贡献泽被后世。史书记载他“俭约镇静,郡政循理”,“好治林圃,釃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比及积岁”。五代诗人贯休曾写诗赞钱镠道“一剑霜寒十四州”,说明吴越国最强盛时他管辖有14个州,成为一时之豪杰。 81岁时,钱镠在杭州病亡,谥号武肃。他遗言要“子孙善事中国”,“如遇真主,宜速归附”,立下 “八训”等,后演绎成著名的“钱氏家训”,使后裔长期受益而人才辈出。对钱镠的功绩,后人口碑不绝,苏东坡写下《表忠观记》的文章。江浙等地,更有不少奉祀他的祠庙和纪念他的地名。北宋欧阳修曾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 六位皇帝赏铁券金书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吴越国王“铁券金书”,后世的铁券多系参照这一铁券制作的,曾经过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明成祖、清高宗(乾隆帝)等六位皇帝的御览。其中朱元璋曾御览了两次,乾隆皇帝则在览后归还时亲作“观铁券歌”诗文赏赐,并依其形制颁发给功臣、重臣。可以说唐、宋、明、清颁发的铁券,形制相仿。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想仿效古代帝王表彰开国功臣,赐给铁券,但无人知晓铁券的形制。这时翰林学士、文学家危素说,临海钱氏藏有铁券,于是朝廷遣人到台州。钱氏后人接到圣旨,不敢怠慢,速将“铁券金书”和钱氏五王画像送到京城。朱元璋与丞相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等观赏后,照样雕了一个模子,并翻刻制成木刻铁券。钱氏后人仍将“铁券金书”带回临海以世代宝藏。清朝学者凌扬藻在《明史·舆服志四》的《蠡勺编·铁券》中对这事作了记载。这次铁券进京,让朱元璋的朝臣们大开眼界,他们争相吟咏,唱和不停,文坛领袖宋濂还撰文《送钱允一还天台序》来纪念此事。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高宗弘历第三次南巡时欲一睹这稀世宝物,钱选等人把“铁券金书”送到常州,让他观赏。乾隆皇帝不但御览了铁券,还把他亲自题写的《观钱镠铁券歌》刻在安置铁券的木盒宝匣上。乾隆题诗云:“表忠观永祀钱塘,铁券却在台州藏。久闻其名未睹物,秋卿同族今呈将。铸铁如瓦勒金字,乾宁岁月犹存唐。皇帝若曰咨尔镠,董昌僭伪为昏狂。披攘凶渠定江表,祲清赢泰保余杭。用锡金版永延祚,克保福贵荣宠长。恕卿九死子三死,承我信誓钦毋忘。徒观剥蚀字漫漶,铁犹如此人何方。龙门致诮带砺誓,赵宋转眼为新王。俊杰识时有弗较,善存桑梓功斯良。其时铁券固不出,南迁后出方羶芗。作歌装匣付珍弆,所嘉谢表撝谦光。”当时一些大臣、名士,如庄有恭、范清供、齐召南、沈德潜、蒋士铨等都赋诗“恭和”,为一时之盛事。 钱镠的“铁券金书”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不少钱氏子孙专程前往观赏,我也多次前去欣赏。欣赏之余,感慨万千。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如今国泰民安,反腐肃贪,深得民心,不赦“丹书铁券”、不搞“铁帽子王”,更让制度反腐成为稳态的民心所向。但“铁券金书”的文化价值是永恒的,它诠释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和荣辱,也见证着千年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附
陶福贤:钱镠与吴越国 人们进入临安城,稍加留意,就可发现这里的山川、街道、公园、水井、碑刻、楼阁,乃至商场、食品,多与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和钱氏家族有关。功臣山、石镜山、安国山、婆留井、钱王陵公园、安国楼、衣锦街、武肃里等,都会勾起人们对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及其开国之君钱镠的追忆。 钱镠,字具美,唐大中六年(852)生于临安,出身微贱,世代务农,早年曾以贩盐谋生,家居石镜镇(今临安镇)钱坞垅。 “人间天堂”的奠基人 吴越国建于长江三角洲吴、越故地,占有今浙江省十一州,再加上苏州、福州,共十三州。 苏州、杭州均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人间天堂”,而今日苏杭地区的繁荣都与钱镠在历史上所建树的功绩是分不开的。钱镠自统一“两浙”、正式建立吴越国后,亲自带领军民5次扩建杭城。值得一提的是公元907年,扩建牙城时,有术士向钱镠献策:如在旧基扩建,国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更建,可以延长十倍。钱镠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哪有千年不变的真主?有国百年就心满意足了。他花大力疏浚西湖,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句赞扬他。 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增调军民数十万在沿钱塘江北岸,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决战,并采用立滉柱、打竹笼的科学方法降服汹涌的潮魔,筑起了一道从六和塔到艮山门的捍海石塘,彻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浸之患,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 “盖当隋时杭地苦卤,水咸难饮,自唐邺侯李泌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钱王又凿井九十九眼以泽民”。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镠开的,故称钱王井。钱镠第七子元瓘命将士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另设置龙山、浙江二闸,“以大小二堰,隔绝江水,不放入城,则城市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钱镠为杭州城的饮水淡化做了大量工作。 钱镠还凿平钱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发展经济,使吴越国“富甲东南”。 左:绍兴博物馆藏钱缪62岁银简 右:浙江省博物馆藏钱缪63岁银简 钱镠对开发和繁荣两浙经济,奠基“人间天堂”代有好评。这在著名的宋代铁面御史赵汴、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分别撰写的《武肃王传》等专著中,均有详细记载。 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惟独吴越国人民安居乐业,使吴越百姓免去战乱之苦,过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户,五代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钱镠死后,子元瓘、孙弘佐相继嗣位。钱弘佐时,仓库存有十年积蓄,免全国赋税三年。 五代时,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镠“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至吴越国归宗时,杭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第一州”。 钱镠在发展经济中首先紧紧抓住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国建成了鱼米之乡。吴越国利用水网泽国的优越条件,创造了“圩田”的耕种方法,即在河渠两岸的农田周围,筑起堤坝,内以围田,外以挡水,圩田是吴越国发展农业一个重大进步措施。 钱镠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丝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在十国中以吴越国的丝织业发展最为迅速。丝织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使境内“桑麻蔽野”,蚕季岀现了“春巷摘桑喧姹女”的热闹景象。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要实现真正的经济繁荣,还赖于商贸的发展。通过商贸交易,沟通中国两大经济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西京、东京称为“两京市”,是全国最大的商贸中心,其次便是扬州、益州(成都)。五代后,商贸中心便慢慢向苏、杭、明等州转移。这些均为后来赵匡胤统一中国,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的实践所证实。 现在,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沪宁杭(含嘉、湖)、苏锡常、甬温绍九个地区中有七个均在原吴越国地区。吴越国往事已越千年,但其重大意义与影响却绵延至今。钱氏三世五王实践“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从而为国家经济繁荣、民生福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左:浙江省博物馆藏钱缪66岁银简 右:钱缪67岁银简 中外交流的倡导者 建国后的钱镠几次回家乡临安,但其父钱宽却避而不见,后来他对钱镠说:“吾家世代以田渔为事,未曾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之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这一教诲,对钱镠后来实行“保境安民、事奉中原、不失臣节”的方针颇有影响,吴越立国后,虽曾建元,皆私行于国内,连自己的年号钱都未曾铸行过,当时曾有一个农民在田里得传国玺献给钱镠,钱王说“此乃天子所用之宝,非臣下所宜留”,马上献于朝廷,由此可见钱王盼望民族统一的可贵精神。 吴越国所致力的事业,不只是图一时一事的好处,而是为千百年的长治久安。吴越国立国七十二年,而治杭则达八十六载,自钱镠后三世五王,一姓到底,这就具备了长治久安的条件。正是因为保境安民,晏然无事,吴越国也就成了北人迁徙南来者所向往的福地、乱世中的一片乐土。 而钱镠“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之大礼”的临终政治嘱咐更为后代钱王所遵循。公元978年5月4日,钱弘俶遵照祖上“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使当时繁荣发达的吴越国免遭破坏,人民免受生灵涂炭,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吴越国三世五王的这种以民意为归、民利为先、民族统一大业为重的伟大胸怀,更加增添了广大百姓对他们的敬仰与爱戴之情。在钱镠及其继承者统治吴越国期间,吴越国则凭借其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积极发展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据文献记载,古代的朝鲜、日本、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与吴越国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其中,吴越国与日本、朝鲜的交往尤为频繁。 吴越国时期,朝鲜半岛上先后存在有新罗、后百济和高丽等国。据《新五代史》卷六十七记载,吴越国建立之初,钱镠就“遣使册新罗、勃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 当时吴越国与新罗、后百济和高丽等国的民间贸易往来相当频繁。《十国春秋》卷八十一记载,建隆二年十二月“海舶献沉香翁一具,高尺余,剜镂若鬼工,王号为’清门处士’。又,髙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木千斤,叠为旖旎山,像衡岳七十二峰。王许以黄金五百两,竞不售。”说明吴越国与外国的贸易关系是相当自由和平等的。 吴越国建立后,钱镠及其继承人曾经多次派遣使节前往日本,积极增进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前往日本经商的吴越商人,其著名者如蒋承勋、蒋兖等人,都曾充当吴越国的使节。例如蒋承勋于公元936年、953年两次携带吴越王的信使出使日本,并把丝绸、绢、绵羊等礼物送给日本朝廷。商人鲍置还曾带去孔雀等珍禽奇兽献给日本天皇。据史书记载,数十年间民间商船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当时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几乎都是从吴越国去的。 远航日本的中国商船从吴越国的都城杭州出发,横渡东中国海,通过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后,在博多津港(今福冈市)靠岸。每次航行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夏季,趁风季来临时启航,到达日本后,在那里卖掉商品,然后在台风期过后的九月启程返航。 除此之外,吴越国还与印度、阿拉伯等国建立了友好的商贸关系。据《吴越备史》卷二记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火油即石油,所以,浙江成为中国最早使用石油的省份。对外交往使得吴越国较早地开展了商贸,这也为“浙商”的形成和当今江、浙、沪地区经贸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之都的缔造者 吴越国时期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钱镠掌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罗隐、皮光业、胡岳、林鼎、沈崧,武将顾全武、马绰、杜陵、阮结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谋臣。因为广招才智之士,使得吴越国人才济济。当时有个著名诗僧贯休,送了钱镠一首诗,其中两句为: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佛学兴盛更是吴越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国都会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白塔、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等都是吴越国时新建或重建,吴越国在杭州以外所修建的佛塔,有苏州虎丘山上云岩寺塔、上海龙华寺塔、义乌双林寺铁塔、安吉马家渡灵芝塔等。 寺庙方面,杭州四大名寺灵隐寺、净慈寺、圣因寺、昭庆寺等,无不始建或重修于吴越国时。下天竺法镜寺,原由东晋时印度高僧慧理创建,钱镠重建为五百罗汉院;中天竺初建于隋朝,吴越国时钱弘俶扩建改名为崇寿院。吴越国时在杭新建扩建的寺院还有净慈寺、凰凰山南麓梵天寺、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五云山的云栖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玉泉的清涟寺、北山下的玛瑙寺,等等。 吴越国佛教石窟艺术在杭州有多处,其中慈云岭南坡石壁间石刻造像,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造像,是五代吴越国时期石窟艺术造像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处,至今犹可欣赏到其雕刻之精美生动。另有烟霞洞内十六尊罗汉像、石屋洞内众罗汉像、飞来峰射旭洞内三尊佛像等。另外,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寺经幢等吴越国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瓷器以吴越之秘色瓷器最为精美,钱弘俶时一次进贡宋朝秘色瓷达14万件之巨。在当代的古代文物发掘中,钱镠之子钱元瓘墓中和钱镠之母水邱氏墓中,都发现秘色瓷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在我国陶瓷史上也曾大放异彩。 越窑青瓷褐彩云纹熏炉 唐天复元年(901) 1980年浙江省 杭州临安水邱氏墓出土 临安博物馆藏 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吴越国时期刻版印刷品,乃是雷峰塔砖内的藏经。吴越国时期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 钱镠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裹着一团英雄气概,让人兴叹不已。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 钱镠于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二十六日薨于杭州,享寿81岁,在位26年。在临安东迎薰门口(今衣锦街东端右侧),立碑题刻“钱武肃故里”。钱镠墓位于临安安国山即太庙山南麓,是浙江省仅存的一座帝王墓。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越国时期在文化上继唐开宋,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物之邦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钱镠对繁荣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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