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认为，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一般地说，世界上的书是读不完的；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就是走进很大很大的图书馆也觉得书太少，读书一定要分主次，不能没有轻重，泛览无归。他曾说过，有些老先生，读了许多书，知识很渊博，令人佩服，但终生没有专业，没有成果，那也是很可惜的。所谓“案头书少，腹中书多”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人一生能真正读懂读透一两本书，也是很不容易的。要把案头极少的、天天读的书读好，自然腹中的书也会多起来。如果案头书多，东翻翻，西看看，就不能专精，腹中的书也就不能多起来。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徒弟总是希望早点掌握师傅的“秘法”，学生总是想尽快从老师那边探得一些“窍门”。我们刚做研究生时，欢喜问问夏先生：“读古书有什么捷径？”“研究古代文学与研究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夏先生总是笑笑说：“不用着急，水到渠成。”
夏先生看我们在研究室只看书，不读书，整天听不到“书声”，他觉得不好。有一次谈到苏东坡时，他说：“苏东坡贬官海南岛后，作过一首听邻童读书声的五言古诗，读之令人神往。‘书声’是一个饶有诗意的词。可是现在我们大学里却很少听见书声，好像把朗诵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事。其实，‘诵读’、‘朗诵’，就是学习古文的捷径，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特殊性之一。研究古代文学而不诵读、不朗诵，那就不能体会到作品的许多好处，也辜负了作者许多苦心。从来都说‘读文’、‘吟诗’，没有说‘看文’、‘看诗’的。要培养对朗读的兴趣，通过朗诵，不断加深对作品的印象和加强对作者感情的领会。”
夏先生还说，不懂的古书读多了，就能逐渐了解它的语法、修辞规律，贯穿它的上下文，即可体会其具体意义。随着诵读遍数的增加，思考的反复，全文也就会理解了。这就是“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夏先生认为，无论是诗歌或是散文，古人都在它的音节、声调方面花了很大功夫的，即使一个虚字，他们也不肯轻易放过。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开头两句本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为了在句中加两个“而”字，他特地派遣驿马追回已经送出去的稿子。夏先生说，读者在这些地方不可辜负作者的苦心。通过诵读、朗诵，作者和读者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也可以考验一篇作品的思想感情的深浅。有些缺乏感染力的作品，就是朗诵不起来。有些好作品，教师只要朗诵一次，学生往往就能了解它含义的十之七八，有时可不必多费口舌讲解。通过反复诵读、朗诵，容易了解作品，也容易记住作品。前人早就说过，“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夏先生还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听说过去北京大学有位美国女教师，给学生讲莎士比亚的作品。起先，她花了很多时间对莎士比亚作品做具体而深刻的分析讲解，讲完之后，却发现有学生并不理解。这位女老师便决定不再先讲，而是让学生去反复诵读课文。在她的指导下，学生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且一边诵读一边体会，结果越读越感到有味道，最后终于明白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奥妙”所在。一个外国人，也理解我们中国人做学问的窍门——“书读千遍，其义自见”。
夏先生平时讲课讲到具体作品时，一般多是要朗诵的，有时应听者要求还要朗诵几遍。五六十年前，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我们都没有能把夏先生的朗诵录下来。他的家人可能也没有他的朗诵录音。据我所知，夏先生在上海人民广摇电台朗诵过宋词，也许还留有那时的录音。杭州大学中文系 1963 届一名喜爱音乐的同学韩长庚，曾把中文系多位老师朗诵中国古代诗词的声调记为简谱，并油印成册。夏先生曾为之题写书名“诗词朗咏谱”，其中收录夏先生朗诵的宋词有：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陆游《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当年夏先生曾经想出资将《诗词朗咏谱》正式出版。有人以“不太合时宜”为由劝止。
关于朗诵方法，夏先生没有给我们系统讲过，只是在朗诵诗词时，顺便说几句，现在能记起的，大概是以下几点：其一，要用各人自己的家乡话朗诵。20 世纪 50 年代，夏先生曾向教育部提议，请各地老先生用各地腔调朗诵旧体诗词，把它录下音来，便可作为诗歌朗诵的百花齐放。其二，诗眼、词眼之处，朗诵速度不宜过快。这些地方咬音吐字尤要清朗明晰，让听者有更为深刻一些的印象。其三，词过片处的朗诵，要把作者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词是音乐语言与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殊艺术形式，它的过片处，是音乐最好听的地方，也是作者声情表达最为集中的地方，前人填词都特别注意这关键之处，因而朗诵时不能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