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年前,偶然读到毛泽东主席于公元1958年撰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为涤荡污泥浊水,振奋龙马精神,他引用了龚自珍的这首《己亥杂诗》。
龚自珍的这首诗,是他写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多达315首的《己亥杂诗》中的第125首,诗末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当年诗人从北京南下,欲回仁和(今浙江杭州)老家,在路过镇江时正赶上那里举行祭拜玉皇及风神、雷神的仪式。这是他应道土的请求而写的一篇献给玉皇和风神、雷神的“青词”,也就是祝祷文。但诗人和那数以万计的“祷祠”者不同,他祈祷的既不是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也不是升官发财、生儿育女,而是借祭告神明呼唤“风雷”,吁请上天重新抖擞精神,冲破制度的牢笼,不拘一格地降下各种全新人才。
全诗通篇采取语意双关的手法,明言暗喻,双线合一,说是“青词”,实为一篇“宣言”。虽然诗中的“风雷”应合了祭拜风神、雷神的事,“天公”分明是指玉皇,似乎很契合“青词”祈神佑护的体式与主旨,其实纯为借题发挥。诗中前两句写风雷来临之前一片死气沉沉、令人室息的局面。诗人希望有疾风迅雷出现,给沉闷已久的中华大地带来新的生气,因为这“万马齐喑”的局面实在令人哀叹。首句中的“风雷”分明是指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万马齐喑”则是指在清王朝专制的淫威下,人才遭到扼杀,有识之士箝口而不敢言,因而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政治局面。“生气”二字便是诗人对时局所开出的疗救之方,当时的中国,正需要蓬勃向上的朝气。虽然诗人并不能预言将会出现怎样的“风雷”,但他已隐约感到在这死一般沉寂的九州大地上,正孕育着一种石破天惊的力量。他似乎已看到那席卷黑暗的疾风,听到天边滚滚而来的迅雷。
龚自珍始终认为人才问题是改革吏治,拯救中华的关键,在《明良论》中,他曾指出“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以致士大夫“尽奄然而无有生气”,因此“不可不为变通”。正因眼见当时无数人才被压抑、被排斥、被浪费的黑暗现实,所以在他著名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诗人痛心疾首,极论人才之匮乏,并一反过去“一治一乱”的传统说法,将历史上的世情世态,分为三等:一等为治世,二等为乱世,三等为衰世。衰世,即貌似治世实际上却在向乱世转化的一种社会状况。在龚自珍看来,衰世的某种“好”比乱世的“坏”还要糟一些,因为它使人们同真实相隔绝,生活在了无生气缺乏创造的平庸的秩序里。他不无愤懑地指出,衰世最大的悲哀,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何以在衰世找不到有才能的人呢?这是因为社会不容许他们存在。偶尔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里面自然含有龚氏的身世之感,他“一生困厄下僚”,46岁还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沉浮,抱负无从发挥,从而切肤感受到了旧秩序的疾患,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呼唤。在西方挑战来临前,龚自珍锐利地看到了旧秩序隐藏在盛世华衮下的满身虱子,于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
在龚自珍的众多诗作中,自然以《己亥杂诗》最为著名。在这组诗中,龚自珍将旅途生活、见闻乃至生平经历、人事、交游、理想、精神遭际,以及仿佛难以言说又低回不已的苦难与悲痛,都化为一道从心灵深处自然喷发的热流落于纸上。风格多样,牢笼万有。龚自珍的诗有奇想、有哲思、有高远的境界,气韵生动,读之通达高古,字句流出,掷地有金石声。是以身后半个世纪,回头率一直居高不下。南社苏曼殊、柳亚子那拨时代青年,更是几乎人人都受过定庵诗风的感召熏陶。梁启超就曾坦承: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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