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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走向近代——龚自珍的经学思想
来源:《无双毕竟是家山——清代思想家龚自珍》  作者:陈杰  日期:2021-07-14

经学是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所研究和探讨的对象是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在中国古代,经学是极其重要的学问,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成为了官方显学,其盛衰演变和争论分野,都和现实政治有着扯不开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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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当清代学术蜕分与变迁之时。


一方面,清代在官方沿袭明代,大力提倡“宋学”,即尊崇宋明理学家以义理解经,以朱子学为正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自皇帝而下,都以“理”“道”为标榜。熊赐履、李光地、汤斌、魏象枢等人也都以“理学名臣”的身份而被朝廷重用。

另一方面,从清代中期开始,众多学者开始转向汉学研究,即古文经学的研究,他们主张摈弃宋代对经学的附会之说,回归经学原典,以训诂考据为手段,纠正宋学“离经言道”的弊端。这批学者以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宗,到乾、嘉时代,形成了以惠栋、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段玉裁等为代表的皖派;以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和以王念孙、王引之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他们都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面有着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古代学术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龚自珍生活的嘉道年间,以古文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考据实证为主要研究形式的汉学研究正达到了巅峰,但经学界出现了今文经学再度兴起的势头,而在这一批以“公羊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中,有一位对龚自珍影响极大的人,那就是龚自珍的老师刘逢禄。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清代常州学派的主要代表、经学学者。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官礼部主事。刘逢禄和龚自珍一样,在经学研究上家学渊源,他的外祖父是常州学派的开创者庄存与(1719-1788),庄存与为乾隆十年(1745)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精于“春秋公羊学”,他的《春秋正辞》十一卷,就是清代常州学派的开山之作。刘逢禄幼年时期就跟随外祖父和舅父庄述祖学习经学,在《春秋》研究中有着卓越的成就,他继承庄氏学说,成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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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


公羊学是以《春秋》的《公羊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在解释《春秋》的典籍中,《左传》是“记事”为主,注重史学;而《公羊》和《榖梁》是训诂为主,注重经义。《公羊传》尤其为董仲舒等汉儒所推崇。这部成书于汉初的《春秋》解释著作,着重于阐释所谓的“微言大义”,认为孔子著《春秋》,是借助春秋时期的历史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所以《公羊传》针对《春秋》的文字进行阐释发挥,试图从经文的文字中发挥“大义”。


刘逢禄的公羊学研究,就是建立在西汉董仲舒和东汉何休对《公羊传》诠释的基础上,他的研究可视作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但在另一个角度上看,却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借助公羊学说表达政治主张。刘逢禄承袭东汉何休的观点,着重阐释公羊学的“三世说”,公羊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哲学具有进化的观点,由“据乱世”进为“小康世”,由“小康世”最终进入“大同世”,刘逢禄对这一学说进行进一步地发挥阐释,以“复三代之治”的口号,为变革晚清的政治困局提出理论依据。

 

刘逢禄的思想对龚自珍影响极大,龚自珍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当时,龚自珍因为准备参加科举所以居住在京师,得以和魏源等人共同受教于刘逢禄。他一见刘逢禄就引为知己,写诗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所谓的“虫鱼学”就是古文经学者的训诂、考据之学。龚自珍声称跟随刘逢禄以后,要丢弃以往所学的训诂、考据之学,转向今文经学,当然是一种夸张之语。就算是他的老师刘逢禄也没有完全丢弃“虫鱼学”,清代的今文经学许多学者都深受古文经考据学风的影响,刘逢禄也不例外,他在研究中就是以考据的方式考证《春秋左传》本为《史记》中提到的《左氏春秋》,为记事的史书。而龚自珍本人也是一个深受古文经学者影响的人,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即是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者,在结识刘逢禄的前一年,嘉庆六十大寿恩科,龚自珍第四次参加浙江乡试(龚自珍参加了四次乡试,前两次为顺天乡试,后两次为浙江乡试),中式第四名举人,主考官就是著名的训诂学家王引之,他和王引之是门生和座主的关系。而结识刘逢禄的同年,他又拜谒了著名的训诂学家王念孙。他对王氏扬州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十分推崇,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应王引之之子王寿同的请求,为前一年去世的王引之撰写《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对王引之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做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还曾作诗称赞高邮王氏:“儒林几见传苗裔,此福高邮冠本朝。”这说明龚自珍并不因为自己从事今文经学的研究而囿于门户之见,对古学学者及其思想也给了充分的肯定。

 

当然,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和刘逢禄等常州学派并不一样,他研究《公羊》,并不是要复兴董仲舒、何休等汉儒的今文经理论,而是要通过公羊学来寻找疗救当世之疾的良方,通过“通经”的方式以“致用”,他自称学习研究经学,最终目的是要“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也就是所谓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从这一思想出发,龚自珍在刘逢禄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公羊学进行全新的诠释。他对“公羊学”的研究,其实是为了借助《公羊传》的“微言”,阐述自己创新性的“大义”。龚自珍曾著有《六经正名》及《六经正名答问》,详细阐述自己的经学观点。他以考据的方式,提出今文经学者所主张的六经都由孔子所创的说法并不正确,“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否定了孔子著六经的说法,龚自珍就把“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进一步提出了为六经正名的主张,他要求“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

 

在中国古代,自汉以来,各朝各代的政权出于思想统治的需要,不断充实“经”的内容,“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被认为是规范一国之人道德规范、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法度。汉代以《易》《诗》《书》《仪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代分《春秋》为《左传》《公羊》《榖梁》三传,分《礼》为《周礼》《仪礼》《礼记》,并为九经。唐文宗刻《开成石经》,加入《论语》《尔雅》《孝经》,南宋加入《孟子》,成为后来通说的“十三经”。而龚自珍认为“十三经”的列法很有可商榷之处,他否定《论语》《孟子》《尔雅》《孝经》的“经”的地位,对于其他经籍,也主张“去其浅诞,剔其讹衍”,留存其“可读者”。他引用汉代班固的“六艺九种”理论来说明自己的“经学观”,他列的经籍,既有今文经学主张的《公羊》,也有古文经学推重的《左传》《尚书》;有历史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也有文学方面的《屈原赋》《郊祀歌》等;甚至还有实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经》《考工记》《说文解字》。他希望通过这种“通经”的方式,培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性人才,以学术来“救裨当世”。

 

从龚自珍的经学主张来看,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经学学者,他在经学上,不但横跨了今古文经学,而且还超越了传统的儒家经学思想。所以,从本质上说,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并“公羊学”,或者说“公羊学”只是龚自珍用以说明自己学术思想的一件“外衣”。他强调通经以“济世”,经学研究由“六经正名”导向“六经皆史”,进而导向“明道”,体现了近代经学研究的强烈的“经世济用”思想,这不但和黄宗羲、顾炎武以来的清代经学研究一脉相承,而且也包含了新的内容,开创了近代经学研究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龚自珍是经学史上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和龚自珍同时代的好友魏源,同样也以公羊学为引,导向“经世致用”,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近代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就进一步沿袭和发展龚、魏的学说,他将《公羊传》的“三世说”做了全新的诠释,提出要运用孔子的大同之道,变革中国社会,从而使中国由小康之道的升平世进入行大同之道的太平世。为近代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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