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学者群的角度切入学术史研究，并观照区域学术史与中国考古学史，是一个新的尝试。通过对章炳麟与初期考古学，孙诒让与甲骨文研究，罗振玉与古器物研究，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马衡的金石研究与田野考古探索，施昕更、何天行与良渚文化发现，以及夏鼐的考古学成就等几个方面的梳理与钩沉，较全面地呈现了浙江学人的学术视野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轨迹，阐述了浙江学人的探索与中国近代考古学创立过程的关系。
浙江学人在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且形成了前后相继的学者群体。
对西方考古学的介绍与接纳方面，前有章炳麟改造传统史学的呐喊，后有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实践。在《中国通史略例》里，章炳麟关注并强调了地下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在《原变》一文中章炳麟不仅提到了西方考古学中石、铜、铁“三期说”，而且还引《越绝书》中风胡子之言作比附，并注意到“以玉为兵”时代为西方考古学所未有。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考古学，但从诸如“夫蚩尤受金，作兵，伐黄帝，是地质学家所谓铜刀期矣”等言语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对西方考古学的“三期说”已有所了解，而且试图借用考古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古史。尽管此时章氏、夏氏对西方考古学的了解并不全面，但其将考古学知识融入“新史学”和新式历史教科书的做法，对促进西方考古学知识的传播和学界对考古学的接纳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研究对象的拓展方面，先有孙诒让《契文举例》这一甲骨学的开山之作，继有罗振玉“古器物学”的提出与实践。虽然1904年的《契文举例》与1903年刘鄂所辑的甲骨图录《铁云藏龟》，前后只相差一年时间，但在甲骨文研究、甲骨学形成的进程中，却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最终完成了甲骨文由发现、收藏、著录到研究的全过程。罗振玉则拓而广之，不仅在甲骨文字、金石刻辞、汉晋木简、敦煌佚书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均有建树，而且敏锐地注意到此时的古物研究对象已不是“金石”所能概括，于是提出了以“古器物学”替代金石学的主张。虽然罗氏对古器物学的界定，尚未摆脱金石学的规范，但已透出金石学即将向近代考古学转型的新气息。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还在亲临古文化遗址考察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他的后辈，如董作宾、马衡等学者，正是由书斋走向田野，最终完成了金石家向考古学家的转变。
在方法论层面，王国维总结和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对包括考古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国维一方面承袭乾嘉朴学传统并加以拓展，在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钟鼎石刻、齐鲁封泥等金石和古器物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超越前贤的成果，成为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的主要奠基者；另一方面倡导“古史新证”，以殷墟甲骨证商史、以钟鼎铭刻证周史、以汉晋木简证汉史、以敦煌文书证唐史，突破了“信古”或“疑古”的局限，成为新史学的开山。王氏的“二重证据法”实践，为研究者开启了治史诸多法门，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重要界标，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当然，“二重证据法”并不是考古学本身的方法，但在中国考古学的创立与发展中，时时闪烁着“二重证据法”及其所衍生的“三重证据法”的影子。
在田野考古方面，前有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探索，后有施昕更发现“大文化”并开启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的田野实践。在传统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之间，马衡是一位过渡阶段的重要学者。马衡一方面从事金石学研究，在汉魏石经、古籍制度、度量衡制度等方面颇有成就，并以一部《中国金石学概要》，对传统金石学做了总结；另一方面，他关注地下的新发现，提倡有组织、有计划的田野考古，虽没能参加由他提议的安阳殷墟的发掘，但组织并主持了战国燕下都的考古发掘。不仅如此，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近20年，对中国博物馆事业、故宫文物的保护等方面贡献良多。施昕更的考古发掘，何天行的田野调查，更是破天荒地打开了在地下沉睡了近5000年的文化宝藏——良渚文化。施昕更所撰写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仅有的几份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也是长江流域的第一份考古发掘报告。
在继往开来方面，则有以夏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如果以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1949年为界，将20世纪中国考古学分前后两段的话，那么前半段的代表性人物举李济最为恰当，后半段的标志性人物则非夏鼐莫属。50年的学术生涯，夏鼐对中、西考古学涉猎面既广且深，但在其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上，我们仍然看到“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传统学术的影子。
可见，在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初创过程中，浙江学人的探索与贡献是多方位的，但最值得称道的是在于“识”的层面的贡献。
“学”与“识”，大概是治学过程中两个同等重要的要素。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考古学，其实也包含了“学”与“识”两方面内容。作为“学”，即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无疑是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传入中国的。作为“识”，章炳麟、陈黻宸、夏曾佑等倡导“新史学”的“胆识”，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重视“地下出土材料”的“见识”，以及马衡、施昕更、何天行等从书斋考古走向田野考古的“意识”，乃至求学阶段的夏鼐所表现出的“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的“远识”等，无疑为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扎根、发展起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
为直观起见，人们通常以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实，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既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逐步积累过程，也是“学”与“识”相互交融的过程。1900—1914年间，以章炳麟、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对“新史学”的倡导与实践，以孙诒让、罗振玉为代表的学者对甲骨文字的确认与研究；1915—1928年间，以王国维、安特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出土遗物的研究与田野考古示范，以傅斯年、李济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组织与实施，无疑都是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其间，既有“学”的传播，也有“识”的准备。当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识”——“二重证据法”，与安特生为代表的“学”——“田野调查与发掘”，通过当时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聚焦到安阳殷墟这一中国古代王都时，已经过长期孕育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终于诞生了。
正如“绪论”中所言，任何一种学术变迁，一方面会随社会变革而显示出发展的阶段性，另一方面也会循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先后相接的连贯性。浙江学人所呈现的“学”与“识”，一方面是基于浙江地域悠久而深厚的传统学术底蕴，另一方面得益于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学术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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