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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余英時院士（1930-2021）今（2021）年8月1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余英時院士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學術研究之外，他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余院士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院士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本院第10屆院士。 
郑会欣先生
我剛剛與方正所長通過電話，他告訴我他與余先生臨終前的一些回憶。
陳方正、金耀基與余先生是多年老友，平時也會不時通通電話。陳上月29日收到余先生新著，即打電話給余，當時余在廁所，不方便接聽，說過兩天再通話。8月1日香港時間上午10時二人通話，談了幾分鐘，只是互相問候，余先生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老朋友都走了，能和你說幾句話真好。12時（美國時間午夜）余先生又與金公通電話，時間不長，也就是問候，並重復老朋友說說話真好。金公覺得有些不正常，因為以往不會余那麼晚時間還打電話，而且覺得他說話的聲音也不太對，但也沒有多想。淩晨，余夫人就發現余先生已安祥離世。也就是說，陳、金二位是余先生生前最後通話的兩位。
余先生去世後家人遵照他的遺願悄然下葬，住在紐約的兩個女兒回來，和母親一起處理了後事就回去了，這時余夫人才告訴陳。陳即打電話詢問普林斯頓的朋友（也是余的好友），他們竟然全然不知。陳、金後來回憶，余先生給他們的電話可能自己已有預感，這是向老朋友告別。
唐翼明先生
惊闻余师英时梦中仙逝，既哀吾师之骤去，使天下顿失典型；亦欣吾师花枝春满，已为一代完人 。口占一联，未计工拙，谨表崇敬哀戚之至意：
今古淹通，中西融汇，百年高唱唯公健；
泰山其颓，北斗无依，五内焦焚岂独予？
苏炜先生
消息很突然，很难过，文章没写过。只是我早年写过一首七绝"答谢余先生"，收入我的古体诗词集篇首的:
答谢余先生
苏 炜
衰草残霞画素秋，
沉钟独语对深流。
满川风雨无人渡，
五百年修一叶舟。
一九九二年十月于普林斯顿
李澤厚先生敬挽 
曹印雙《余英時先生千古》
最早接触余英时先生文章，是98年时读冯衣北与余先生的商榷论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中附录的五篇文章，冯的商榷文没有余先生的厚重，实际冯的论著倒是在九十年代陈寅恪文化热现象中大大地宣传了余先生学问的实力。此后，笔者还读过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了解了他经史兼通的厚重。后来买了他的《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和《现代学人与学术》，大致了解了他的治学路径。国内像他这样的学者很难遇见，他是按照自己的阅读兴趣与问题意识延展治学的，按照七十年来大陆学术评价机制是行不通的。
余先生治学取法比较高，无论是中古的朱熹、顾炎武、章学诚，还是近世的钱穆、陈寅恪，都是立足顶级学养基础，尤其是他身在美国，受欧美一流学术理论滋养经年，学理阐释能力明显高于大陆文史学界，而大陆精通中西哲的，又很少像他那样深入中国历史，因此中国哲学界能与其匹敌的也稀少。他的短板就是没有大陆近七十年历史的亲身阅历，凡涉及近现代话题的都有其解读局限性，包括对陈先生晚年心境解读，这背后有不自觉的所处地域文化偏见。这也是陈先生自省，不敢轻言近现代史，一言就容易带着感情，不容易客观，余先生就有这方面局限性。
余先生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他还不像陈寅恪有着积极参与政治家世显赫背景，因此他对中国政治史解读难以做到陈先生那样通透。陈先生治学的家国情怀之思远不是身在海外的余先生所能切身感受与实践的，因此余先生的人文学术再高明也与中国文化命脉的实际问题有隔膜，充其量是旁观者的视角可以借鉴，很难如陈先生其人其学的切入中国文化主流性，包括李泽厚出走海外后，他的学术命运也与原来故国缺少了同频共振。虽然我们不能以狭隘民族主义贬低他，但他实际人文学术处境依然有离根之嫌，再好的学问，因切身问题意识也就冲淡了，仅能作为一方诸侯去理解，很难有陈寅恪那样立足族群命运，又具恢宏国际视野，这与陈先生文化托命的使命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几百年内难以超越，我想余先生也会赞同这种认识的。
周裕鍇先生
余英时先生魂归道山，学界震悼，朋友圈今日已刷屏。先生治史学，极力推崇“从道不从君”的士人精神，即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精神。今之学人，若有私秉“从君不从道”的宦者精神，窃以为是不配悼念先生的。
“从道不从君”是吾国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士人文化的精髓。苏东坡就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他在《张文定公墓志铭》中提出士人面对君权和大道应有的态度：“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非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又在《二疏图赞》赞扬反抗君权滥用的士人：“於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东坡认为“大道”是君臣应该共同遵守的，君臣关系应是师友关系。士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不应匍匐于皇权之下去摇尾乞怜。他瞧不起那些“区区仆臣”，皇帝赏赐一点好处，便“以得为喜”。而敬佩二疏（疏广、疏受叔侄）能将“区区”之得，视如敝屣。东坡一生秉承“从道不从君”的做人原则，所以虽然深受百姓爱戴，却一肚皮不合时宜，最终成就“黄州惠州儋州”的平生功业。
余英时先生“从道不从君”的历史观，正是继承了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至于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刷屏的朋友圈转发的文章只是其零唾珠玉而已。
王瑞來先生
驚悉余英時先生遽歸道山，不勝悲戚。與余先生只有一面之緣。90年代初，余先生訪日，在東大演講。演講會開始之前，在溝口雄三先生研究室，與余先生有短暫的交談。余先生一見便說，我們好像在哪裡見過。這句似曾相識的一見如故，讓我銘記至今。學術貢獻且不論，余先生的人文情懷與自由意識，在當今也顯得十分稀有而可貴，這是一份值得繼承的寶貴的精神遺產。深切悼念！
黃修志先生
余先生是晚近以来学林中的豪杰之士，无愧钱穆先生和杨联陞先生的传人，其治学气象和人格风骨，五十年来有几人可以追步？鼎革之际，余先生目睹人心激变，士人出处繁杂，多在彼岸以顾黄自许，忧患风景不殊与天下兴亡，故其书多以阐发士人之使命与文化之演变为鹄的，抛开其政治观点不论，其独立人格和学术影响为两岸、东亚和欧美学人所共同推重。余先生晚年著《朱熹的历史世界》，窃以为不仅堪称百年来的学术巨著，亦是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后生小子读书晚，刚入大学时第一次接触钱穆《晚学盲言》，始知史学之深，钱先生屡推章学诚“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未曾想其后人生抉择竟深受此句影响之深。大二修习《中国教育史》课程，胡志坚老师多次在课堂上提起他最推崇的学者，在黑板书“余英时”三个大字。其实当时我完全没读过他的书，只是后来跟历史学院的同学提起这三个字时，对方满眼崇敬，他说在读葛兆光，我又一阵懵：这又是谁？读研时修习《古典文献学》和《海外汉学史》课程，于亭老师多次隆重推荐余先生和葛先生的书，那时我才开始认真读两位先生的书。读博时多次聆听葛老师对余先生作品的解读。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修习《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这门课时，葛老师正讲着课，突然起身出门接了一个电话，回来时告知是余先生打来的越洋电话。 工作后有次在威海遇见两位研究儒学的韩国学者，一位老师自称最喜欢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问我如何去看余英时的作品？我说，那是梦想的样子。近几年多次研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如今蹉跎岁月，书稿迟迟未出，多半是因为读了此类作品后，越来越感觉自己的东西鄙陋不堪，稻梁俗气重，越发拿不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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