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哪个时代，经济基础永远决定生活质量。《论语》云“子罕言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义利观影响了后世绝大数文人，导致世人对书生的印象只有两个字——穷酸。袁枚虽是书生，但并不酸腐，他明白金钱的重要性。他曾说“但念人为欢，须财与之俱”，又说“解好长卿色，亦营陶朱财”（长卿指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好色，曾拐走美女卓文君。陶朱指春秋时期范蠡，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退隐江湖，做生意很成功，相传范蠡携西施过着归隐的生活）。
辞官后的袁枚，也在深入地思考后半生如何生存的问题。 难道只有当官才能生存吗？ 那些纺丝的、卖丝绸的、养蚕的，不是一样过得很好吗？ 生意人虽然没有官人那么有面子，但当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人活在世上不就是图个舒坦吗？ 我死要面子干什么呢？ 我卖文谋生不行吗？ 文人如何求生存，这是在中国这个农耕社会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分子把学到的知识卖给皇帝、卖给封建官僚体制，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正路。不走科举路成功的有没有？有人曾从清代搜出这么一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等。在这份名单里，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很显然不是求生存成功的典例。 也许，真正让袁枚借鉴生存经验的还是李渔。李渔与袁枚有许多相似之处，李渔长期在杭州和江宁生活，他的生存故事在这两个地方经常被人提起，袁枚对其人其事也更有研究。李渔生活在明清动荡之际，求功名不成，以文求生存，作了很好的尝试。
李渔的第一个尝试就是“卖赋以糊其口”，卖文为生，这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被时人视为“贱业”，实际上，李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卖文赋糊口的“专业作家”。李渔不但卖赋，也卖小说，还“打抽丰”、做出版、搞演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袁枚佩服李渔的生存之道，也佩服他对美食、对闲适生活的追求。他的《闲情偶寄》，袁枚看了不知多少遍。李渔经营文化产业的成功实践，让袁枚深受启发，李渔的本事袁枚只有一样学不来，那就是搭建家班子演戏。袁枚不会写戏剧，也不会当导演。但其他的本事他都可以学得来，卖文肯定没问题，而且袁枚卖文比李渔更有优势，因为袁枚是翰林院出身，又当过知县，人脉更广。“打抽丰”袁枚也学得来，袁枚在官场有人脉资源，完全可以以旧吏的身份、翰林的身份交往。做出版产业，袁枚更有优势，一是场地大，随园那么多房子，随便拿出几间来做编辑部、印刷厂都可以。二是自己的作品多，就专门印自己的书就够了，没必要再编什么名著来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身边的榜样。袁枚深切地领悟到其经营文化产业的方法和技巧，也深深地影响着他隐退后的求生之道。
袁枚经营的第一个产业就是教育产业。袁枚在溧水当知县时就开始业余授徒，在溧水和江浦时，一则由于公务繁忙，此外也因为居官时间过于短暂，袁枚暂时没有正式设帐教学。而到沭阳为官时，他正式开始在业余时间设帐教学，虽说那是一种业余爱好，是把培养青年人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乐趣，但这些学子们自觉奉献的束脩也不少。有人向他学习写诗，有人向他学习写文章，也有人向他学习断案。但更多的还是来向他学习如何应试，如何写八股文以考上举人、进士。
每每这时，袁枚就有些哭笑不得，他即使有八张嘴也说不清啊。他也许在想：
我最讨厌的就是应试，最讨厌的就是写八股文，要不然，我十二岁入县学，为什么四战秋闱都是败北？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八股文，没有用心去写八股文。我是没有办法了，四战秋闱失败后，才临时抱佛脚，苦攻几个月才学会写八股文的。你们别问我这个，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正像讨厌满文一样。
可是，任凭袁枚怎么说别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他毕竟二十四岁就进了翰林院，他当时应试的八股文此时正风行海内，成为士子们学习的范本，真是哭笑不得呀。袁枚从不跟学生讲应试的技巧，也不讲八股文的作法。
辞官定居随园后，袁枚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随园设帐教学，弟子们主动地奉上学费，袁枚自然也就笑纳。袁枚经营出版业的特点就是出版自己的书，自己编的书。随园有专门的“梓人”，就是专门的刻板、排版、印刷的工人，有供专门存放雕版的房间，有专门的书库。随园有专门的“书仓”，“书仓”就是出版、印刷、藏书、展书、售书之所，提供一条龙服务。小仓山房藏书多达三十万卷，有“琉璃世界”，室内有榻有几有架有橱，架上陈列印章图书；有“南轩”，中藏小仓山房全集之版，平时关闭；有“诗城”，沿西山一带筑有数百步长廊，全部糊贴友人投赠、题壁之诗，多达数万首，这相当于一个文化长廊。有“诗世界”，用于储藏海内投诗者的诗稿。袁枚的著作都很畅销，甚至还有盗版出现。他出门远游，不用带钱，只需带一本《随园诗话》就可以换回川资。
袁枚的《袁太史稿》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举作八股文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每年都有很大的销量。他的《小仓山房诗集》《随园诗话》等当时受到上至公卿下至市井百姓的欢迎，福康安这样的大将军征西藏居然还带着《随园诗话》，可见当时袁枚的书的畅销程度，而当时书价又贵，袁枚的收入也就可想而知。许多公卿贵族或官员托人来索书，所谓索书，无非是袁枚赠书时在书上签个名，也就是所谓的签名本，但这名一签，回赠的银两往往是书正常价格的几倍甚至是数十倍。海外和琉球也有来求其书的人。卖书的收入也成为他的收入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袁枚的书出名，一些有钱人就希望能进入袁枚编的《随园诗话》，《随园诗话》一集一集地出，就像一本不定期出版的纯文学杂志，影响非常之大。因而海内文人似乎就预感到这本书会流传下去，都能以挤进这本书为荣。《随园诗话》并不是纯粹刊诗，而是诗、话一体，既有诗，又有与诗相关的故事，或者还有袁枚关于诗的高论，生动活泼。文人们都想尽办法将作品挤进《随园诗话》，这样就可以得到袁枚的几句评论。
这样一来就给袁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候选群体，选诗收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你不收费，人家也会主动送钱送礼过来请求入选。袁枚对诗还是严格把关的，并非是有钱就可以入选，他也并非主动向要求入选者收费，但这种风气一开，就形成了一个潜规则，似乎诗歌入选了不奉献银两就是不懂规矩。当然也有不给钱的，毕竟诗歌是雅事，赤裸裸的教育交易确实有损诗歌的高雅，袁枚作为一个翰林出身的高雅文人，一个当过父母官的人，开口要钱的事他也说不出口，也不屑于这样做。更多的有身份者求入选时是通过送礼的方式，但这样就比直接奉献银子要花更大的代价。裕亲王世子思元主人寄诗给袁枚希望能入选《续同人集》《随园诗话》，并请袁枚作序。这位王爷世子给袁枚的报酬是珊瑚手串一挂、常佩汉玉拱璧一件、家制荷包一双。
这些东西到底价值几何？ 以至于袁枚将其诗文书信在诗集中排在前面？
原来，汉代玉璧今天出土的多为大件，可佩之小玉璧较少，拱璧更少。这种亲王世子常佩的“汉玉拱璧”必定是玉质极好的和田玉籽料而又工极细的上品，贵族也不可多得，当时起码价值数百两银子。珊瑚手串如果是红色的，贵于黄金。袁枚很爱好收藏古董，这位王子所赠之礼实在是一份厚礼。 对于一般人求入选者，或三五两银子不等，也有饮食等小礼物相赠。收费选诗，袁枚是中国第一人。他大胆地把文化当做产业来经营。虽然这也许降低了入选诗的质量，但这样确实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同样有那么多读者。 一个扬州的盐商出巨资重刻孙过庭《书谱》，托人向袁枚索序，袁枚仅以“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十几字就打发了，收银却高达两千两。 第三是卖文。翻开《小仓山房文集》，发现集子中有许多墓志铭、神道碑、传记与行状。据统计，这样的文章有八十多篇。当然，其中很多是袁枚给他的恩师、朋友、长辈们写的，但更多的是为大官或大商人写的，可以看出是金钱交换的产物。一篇墓志铭往往能收到几百两银子，多的还能收到上千两银子。袁枚遗嘱中说：“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送至上千金者。”虽然收了人家的钱，属于“应景之作”，但袁枚丝毫也没有降低写作的质量，每一篇都语言简练、描写生动，使人读之而不忘。按说，为陌生人作墓志铭要写这么生动很不容易，肯定事先还要采访死者家属，听其讲述死者的生平事迹，写完初稿后还要与家属核实、修改再最后定稿。请名人写墓志铭是当时有钱人的一种风俗，作者因为收了钱，往往写尽好话，被人称为“谀墓文”，但袁枚秉笔直书，没有一点“谀”的痕迹，这是难得可贵的。正因为袁枚的写作态度这么认真，所以他这些应景之作才有了流传下去的价值，都可以作为今天研究的史料。 袁枚接受馈赠的银两之多，礼物之多，几乎可以与贪官相比。这些礼物，有的是为了索序而预付的润笔，有的是程仪，所谓程仪，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误餐费”吧。有的是“贺金”，所谓“贺金”，大概就是纯粹的“红包”，是表达一种敬意，别无所求的。除了银两，还有食物、各种器皿、礼品。此外，还有送色的，洗澡搓背的也不少。还有那些有名的姿色姣好的夫人们，也接受袁枚的探望、聊天、平视。 由于袁枚营财有方，晚年时有“田产万金条，银二万”，而“其他书画、图章、法帖”等文物古董也不少。而袁枚生活在一个“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时代，居然能够把以他自己的原创文字为主的文化产业经营得如此风生水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清朝进士及第后辞官的人不计其数，大都是贫苦潦倒、寒苦一生，而像袁枚这样过得滋润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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