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廉纤向晚晴，悄然独坐一灯明。”

这句话，是黄丕烈的人生写照，也说出了多数藏书人和校勘学家的“痴情”。这样的藏书人，在浙江，俯拾皆是。

早在宋代，杭州便成为全国刻书中心，浙刻古籍历来被视为佳品。到了近现代，浙江更成为私人藏书楼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浙江省也专门立项开展古籍普查。这些年来，通过委托各级公共图书馆对本辖区古籍情况的调查，获悉全省共有古籍收藏单位90多家，藏量266万册（含民国线装书），善本26万多册。

翻开这浩如烟海的善本，我们随处能在页缝之间，发现浙江藏书家的校勘、批注。他们的藏书活动，在抵抗庸凡的诗意超越之外，蕴涵了一种巨大的热情和清醒冷静的精神。

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的引领下，我们走近几位藏书人，走进他们执着于书的故事。

严可均  不惜血本购书，别人不卖他就抄

“中国的藏书家们，对于古籍文献的热爱与痴迷，完全发自于内心，他们把全部生命都倾注于校勘、批注的事业中去了。有时候，他们一个人，便能完成今天一个学术机构几十个人合作完成的文化工程。”陈谊说，清代中叶的文献学家严可均，便是个中翘楚。

严可均（1762-1843），湖州吴兴人。他38岁中举，当上了建德教谕，后来因为生病，辞官归乡。他精于考据学。

嘉庆十三年（1808），皇帝下诏开“全唐文馆”，校勘唐代文献。可是，严可均此时已经辞官归田，没有机会参与此事了，便感叹道：“唐代文章，真是煌煌壮观！不过，唐以前的文章也应当有总集，此事重要得很，这便是我的职责了。”

于是，严可均在家乡自发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一己之力，几乎把唐以前的文献一网打尽，使之与《全唐文》相接。此举，他共收书3000余家，每人都加注小传，足以考证史文。然后，他又遍检群书，一字一句，无不校订。对于保存和传播唐以前古文献，贡献巨大。

“为了著述，严可均不惜花血本购书，为此而云游四方。遇到稀有之本，他必定出钱购买，别人不卖，他就软磨硬泡，精心抄下来。”陈谊说，他翻检了当时的世善堂、天一阁、万卷楼、世学楼、传是楼等著名藏书楼的书目，个人藏书达到2万余卷。

卢文弨  别人偷走的爱书，被他追着夺回来

“每天埋头于故纸堆之中，忙于校勘、批注，这些书生看上去只会死读书，没有什么人味。但实际上，他们许多都是真性情之人。”作为佐证，陈谊给笔者讲述了一个“卢文弨灵前焚帖”的故事。

卢文弨（1717-1796）生于余姚，后迁居杭州。卢文弨曾经殿试高中探花，后来官至提督湖南学政。因为母亲年老病多，辞官回乡，致力于学问。他曾到浙江、江苏的大小书院主讲经学，长达20余年。

“卢文弨家藏有汉代《张迁碑》，拓技十分精巧。同乡的秦涧泉非常喜爱，就上门乞求索要，卢文弨不肯给。”陈谊说，“有一天，趁着卢文弨外出，秦涧泉就溜进他的书舍，偷走了《张迁碑》。卢回来后知道此事，立马追到秦涧泉家，把东西夺了回来。”

不到半月，郁郁寡欢的秦涧泉突然死了。在追悼会上，卢文弨祭奠完毕，突然从袖中拿出此碑，哭道：“早知道与君永别，我当时何苦那么吝啬！今天，我特来弥补过错。”陈谊说，卢文弨在灵前，当众把心爱的《张迁碑》给烧了。

一生好学的卢文弨，以校勘古籍称名于世。他还广收博采，搜罗珍异版本，家有藏书楼名“抱经堂”，与宁波卢址抱经楼，并称为浙江东、西两“抱经”。

赵昱  有了他，才有了杭州的文龙巷

“独乐乐不如众乐。”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的这句倡议，深为古代“校勘狂人”所折服。

陈谊告诉笔者，读书达到后一种境界的，杭州下城长庆文龙巷的赵昱（1689-1747）就算是一个。“自己家族已经有了藏书楼旷园，他还在家族园子里筑了个小山堂，不仅使所藏之书有了归宿，也为爱好读书的人士提供了一方亲近墨香的天地。”

赵氏祖业原名西之小园，赵昱和弟弟加以修葺，更名为春草园，供侍老母。小山堂筑于园中西池南岸高处，进门有一天井，栽有百年古桂数株，还有袖珍瀑布。里面摆放着一排排木质书架，分门别类地堆着各式线装书籍。在他的努力下，不到20年，藏书就达到数万卷，名声远扬。

“专门收藏地理类书籍与地方志的赵昱，被全祖望称为‘浙河东西文献大宗’。”陈谊笑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小山堂，实在是文星高照。这，也恰恰是“文龙巷”之名的由来。

吴焯  每购进一本书，都找来不同版本参照

“说到了赵昱，就不得不提他的同郡好友自号“绣谷老人”的杭州人吴焯（1676-1733）。”据陈谊介绍，吴焯特别好诗，常与当时名流雅集亭下，饮酒吟赏。据《杭州府志》记载，吴焯9岁便能作诗。

吴焯参与编纂的《西湖志》

吴焯家住清泰街九曲巷口，家里的藏书楼叫做“瓶花斋”，藏书上万卷，不少宋元刊本都藏有多种版本，单南宋陈起刊刻的《江湖集》版本，就达64家95卷之多。

“吴焯每天足不出户，可是瓶花斋门口却是满地的车辙印痕。可见，有身份的人来这里有多频繁。”陈谊说。

赵昱与吴焯是好友。“不管是谁，每得一本稀有的好书，对方必定拿来抄存，并作校勘、题跋。”后来，圈内人只要看到版心有“瓶花斋”字样的抄本，都会当做宝贝。

每购进一本书，吴焯一定费尽心机找来不同版本，相互参照、对比。如有考证心得，就书写在卷首。“他对于校勘的严谨态度，实在令人敬佩不已。”陈谊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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