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昕更出生在杭县（今余杭县）良渚镇。他父亲施甫才，在镇上开茶店。施昕更7岁时进入镇上的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成绩突出。小学毕业后，他父母借了学费，到杭州上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系半工半读。该班分金工、文工2组，施昕更本着自己的旨趣，选读文工组，专攻绘图;除正课外，他还兼习国画和西洋画。该校系由浙江大学代办，著名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育。

1929年6月，杭州举行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施昕更经老师介绍，在博览会的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博物馆陈列着许多历史文物和矿物标本，施昕更得以大开眼界。在馆内任职的时间虽不到半年，但对他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研究兴趣却影响很大。博览会结束后回良渚，到第二年浙江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博物馆原有的那些陈列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文化教育机构，名“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靠着旧有的关系，得以重返该馆工作。

该馆分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两部，自然科学部下设动物、植物和地质矿产3组，施昕更以其所长，在地质矿产组任绘图员。

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陈屺怀（陈布雷之兄），地质矿产组主任盛莘夫（五十年代后任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古生物研究室主任），都是饱学之士，施昕更在这两位前辈的薰沐和指导下， 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而且在地质矿产专业知识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地质矿产组助理员。1933年，他作为一名助手，随盛莘夫去孝丰地质考察，爬山越岭，辛劳备尝。施昕更还常把考察所得撰文在本省报刊上发表。

1935年，他写就《浙江地质矿产志》一稿，惜未发表。这一年，他还代表西湖博物馆去天津参加全国地质会议。

1936年，西湖博物馆对杭州古荡的一处古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施昕更也被派往参加，在发掘中出土了一件有孔石斧，这引起了施昕更的密切注意。因为这种有孔石斧在良渚也曾出现过，而且为数不少。施昕更决意回良渚去考察调查。

良渚以及与它相毗邻的安溪、长命等乡，有不少古文化遗址，农民在翻耕土地时常会发现一些地下文物，最常见的有陶器、石器和玉器。玉器是一种珍贵的东西，常有一些古董商人前来高价收买，人们看到有利可图，竞相盗掘。但他们只要玉器或是可以换取现钱的别的文物，见到陶器和石器却是丢弃，所以在一些盗掘现场往往可以捡到随地丢弃的陶器和石器，被损毁了的大小碎片更是俯拾皆是。

施昕更回到良渚。见到曾被盗掘过的那些遗坑都已被土地的主人填平，种上了农作物，不但找不到石器，连遗坑的位置也难于寻觅了。施昕更并不灰心，他走村串户去访问了一些老人，搜集到不少口头资料，这一带古文化遗址的大体分布状况。从盗掘者那里了解到他们把“文化层”称为“做土”（“做”是指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经过人工翻动之意），还了解到他们把某些陶器和石器当作挖掘玉器的线索，称之为“猜”，按其形状谓之锄头猜、喇叭猜、枕头猜、箭头猜……等等。施昕更把那些口头资料加以分析。那时他趁机向农民宣传地下文物的考古价值，强调必须加以保护。有一次，他从一个农民那里买来一面铜镜，他父母埋怨他，他说：“我如果不买，他就会去卖给古董商人，几经辗转，说不定还会落到外国人手里。”

同年7月，他再次回良渚，终于捡到了几件粗糙的石器。有了收获之后，他当就给自己提出了研究课题：

要想探究这种历史现象和解答这种科学难题，仅凭两件实物资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迫切需要掌握更多的资料。于是在这一次调查以后不久，又回良渚作再一次的调查。

11月3日，他在良渚附近的棋盘坟的一个池塘里（因农民戽水灌田，池水已干），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开始他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带到杭州同别的陶片进行比较，复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由于他捡到的陶片有石器在同处发现，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这引起了他的莫大兴趣，经过进一步考察，果然有许多类同之处，据此，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在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的注意力就从石器转移到黑陶上来。

他把黑陶的初步调查和发现公诸于众以后，当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那时候博物馆已由董聿茂继王念之后担任馆长。董聿茂虽然是一位生物学家，但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也旁及到考古学，对考古工作也很重视，所以对施昕更的考古调查慰勉有加，在肯定了棋盘坟遗址的价值以后，立即依据那时的《古物保存法》，由博物馆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良渚进行田野发掘。这对施昕更来说是一个特大喜讯，他一得知这一期望获得了实现，不禁为之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他妻子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一见他这副情状，直把他当成疯癫了。

田野发掘工作分3次进行：

第一次发掘的地点是捡到过黑陶碎片的棋盘坟，由施昕更主负其责。他们利用池水枯竭的池塘深度，在池底向下挖掘，挖掘时虽然因土湿而工作相当困难，但仍有不少收获，除发现很多陶豆柄、皿圈足和碎片以外，还发现实用石锤和石刀各1件。

第二次发掘仍旧在棋盘坟原地进行，仍由施昕更主其事。这次发掘收获比前一次大，所发现的黑陶器物数量既多，种类也不少，除陶豆柄和圈足以外，还有较完整的陶瓿、陶壶和陶豆。为了力求确认无误，施昕更还请了馆长和历史文化部主任到现场实地观察。

连续两次发掘的收获使施昕更提高了认识，也增强了工作信心，第三次他就扩大了发掘范围，除棋盘坟以外，还发掘了就近的好几个地方，而且还扩及到安溪、长命、大陆几个邻乡，一共有12个遗址。

玉器向以安溪乡出土的为最多，因此，附近各乡镇（包括良渚）所出的玉器历来通称为“安溪土”玉器，这一分布状况施昕更是知道的，只是为了工作方便起见，特别是由于黑陶是他研究的对象，所以发掘地点大都在良渚荀山附近，对安溪乡的遗址只发掘后河村一处（安溪乡现有良渚文化遗址10余处，长命乡也有好多处）。

发掘告一段落后，因为觉得发现良渚黑陶的意义重大，特邀请那时的考古学权威董作宾和梁思永前来实地察看，并获得了认可。

当进行发掘时，常有一些人前来捣乱，恣意破坏，为了顺利地工作，施昕更只好请求政府派员看守，但仍无济于事。又有当地村民误以为施昕更的目的是想盗掘玉器，牟取暴利，故群起反对。关于这种情况，施昕更曾在报告中记载说：

施昕更把所有出土的遗物经过整理，接着就动手撰写调查报告。虽然所掌握的资料之不足，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战云密布，时不我待，他只好仓促成书了。

调查报告约计5万字，除正文外，附图100余张。仿照《城子崖》定名为《良渚》，副题是《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脱稿后在杭州付印，不料抗日战争爆发，随着上海与南京的相继沦陷，杭州已处在一日数惊当中，因而印刷被迫中断，施昕更只好把校样寄放在良渚乡下一亲戚家中（后来因受潮发霉，无人管理而全部损毁），自己携原稿赶返已经撤离杭州的博物馆，与同事们一起向浙南转移。先从富阳到兰溪，再到永康，后又迁往松阳。在流亡途中奉馆长董聿茂之命，复将《良渚》原稿进行整理，时写时辍，迭经困顿，最后才得以完成。此时博物馆经费日渐短少，只好缩小编制，至永康时人员裁减到只剩5人，经费只剩旧币300元，印刷《良渚》一书已为财力所不许。至松阳，旧币贬值，物价猛涨，境况更加恶劣，博物馆终于被迫解散。《良渚》一稿则由董聿茂携往丽水向迁到那里的浙江省教育厅呼吁，请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获准后，复因内地印刷厂设备不完全，无法印刷，只好派馆员钟国仪携稿赴“孤岛”上海，在中国科学公司付印，并委托寓居在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助校对，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问世。

博物馆解散后，施昕更经董聿茂介绍，去瑞安县自卫会担任秘书。到任不久，忽患猩红热并发腹膜炎；曾赴永嘉就医，途中适遇敌机轰炸，身受颠顾，致使病况益发加重。战时缺医少药，在艰难的处境中终至于不治，于1939年5月29日病逝于瑞安县立医院，年仅28岁。遗有一妻一子（子仅8岁）。那时余杭早就沦陷，施昕更的家乡已被日寇设营驻守，寡妻孤儿生活苦不堪言。

施昕更一生为人正直诚恳，好学不倦，笔者曾听到董聿茂馆长评价他说：“施昕更工作很努力，是一个好青年。”有人在《瑞安日报》上为文悼念他说：“真料不到，一个有为的青年在抗战最严重、国家民族最需要他的时候，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施昕更运用考古学研究历史；以发掘遗址为方法，以实物资料为论据，单就这一工作本身来说，在那时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了。至于他对良渚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所获得的大量遗物，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那意义就更大了。

自古以来，人们根据史书上的记载，一直以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夏、商、周时期还是很落后的化外之地，远落在中原地区之后，可是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黑陶以后，人们就知道那种记载有背于历史实际了。良渚黑陶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就有相当发达的文化了。虽然限于历史条件，那时施昕更认为良渚文化属于龙山文化的一支，是由龙山文化传播而来，而目前却已为独立演化说所更改：然而在事实上，当年施昕更提出传播一说也不是决断性的，而是假设性的。若从字面上来说，不提传播，但南、北文化在长期演化中的相互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施昕更在《良渚》一文里关于这一论点是这样写的：

施昕更这段论述在那时使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就是在现在也还不失其参考价值。

关于科学研究，只要掌握到充分的资料，问题总会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五十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继承着施昕更未竟的事业，在余杭县内外和浙江省内外进行田野发掘，取得了很多的收获。

可以想见，在科学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和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下，今后的考古发掘一定会进行得更好，收获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