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逢禄的公羊学研究，就是建立在西汉董仲舒和东汉何休对《公羊传》诠释的基础上，他的研究可视作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但在另一个角度上看，却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借助公羊学说表达政治主张。刘逢禄承袭东汉何休的观点，着重阐释公羊学的“三世说”，公羊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哲学具有进化的观点，由“据乱世”进为“小康世”，由“小康世”最终进入“大同世”，刘逢禄对这一学说进行进一步地发挥阐释，以“复三代之治”的口号，为变革晚清的政治困局提出理论依据。
刘逢禄的思想对龚自珍影响极大，龚自珍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当时，龚自珍因为准备参加科举所以居住在京师，得以和魏源等人共同受教于刘逢禄。他一见刘逢禄就引为知己，写诗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所谓的“虫鱼学”就是古文经学者的训诂、考据之学。龚自珍声称跟随刘逢禄以后，要丢弃以往所学的训诂、考据之学，转向今文经学，当然是一种夸张之语。就算是他的老师刘逢禄也没有完全丢弃“虫鱼学”，清代的今文经学许多学者都深受古文经考据学风的影响，刘逢禄也不例外，他在研究中就是以考据的方式考证《春秋左传》本为《史记》中提到的《左氏春秋》，为记事的史书。而龚自珍本人也是一个深受古文经学者影响的人，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即是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者，在结识刘逢禄的前一年，嘉庆六十大寿恩科，龚自珍第四次参加浙江乡试（龚自珍参加了四次乡试，前两次为顺天乡试，后两次为浙江乡试），中式第四名举人，主考官就是著名的训诂学家王引之，他和王引之是门生和座主的关系。而结识刘逢禄的同年，他又拜谒了著名的训诂学家王念孙。他对王氏扬州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十分推崇，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应王引之之子王寿同的请求，为前一年去世的王引之撰写《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对王引之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做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还曾作诗称赞高邮王氏：“儒林几见传苗裔，此福高邮冠本朝。”这说明龚自珍并不因为自己从事今文经学的研究而囿于门户之见，对古学学者及其思想也给了充分的肯定。
当然，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和刘逢禄等常州学派并不一样，他研究《公羊》，并不是要复兴董仲舒、何休等汉儒的今文经理论，而是要通过公羊学来寻找疗救当世之疾的良方，通过“通经”的方式以“致用”，他自称学习研究经学，最终目的是要“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也就是所谓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从这一思想出发，龚自珍在刘逢禄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公羊学进行全新的诠释。他对“公羊学”的研究，其实是为了借助《公羊传》的“微言”，阐述自己创新性的“大义”。龚自珍曾著有《六经正名》及《六经正名答问》，详细阐述自己的经学观点。他以考据的方式，提出今文经学者所主张的六经都由孔子所创的说法并不正确，“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否定了孔子著六经的说法，龚自珍就把“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进一步提出了为六经正名的主张，他要求“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
在中国古代，自汉以来，各朝各代的政权出于思想统治的需要，不断充实“经”的内容，“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被认为是规范一国之人道德规范、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法度。汉代以《易》《诗》《书》《仪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代分《春秋》为《左传》《公羊》《榖梁》三传，分《礼》为《周礼》《仪礼》《礼记》，并为九经。唐文宗刻《开成石经》，加入《论语》《尔雅》《孝经》，南宋加入《孟子》，成为后来通说的“十三经”。而龚自珍认为“十三经”的列法很有可商榷之处，他否定《论语》《孟子》《尔雅》《孝经》的“经”的地位，对于其他经籍，也主张“去其浅诞，剔其讹衍”，留存其“可读者”。他引用汉代班固的“六艺九种”理论来说明自己的“经学观”，他列的经籍，既有今文经学主张的《公羊》，也有古文经学推重的《左传》《尚书》；有历史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也有文学方面的《屈原赋》《郊祀歌》等；甚至还有实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经》《考工记》《说文解字》。他希望通过这种“通经”的方式，培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性人才，以学术来“救裨当世”。
从龚自珍的经学主张来看，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经学学者，他在经学上，不但横跨了今古文经学，而且还超越了传统的儒家经学思想。所以，从本质上说，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并“公羊学”，或者说“公羊学”只是龚自珍用以说明自己学术思想的一件“外衣”。他强调通经以“济世”，经学研究由“六经正名”导向“六经皆史”，进而导向“明道”，体现了近代经学研究的强烈的“经世济用”思想，这不但和黄宗羲、顾炎武以来的清代经学研究一脉相承，而且也包含了新的内容，开创了近代经学研究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龚自珍是经学史上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和龚自珍同时代的好友魏源，同样也以公羊学为引，导向“经世致用”，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近代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就进一步沿袭和发展龚、魏的学说，他将《公羊传》的“三世说”做了全新的诠释，提出要运用孔子的大同之道，变革中国社会，从而使中国由小康之道的升平世进入行大同之道的太平世。为近代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