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5月
ISBN：9787308210638
定价：138.00 元
陆敏珍教授序
宋人观察唐代世家大族时，认为家有礼法既是这一时代世家门望的标志，亦是大族累世不败的重要归因。此类论旨在张方平、欧阳修、徐度、李廌、胡寅等人的著述中具体可见、班班可考。而与世家大族“各著家礼”、“专以门望自高”、“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等社会现象相为呼应的是，一些士大夫从各自的目标出发，开始统合整理家礼、家法文本，比如，唐代的卢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新唐书》卷197《卢弘宣传》），宋代的韩琦“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编为韩氏家祭式十三篇（《安阳集》卷22《韩氏参和古今家祭式序》）。此后，参考各家礼文，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定冠、婚、丧、祭之法渐次成为宋代与宋代以后士人制礼、注礼时普遍采用的书写模式。
杨逸《宋代四礼研究》即从这个角度切入。他先在礼学的历史中去确立“四礼之学”这一新门类，以汉唐五礼之学的形成、宋明四礼之学的转向这两个纬度来结构历史的时间与礼学的变迁。随后，他通过爬梳文献，考订宋代以冠、婚、丧、祭四礼为叙事框架的著述，厘清这些文献的作者、成书时间、卷数、体例、佚文等基本信息，同时，亦关注宋人及后代书目中的相关评价与辑考。不过，文献实证显然并非是杨逸唯一着意的研究进路，当他开始分述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之时，他对四礼的具体考索并不耽于不同文本的比对，而是去关注士人制订四礼背后的价值关怀，从而在分述中提炼出一条一以贯之的纲线。很明显，杨逸虽对冠、婚、丧、祭分设不同的讨论议题，但这四个议题或隐或现均有着一个关联的词汇：秩序。
在冠礼中，杨逸探讨了礼仪进程中转换冠帽衣服所寄寓的礼意，提醒人们注意礼服与常服的边界，并通过“常”与“非常”这一组对立概念，用以阐明士大夫规范家庭生活秩序的构想。在婚礼中，他从宋儒对时俗时礼的批判入手，区分出“以礼论俗”、“因礼废俗”、“以俗合礼”、“以礼化俗”等言说路径，从婚礼仪式的空间方位来强调内与外的伦理秩序。在丧礼中，杨逸对包括五服制度、鬼神魂魄、袭敛衣物、棺木、灰隔法等具体礼文仪节的细致观察与分析，其目标是为了呈现宋儒廓清思想、构建义理秩序的历史情境。在祭礼中，他将研究视点集中于墓祭与庙祭之间的演变，通过分析这一历史事象，梳理士大夫如何对墓祭做出新的解释，并最终将之纳入儒家祭礼体系，以此来剖析士大夫调和礼与俗、礼与理，整合礼仪秩序的过程。
《宋代四礼研究》一书从四礼的综论开篇，继而分论冠婚丧祭之礼，一综与一分两部分，张驰有度，在综论中周到细梳，在分论中聚焦问题，这一点无疑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除此之外，我想说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此书的价值。通常来说，学者隔着时间的距离，从文献资料中对历史作出探讨，即便所要回答的学术问题是嵌在当下的，但要从个体所从事的研究活动中得出某种对自身塑造的意义，实难以言喻。然而，这一隐晦的意趣在杨逸这里却是彰明较著的。
“礼者，履也。”对于制礼者而言，无论是要编订细碎繁琐的礼文，还要希望条绪简明枯燥的仪程，其最终目标是要落于人的具体行动的，对于这一点，朱熹说得十分清楚：“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讲礼记序说》）然而，从订立礼文到实际践履，绝非是一个由此及彼的顺延过程。这里，我们仍借用朱熹的话来说明，他讲：
顷年见钦夫刊行所编礼，止有婚、丧、祭三礼，因问之。曰:“冠礼觉难行。”某云：“岂可以难行故阙之!兼四礼中冠礼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婚礼，便关涉两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为丧祭之礼，皆繁细之甚。且如人遭丧，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讲行许多礼数。祭礼亦然，行时且是用人多。昨见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晓得，而所用执事之人皆不曾讲习。观之者笑，且莫管;至于执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礼，济得甚事!（《朱子语类》卷23《论语五·为政篇上》）
这段话从张栻不制冠礼开始发问，涉及婚、丧、祭中行礼难的具体问题与具体情景。事实上，从制礼开始，再到学礼、观礼，最后成为日用之礼，这是一个太过庞大而复杂的问题，要分析这一问题，可能需要制度、学术、社会、群体等各种要素的综合考量。不过，朱熹也说了，亦有一些“自家事，由己而已”的易行之礼，如此，从学礼开始，人们是否可将那些易行之礼在生活中具体行用？杨逸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虽然逾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宋代四礼研究》的范畴，却成为其日后学术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毋庸置疑，杨逸关于冠婚丧祭礼文的系统知识，一方面是作为学习者，通过不同的文本阅读获得，一方面是作为旁观者，在田野调查中汲取各地异俗而来。基于这样的学礼经历，当他走出校门渐次步入人生的一些重要阶段之时，未尝检括世事纷扰的学子，便单纯地想将冠、婚、丧、祭的相关礼文知识与价值认同，带入自己的生话场景之中。他的所求并不多，不过是想实践一些“自家事，由己而已”的易行之礼，甚至只是易行之礼的某些片断。有意味地是，书生演礼所要面对的从来不是礼文知识的不够与不备，亦非朱熹所谓的“情文不相称”，而是用礼所需花费、以及“自家要行，他家又不要行”的掣肘，彼时，杨逸的心境大约可以用“芳心千重似束，照壁孤灯相映”一句来概括。不过，学礼与用礼之间的困厄，这些来源于个人的切己体会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有意的交互联系，事实上，它也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个体的好奇心，并使得学术研究成为对个人的塑造富有意义的存在，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支撑着杨逸对“礼”的相关课题继续进行锲而不舍、经年累月地探索。
得知杨逸的《宋代四礼研究》一书即将出版，作为母亲我自然为他高兴。不过当儿子把写后记的任务交给我时，我相当惶恐：一个医生给一本关于礼的书写后记，这完全是两个学术领域啊！最后拗不过，还是接受了。苦苦思索了好多天，孩子的苦心和该书的意义逐渐清晰。数易其稿后，我最终选择了这些文字：
礼，无论何时、何地、哪种场合、哪种领域，只要有人，就一定会涉及。它贯穿于各种社会现象，大至国与国之间的交际，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关乎国家安全、社会安宁、家庭的幸福。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举案投眉”“举手投足”“文质彬彬”等礼文化现象随处可见。然而在物质丰富、经济发达的今天，我们痛心地发现人们精神层面的匮乏，许多高学历、高收入群体不懂礼、不知礼、不行礼。说起来，他们会很无辜地说没人告诉他们，其他人也不会这般“施礼”，等等。这种现象令人担忧。作者以“礼”为学术研究方向，可以看作一个“八零后”开出的救人救己的“药方”吧。
杨逸七岁时父亲英年早逝，多年以来我独自一个人带他，艰难度日，可想而知。他小小年纪就担当了“小男子汉”的角色，很懂事。他学画、练琴，并非自己喜欢，而是为了我开心。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后，他在寂寞孤独的学业路上努力拼搏，都是为了母亲的微笑。没承想，他的孝顺成就了他今天的成绩。写到这里，我眼中已浸满泪水，千言万语，难用片纸说出。我为他感到骄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借用我最喜欢的古诗句，祝福他在学海中作舟启航！
感谢杨逸的恩师陆敏珍老师，她从孩子读研到现在都无私地给予他教诲、指导与帮助，为他日后的学术道路开辟方向。也感谢其他帮助过我们母子的人，愿您们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