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第22期杭州文史小讲堂在杭州市文史研究馆举办，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桑兵应邀主讲，题为“《觉醒年代》的觉醒”，杭州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袁成毅主持。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部分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市政协委员，中学历史教师以及文史爱好者齐聚一堂，聆听讲座。

主讲人桑兵教授

讲座现场

讲座上，桑兵教授从新文化运动史的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联、《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态度、少年中国学会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以及《新青年》的思想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行动路线对中共建党的影响等，并与听众进行互动交流。现将讲座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联

在现行的历史叙述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事实关联，被表述为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运动。然而，这一叙述逻辑与历史事实存在出入。遍查文献资料，五四运动之前，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最早由国民党人吴稚晖于1919年7月提出，紧接着在1919年9月，戴季陶对新文化运动作了阐释。1919年10月，江苏教育会即着手组织全省中学以上学生举行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并在比赛通知中就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作了专门解释。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在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的联手推动下出现的，直接的政治目的是延续五四运动的未竟之业，打倒掌握中央政权的段祺瑞及安福系，是以文化运动的形式推动国民革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

戴传贤：《革命！何故？为何？

——复康君白情的信》

《演说竞进会演题之解释》

《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态度

《新青年》同人中，陈独秀最早响应新文化运动，时间是1919年12月。不过，《新青年》同人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存在分歧。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新文化运动，认为“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倾向于开展思想启蒙而不是政治运动。《新青年》大部分编辑人和撰稿人与胡适态度相同或相近，对新文化运动不敏感，甚至内心有排斥。只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赞成新文化运动，并作出了热烈响应。

陈独秀、胡适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入狱，1919年9月出狱后，他敏锐地把握到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蔓延的动向，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呼应文字。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后，在上海连续举行多场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的演讲，由一个支持者变为一个领导者，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巨子”。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在于要不要搞社会运动。李大钊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和鼓动，凭借的舞台不是《新青年》，而是少年中国学会。

《新青年》第7卷第1号

少年中国学会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少年中国学会虽然在以往的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但是一个事实没有得到明确，即少年中国学会是直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有组织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的时间刚好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之时，其成员普遍对新文化运动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该会在全国多地建立了组织，其成员成为新文化运动向各地发展的推动者，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反对直接参政为官，对是否参加包括政治革命在内的政治运动，存在分歧，这最终导致少年中国学会走向分裂。其中，主张坐言起行的一派，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然后逐渐走向政党活动，不少人后来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李大钊，右三）

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

余论

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带偏了中国的思想启蒙，使得大批青年投身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但是，如果按照胡适的路线走下去，中国就不会有一批坐言起行，将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者合为一体的青年，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也就没有后来的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中国20世纪大概不会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一历史发展的脉络，需要认真厘清，才能明白“觉醒年代”的先驱者究竟是如何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