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知否，事如春梦可留痕

一

北宋元丰二年（一〇七九），由于乌台诗案的缘故，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了短暂的不适应，苏轼很快接受被放逐的生活，“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描述的就是作者此时安于现状的心境。对于后半句诗，清代著名的州县幕友、州县官员汪辉祖表示难以接受：如果说过去的人生或者理想如同一场虚无缥缈的春梦，梦醒了也就跟着忘了，那么人生的意义又该向何处寻找？为了拒绝遗忘，他宁愿选择相信春梦可以留痕，“余不敢视事如梦，故不免于痕。虽然梦虚也，痕实也。实则诚，诚则毋自欺。硁硁之守，实即在此”，这也是他将个人年谱命名为《病榻梦痕录》的由来（《病榻梦痕录•自序》，《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一〇七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2页）。

表面上看，汪辉祖纠缠于“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提法与一起私人恩怨有关。结束了漫长的幕友生涯之后，汪辉祖先后担任过湖南宁远知县、署理道州知州等低级官职，而满洲镶蓝旗人恩长是他的上司。结合各方面的记载来看，恩长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八年（一七八六至一七九三）担任湖南按察使的官职。在此期间，恩长还曾多次短暂署理过湖南布政使。这种官职上的微小变化，直接导致恩长对待“错案”的态度前后不一致。

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汪辉祖审理过刘开扬、成大鹏争夺坟山的案件。事后查出，汪辉祖的判决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存在出入，理应受到处分。时任署理湖南布政使的恩长出面求情，理由是汪辉祖过去审理了很多上级官员转交的委审案件，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只要改正判决即可、没有必要追加处分（《病榻梦痕录》，188—190页）。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汪辉祖审理上级官员转交的桂阳县何刘氏命案。根据汪辉祖的描述，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需要从其他地区征调经验丰富的仵作；再加上勘验其他案件现场的过程中，汪辉祖跌伤左脚、无法行走，结果导致何刘氏命案超出了二个月的法定期限。时任湖南按察使的恩长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他不仅只字不提汪辉祖过去的苦劳，而且怀疑两人存在私下交易。理由是原先审理此案的桂阳知县陈玉垣是浙江海盐人，而汪辉祖是浙江萧山人，两人算是同乡；汪辉祖跌伤左脚很可能是想拖延审理时间，以便为同乡赢得转圜的机会。他为此上奏弹劾汪辉祖，主张将后者发配新疆充军。后来经过私下调解，汪辉祖以承认“畏难迁延”为代价，换取革去职务的较轻处分（《病榻梦痕录》，220—228页）。

让人难堪的是，审理案件原本是汪辉祖的个人特长，但是这种特长却无法换来个人升迁的机会。由此来看，汪辉祖难以接受“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提法，可以部分理解为他无法接受恩长反复无常的做事风格。

二

不过有证据显示，还应该存在第二种解释思路。在《学治臆说》等多部著作中，汪辉祖对于乾隆朝幕友职业伦理提出严厉批评：

幕道难言矣。往余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其时司刑名钱谷者，俨然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公事，援引律义，反复辩论；间遇上官驳饬，亦能自申其说。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五册，黄山书社一九九七年版，269页）。

概括起来，汪辉祖倾向于坚持新式职业伦理，即州县幕友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法律素养，并且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拒绝进行妥协；而同时期的州县幕友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社交活动上面，很少愿意接受新式职业伦理。稍有遗憾的是，汪辉祖并未交代州县幕友开展社交活动的目的，或者“狼狈党援”的具体含义。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哈恩忠选编了一批乾隆朝整饬幕友的官方档案（分见《乾隆朝整饬各省幕友档案（上）》，《历史档案》二〇一六年第四期；《乾隆朝整饬各省幕友档案（下）》，二〇一七年第一期，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出处）。从中可知，乾隆朝出现了私下分享省级官员内幕消息的“坐省幕宾”。例如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兵部右侍郎吴应棻在奏折中就曾提到“坐省幕宾”的存在，“近来更有一种坐省幕宾，在一二上司衙门者为之主持，呼朋引类，散布郡县，线索相通。”从名称上看，坐省幕宾指的是被（督抚藩臬等）省级官员聘用、并且获得充分信任的省级幕友。由于掌握较为丰富的治理技术、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坐省幕宾也就成为传授幕学知识、推荐幕友工作的理想人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广西道监察御史黄登贤在奏折中提到：需要求职的幕友首先会前往省城，然后利用亲戚、师友、同乡等关系结识省级幕友，并由后者（或者后者的幕主）帮忙推荐工作。

根据陈天锡在《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中的回忆，类似做法在清末依然延续，“学幕必先从州县着手；有成，然后学于宪幕（指监司以上即督抚司道）。大抵学幕，必刑钱兼习。既有所得，再入于臬司学刑名，或入藩司学钱谷，历一二年出而应聘，即可谓之全知，易于脱颖而出。其祗入臬司或祗入藩司者，亦多有之。若仅学于州县，未登于监司；或仅学于监司，未历于州县，虽历年久亦可问世，但终未窥其全，逊于州县监司之并学者；其仅学于监司，又逊仅学于州县者”（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文海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48页）。作为印证，浙江绍兴籍文学家刘大白也有类似回忆，“绍兴师爷还常出去游学，就是在作幕几年之后到各地上级衙署访问，寻求更多的例案，以为深造”（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反过来说，通过传授幕学知识、推荐幕友工作，坐省幕宾可以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幕友共同体。受到就业市场容量的限制，幕友的工作地点势必比较分散，进而制造了幕友共同体内部的交流障碍。而积极开展各种社交活动，显然有助于克服这种交流障碍。乾隆七年（一七四二），云南道监察御史邹一桂在奏折中有过类似表述：“且与其同作幕之人结为兄弟，声势援引。近则杯酒相聚，远则书信相通。”与新式职业伦理不同的是，这种类型的幕友共同体往往倾向于惟上是从、排斥异己的旧式职业伦理。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江南道监察御史胡翘元在奏折中有所提及：“各省幕宾皆有大幕以为奥援，大幕率居上司幕席。属官之幕附其党者，则必联络一气。遇有难办案件，多方照料弥缝。苟非其党，虽有认真办事之幕友，苛肆驳饬，使之不能久安。其所属官虑其掣肘，势不得不延聘与大幕相识之人，庶缓急得所凭依，而案件易于完结。”

三

回过头来看，受到案情的复杂程度、官员的审理权限等因素的影响，上下级官员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由此出现的难题是，到底是下级官员“迁就”上级官员，还是上级官员“迁就”下级官员？私下分享省级官员内幕消息的做法，无疑是希望下级官员“迁就”上级官员；而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拒绝进行妥协的做法，无疑是希望上级官员“迁就”下级官员。两相比较，后种做法的执行难度明显偏高。假若上级官员不愿意“迁就”、而下级官员的幕友又拒绝进行妥协，那么就会出现下级官员的幕友“下岗再就业”的现象。也正因为此，在32年的刑幕生涯（扣除2年的学幕时间）中，他先后跳槽22次，共计更换16位幕主。这相当于约1.5年（最短时间不到一个月）跳槽一次，每2年更换一次幕主（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140页）。

秉持报喜不报忧的推广策略，汪辉祖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自己的成功案例，即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最终获得幕主或者上级官员认可的案例。作为例证，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汪辉祖担任浙江秀水知县孙尔周的刑名幕友。在此期间，他审理过一起富室争继的案件。陶爱泉的儿子陶惠先是长房独子，但很早就被过继给陶爱泉的弟弟。陶惠先后来生了5个儿子，长子死后无嗣，从道理上讲应该过继次子的儿子为嗣。三子陶世侃希望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长兄为嗣，并伪造陶惠先的遗嘱，命令次子归嗣本支（即祖父陶爱泉）。由此出现的争议是，偏袒次房的人认为陶惠先既然已经出继，陶爱泉就等同于无子，以陶惠先次子归嗣也就是以孙继祖，这在当时并不符合“无子者应以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的法律规定；偏袒三房的人认为次子归嗣本支非常合理，因为陶爱泉有亲生儿子，本来就不应该绝嗣。在汪辉祖看来，上述两种办法皆不可取；根据《礼记•丧服小记》中“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的记载，他建议不必追究陶惠先遗嘱的真伪，也不必为陶惠先长子立继，而是将陶惠先长子的应得财产变成祭祀用的族产。该建议后来获得浙江巡抚庄有恭的认可（《病榻梦痕录》，47—48页）。

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汪辉祖担任浙江平湖知县的刑名幕友。由于平湖县富室争继的案件较多，汪辉祖试图推广秀水县的经验。但是汪辉祖很快遇到新的案情：殳凤于只有一个女儿，他的哥哥只有一个儿子。殳凤于死后，留下270亩地，可惜生前没有指定男性继承人。殳凤于哥哥的儿子是独子，所以无法出继给殳凤于（清廷当时尚未出台兼祧的法律规定）。瞅准这个机会，殳凤于的远亲侄子殳球声称自己有资格过继。汪辉祖认为殳球想投机取巧，所以断然拒绝后者的请求；作为替代方案，汪辉祖将100亩分给殳凤于的女儿，将20亩作为殳凤于夫妇的丧葬费用，将150亩作为祭祀用的族产。在嘉兴知府邹应元看来，汪辉祖不给殳凤于立继的做法并不合理，也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所以驳回重审。而汪辉祖坚持原判，他的理由是：殳球与殳凤于的亲缘关系较远，也不存在真实的抚养关系。他之所以愿意过继主要是为了继承遗产，并不会诚心诚意地祭祀殳凤于；殳凤于虽然没有立继，但是可以跟随殳凤于的父亲，一起享受殳凤于哥哥的后嗣提供的祭祀。由于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殳凤于哥哥的后嗣肯定会诚心诚意地祭祀殳凤于。该建议最终获得邹应元的认可（《病榻梦痕录》，58—63页）。

尽管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汪辉祖毕竟创造了新的成案，即在夫亡妇存、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亡夫的遗产可以作为祭祀用的族产。可是汪辉祖很快又放弃推广成案的想法：寡妇黄俞氏没有儿子，只有二个女儿，他的亡夫留下42亩地。黄氏宗族援引殳球的成案，将42亩地视为祭祀用的族产，所以请求宗族代管田产、代收地租，每年仅支付黄俞氏30石租米。由于成案的存在，署理知县认可黄氏宗族的请求。而汪辉祖认为30石租米很难保障黄俞氏及其女儿的日常生活、亲戚应酬等需求，所以反对黄氏宗族的请求。最终的审理结果是，37亩田产交由黄俞氏全权管理，无论用于何种用途，黄氏宗族均不得干预；余下的5亩留作祭祀用的族产（《病榻梦痕录》，63—65页）。

四

选择从政之后，汪辉祖继续坚持新式职业伦理。与其他的州县官员相比，汪辉祖的做事风格显得特立独行：“臬司留委勘狱，凡委审者皆先探臬司恉，然后提犯讯供。余惧有先入之言，不敢请示；犯供未定则告病假，或一日或二日，得有确供方禀见。往往不惬臬司意、而案无游移，卒邀俯允”（《病榻梦痕录》，190、195页）。换句话说，生病、受伤原本就是汪辉祖对抗上级官员权威的惯用借口；再加上汪辉祖事先不与上级官员沟通，所以恩长怀疑汪辉祖、陈玉垣存在私下交易也很正常，毕竟理论上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

“多亏”了反复无常的恩长，我们才有机会了解到失败案例的存在。可是出于推广新式职业伦理的需要，汪辉祖破例保留前文提及的两个失败案例，并且只出现在自撰年谱之中、并未出现在他撰写的官箴书之中。

为了安慰那些受到处分的州县官员以及失去工作的州县幕友，汪辉祖还引入了“历经试炼”的宗教观念。不过与汪辉祖的碎片化表述相比，同时期的袁守定在《图民录》中的表述更加完整、凝练，“人必历练而后明于治理。历练逾久，则治理逾明。若者可行，若者不可行，早灼见于事先矣。魏文侯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逾明’，此历练之说也”（《官箴书集成》第五册，235页）。从词源上讲，“历练”应该源自道教的“历（经试）炼”（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227—234页）。换句话说，读者完全可以将受到处分、失去工作视为上天有意设置的考验；通过考验的方法就是拒绝妥协、坚持新式职业伦理，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除此之外，汪辉祖还引入了“因果报应”的宗教理念。从世俗的角度看，坚持新式职业伦理可能会让当事人受到处分或者失去工作；然而从宗教的角度看，坚持新式职业伦理却有可能给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子嗣）带来无法提前预知的福报，“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余自二十三岁入幕，至五十七岁谒选人，三十余年所见所闻牧令多矣。其干阳谴阴祸，亲于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获上脧民之能吏；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间亦循格迁官；勤政爱民、异于常吏之为者，皆亲见其子之为太史、为侍御、为司道。天之报应，捷于响应”（《官箴书集成》第五册，314、309—310页）。

由此来看，汪辉祖难以接受“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提法，或许是参杂有理想主义的诉求。然而套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尽管新式职业伦理存在较高的执行难度，可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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