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碑林）

罗隐的节操是刚毅激昂、崇高特立的。常年在江湖上漂泊，长期接触社会底层，增添了他对百姓度日艰难的感性体会。为民代言的济世情怀成为罗隐内心的道德自觉。

唐景福二年（893），刚被朝廷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兼润州刺史的钱镠要上表谢恩，初稿写成，征求节度掌书记罗隐意见。罗隐发现这初稿按照常规套路自赞自夸浙西富庶甲天下，不禁对钱镠说：“现在咱们这边刚刚停息战火，百姓正待休养生息，而朝廷对于钱财的胃口也是不小，如果按这初稿上奏的话，朝廷恐怕会要求我们加大进贡吧？”于是乎，将初稿相关文字一变而为“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罗隐不愧为文字高手，兼具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笔就扭转了自顾自吹不计黎民的谢表风向，避免了给朝廷送上要求输贡的口实。

天祐元年（904），唐昭宗李晔被朱温杀死在宫中的消息传至江东，吴王钱镠深感棘手：一方面朱温有弑君之罪，于理应该回以一纸檄文，但另一方面，吴王的封号正是靠朱温当年在朝廷斡旋而得，且时值朱温势力正炽，于情于势似乎难以兼顾。钱镠在两难之际征求罗隐的意见，罗隐大义凛然地回复道：“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就是说，身为大唐命官，怎能曲意侍奉弑君的盗国贼，而背负千古骂名呢？他告诉钱镠，应该高举义旗，发兵征讨朱贼，为昭宗报仇雪恨。

难道李唐王朝给了罗隐莫大的好处？要知道，罗隐人生最灿烂的年华就耗费在赶考长安的路途之上，而新建的朱温朝廷在封钱镠为吴王时，还欲招罗隐为谏议大夫。但却被罗隐拒绝，耿直的他岂能为一个官职而改变自己的初衷呢？虽然钱镠最终并未听从罗隐的建议，但罗隐心不忘唐的凛然大义令钱镠深生钦敬之心。明末大儒王夫之有感于此事，在其《读通鉴论》中论及五代人事之时，多次提到罗隐在唐末乱世的节操，叹曰“伟哉其言”。

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钱镠，罗隐则常对其加以劝谏。钱镠定都杭州时，规定西湖渔民必须每日向钱王府缴纳湖鱼数斤，不足数量的必须到市场去购买来充抵。大概在钱镠的心目中，虽然不认为“此湖是我开”，但百姓要从此处打鱼，还是要留下“买路钱”。百姓将这种官府强迫缴纳的变相捕鱼税称为“使宅鱼”，一时怨声载道。

一日，罗隐陪同钱镠观赏壁上悬挂的《磻溪垂钓图》，应钱王之命赋诗一首。此时，文人的济世情怀从罗隐心中油然而生，他应声道出：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

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钱镠听罢，不禁莞尔：“太公当年在磻溪钓得求贤若渴的周文王，如果他今天在西湖垂钓，我可不敢向他收取使宅鱼啊！”罗隐乘机进言：“大王焉知当今在西湖垂钓的就一定没有如太公一样的贤者呢？”钱镠感悟，从此取消了“使宅鱼”。

罗隐不是那种局限于象牙塔之中的文人清客。他曾周游于诸侯、节度使之间，又有多年浪迹江湖的经历，加上熟稔史书、天资聪颖，自然眼光独到犀利，诗词文章多是敢说敢写。后世民间流传称罗隐之口为“皇帝嘴巴”，就是比喻他所说的话好像皇帝金口圣旨，一说即中，不容更改。

唐景福二年（893），钱镠征集二十多万劳力、用时四个月修建了长达七十余里的杭州罗城。这罗城起自钱塘江边的秦望山，沿着江干，将钱塘湖、霍山、范浦等都包围在内。面对着雄伟霸气的浩大工程，钱镠喜不自禁，感觉河清海晏、江山永固，于是带领属臣宾客喜看新城，一时称赞附和之声不绝于耳。在一行人转到城头楼橹的时候，罗隐指着那用以瞭望的高台问：“请问这楼橹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正在兴头上的钱镠哈哈大笑：“罗先生，你呀真是读书太多了，居然连这个干什么用都不知道？这当然是用来防备攻城之用的啊！”

“既然是用来防备的，那为什么不朝内设置呢？”

“先生这就糊涂了，既然是用来防备敌人攻城，当然需要朝外设置啊！”钱镠被问得一头雾水，心想平时机敏多才的罗隐这是怎么了？

“但以我陋见，却以为这楼橹正要朝内设置才好。”

原来，这是罗隐借用城头楼橹的朝向问题，提醒钱镠防止内贼作乱。

果不其然，十年后的天复二年（902）八月，当年的宣州降将徐绾、许再思趁钱镠外出到衣锦城巡视之机起兵作乱。

罗隐一语成谶，十年前的预言得到应验。

从此，罗隐“毒舌”的名声就开始在江湖上慢慢传开，以至于今天在民间还有关于罗隐“毒舌”的故事。传说罗隐曾经到过芦田，因为嗔恨他的叔父，说“罗隐芦田宿，蚊虫去叮叔”，蚊虫听错了便去叮咬毛竹，所以毛竹山里蚊虫特多。还有传说，罗隐曾走过一块田塍，见农民在吃面，他只乞讨得一些面汤面脚，于是生气地把面倒在田水里，说“大的变牛蛭，小的变蚂蟥”，于是这些面汤面脚就变成了牛蛭、蚂蟥，专门咬种田人。

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罗隐“毒舌”形象已经超过了他的文笔，甚至被记载到《吴越备史》《十国春秋》等史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