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刚过，商向前、郭仲选两位书法大家重新走上杭州市政协领导岗位，就时刻惦记着书法界老朋友们的境遇，他们带着我先后走访了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大师之后，这种走访成了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陆俨少、陆抑非、邓白、余任天、王驾君、潘韵、姜东舒、沈本千、朱恒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背负着莫名的精神包袱，但都有一个强烈愿望，尽快走出暗阁斗室，重新握管挥毫，投入到新的建设洪流中去尽一份力。于是大家酝酿成立书画组织，得到了沙老的赞同，并被公推为杭州市政协书画会名誉会长。每遇重大国事和社会公益活动，大家就在一起举行笔会。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就由沙老开笔启动了书画界的献礼活动。

沙孟海

当时，市政协机关位于湖滨路，与龙游路近在咫尺，凡有活动与沙老商量，或沙老有事传递信息，十分方便，我也成了龙游路的常客。

龙游路与西湖邻近，沙老常爱在这里散步赏景。但十年动乱，西湖蒙尘，使沙老难以释怀，他提议要到西湖景点去看看，商向前、郭仲选等领导认为很有必要，就组织部分委员随同沙老到各景点巡视“文革”创伤，对楹联、匾额、摩崖佛像荡然无存的情景深感痛心，对西湖文化的衰落现象，诸如匾额题写左右不分，楹联上下倒置以及错字和损毁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沙老认为：

当天细雨濛濛，大家来到蒋庄，沙老登上老友马一浮生前居室，眺望西湖，缅怀故人，心潮起伏，吟诵了苏轼诗句：“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接着谈到杭州历代贤明州官对西湖的治理，希望西湖能永葆秀美，才对得起祖宗和子孙后代。沙老非常关心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凡景点需要题字，总是义无返顾，尽力为湖山增光添彩。

1983年秋，在周峰主席倡导下，市政协配合市政府共同邀请全国著名书画家来杭州参加“赏菊雅集”，为美化西湖出谋划策，题字作画，各地名人陈叔亮、朱复戡、费新我、商承祚、戚叔玉、萧娴、谭建丞和辛亥老人田桓及杭州的著名书画家都参加了这一雅集。当时沙老正在外地治病，闻讯后也赶来参加，大家欢聚湖上，赋诗填词，泼墨挥毫，还为美化西湖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沙老称这次雅集“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是西湖的一件盛事，并题写了一批墨宝。

市政协最初组织外出书画活动征求意见时，沙老提出要上余杭超山，他说师恩重如山，他的恩师吴昌硕就长眠于此。

1979年2月，他相约诸乐三首上超山。此时的超山，一片劫后余象，我和当地的同志随同沙老找了好久，才找到了被“横扫”过后的缶翁（即吴昌硕）墓地。沙老默默地站在荒芜的空地前黯然神伤，感叹“昌硕之才，百年难遇”。他谈到吴昌硕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对国内外的影响，深沉地说：现在昌硕先生的弟子，除了上海王个簃，浙江就只剩我和乐三了。大家听后都十分感动。在他建议下，后来超山整修了纪念堂，重建了缶翁墓。他在超山还留下了诗篇：

相隔一年，沙老再次要求上超山，去探望吴昌硕纪念设施和墓地的重建情况，并提出如何充实展出内容的建议，然后和老友余任天漫步于梅海之间。两老一同观赏了唐梅、宋梅，兴致勃勃地畅谈了梅的风骨及人的品格。他认为，为人处世要像梅花那样，“立身唯直、处世唯诚、从业唯勤、为政唯廉、待人唯信”。谁知两老此次相聚竟成永别。余老逝世后，沙老满怀感伤，以梅喻人，发表了《梅开时节倍思君》的纪念文章。1982年2月，市政协书画会三上超山，沙老来函请假。就在出发的当天清晨，沙老传言要我去他家一谈，他非常诚恳地讲了想上超山而不能参加的原因，并将已写好的“香雪海”三个大字交我，表示“人虽未到情已到”，这一条横幅成了大家此次登山壮行收藏的珍品。

1981年，沙老已78岁高龄。这一年，适逢王羲之诞辰1660周年，绍兴拟于农历三月举行“曲水流觞”兰亭笔会，当地领导部门特派许宋奎、方杰同志来杭邀请沙老参加，但终因沙老年高体弱被谢绝了。许、方两位同志专程来政协求助，并点名要我去劝说，我也只能抱着忐忑的心情上门代邀，沙老轻声暗示：“你去和沙师母谈。”

沙师母名包稚颐，是一位富有学识又十分慈祥的女性，当时流传杭州书画界有“三大贤内助”，沙师母居榜首，每逢沙老不在家，我很喜欢与她长谈。有一次，我看到案头有几本《书法》杂志，都刊登了沙师母的书法作品，不禁脱口而出：“好啊，与沙老的书法艺术如出一辙，没什么两样！”沙师母竟朝我莞尔一笑：“好什么呀，几十年耳鬓厮磨，相濡以沫，竞跳不出他的路子了！”话虽只有几句、却给我很大的冲击，这表明沙老夫妇在学术上有自己独创的追求。

至于绍兴之行，我想了一套理由：兰亭书会是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各地的书法家汇集兰亭，多么希望见见劫后书友啊，沙老不参加不是让人失望吗？而且人家来到浙江，沙老也应尽一下地主之宜。谁知我的一番话使沙师母很爽快的答应了：“那好，人交给你，怎么样去的，就要怎么样回来！”要打下这一“保票”，我深知其分量非同一般。于是我只能与沙老相伴，并请当地配好医务人员。

这一盛会，除了沙老，政协书画会参加的还有郭仲选、商向前、陆俨少、李震坚、邓白、朱关田等，他们与全国各地名家钱君匋、费新我、程十发等相聚于修竹掩映、幽兰飘香的兰亭，沙老似乎年轻了许多，不停的接待来自各方的书友。开幕时，我和当地领导商定请沙老作简短的欢迎词，而沙老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永和修禊讲到书法艺术和风格的发展，再联系到举行书会的意义，然后指出：如此规模的雅集，可说前所未有，目前新中国正处于新长征的历史时期，新时代的王羲之将会不断涌现！这番话激起了阵阵掌声。然后他参观了右军（王羲之）画像，挥笔疾书：“清响拟丝竹，真契齐古今。”并集晋人兰亭诗句题书一绝。第二天大家外出参观，我请沙老在家休息，他却乐呵呵地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情绪极高，直到返杭回龙游路。我向沙师母汇报了兰亭活动情况，最后讲了一句“已完璧归赵”，才如释重负。

那年，沙老在硏究南宋历史时撰写了一篇《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并在上海有关刊物发表，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事后，上海专门派两位同志来杭拜访沙老。沙老在龙游路寓所右厢房接待，也让我参加听听。据上海同志介绍，沙老的文章影响很大，有赞同的，也有不同意见，两个小青年居然写文章提出不同看法，他们为慎重起见，特来征求沙老意见，要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沙老听后非常兴奋，连声说：

上海来的同志开始还感到难以启齿，这时显然受到沙老坦荡真诚的长者之风的鼓舞，表示发表该文后的情况将及时向沙老反映。这次接待，沙老话虽不多，却使我感悟和印证了什么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和爱才若渴、提携后人的真诚胸怀。事后，上海的文章发表时，他已住院，接到文章他立即向医院请假回家查阅资料，重新构思和研究。这种治学严谨、虚怀若谷的品格让人敬仰。

1986年，杭州要着手编纂年鉴，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项秀文同志和我商量能否请沙老题署书名，此时沙老身体欠佳，多次住院，还在北京动过手术，对此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探望沙老。他见我上门十分高兴，其声琅琅，侃侃而谈，说起编年鉴的事，引发了他一番议论：

他从年鉴谈到治史，从司马迁谈到南宋建都临安。当我提请他为年鉴题签时，他立即表示“应该，应该”，并和我商量如何写法。我盘算着他身体不好，打算过半个月再去找他，然而第三天他就来信要我去取，还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满心欢喜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沙老书法雄浑遒劲，人见人爱，求取墨宝的人越来越多，而沙老只要是工作需要，总是给予热情支持，认认真真完成。

记得“文革”后，国学大师张宗祥的女儿从国外回来参观灵隐寺时，发现大雄宝殿匾额上的落款没有了，她向有关部门的同志询问：“匾额为什么没有落款，是不是沙伯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此，有同志约我同去龙游路采访，提起大雄宝殿题额，沙老感慨系之。他回顾当初写成“大雄宝殿”这四个字很不容易，每个字有四张八仙桌那么大，巨椽如帚，宣纸写了一张又一张，最后大家满意了才算完成。对于落款的事，他却十分泰然。1958年“反右”时，因沙老的弟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错划为“右派”，沙老的落款就被铲去了。后来周总理指出：兄弟的事怎么能累及兄长？然后又补上。“文革”中又被铲去。他说：“铲了补上，补了又铲，不落款也罢，省得麻烦。”倒是这四个字，他有重写的意愿，相隔几十年，以现在的功力肯定有所提高。但提了几次人家置之不理，事后经反映才实现了重写的心愿。

沙孟海作品

有一年，时任青田县副县长的陈慕榕同志来访，谈到他姐姐、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慕华即将出国访问日本，而日本朝野都有慕求中国书法的爱好，能否请沙老写几个字作为礼品。此事我和沙老、沙师母商量，两老都很振奋，认为这是“政治任务”，是件大事，一定“不辱使命”。几天后，沙老来信相邀，我到龙游路沙老寓所时，只见琳琅满目摆满了长条，我说：怎么写了那么多？沙老说：内阁大臣总不只一个吧！他还征求了我的意见选了四条。此后，陈慕榕同志再次访我，说是沙老书法在日本很受欢迎，影响很好，为了表示对沙老的谢意，他姐姐特地将访欧时所得礼品“十字军骑士瓷雕”转赠沙老，聊表心意。当我将这一瓷雕送到龙游路沙家时，沙老欣赏了好一会，满怀喜悦地要我转言道谢，并说：“这是珍贵的艺术品，过几天我送到单位去珍藏（沙老时任浙江博物馆馆长）。”多么洁身自好的品格啊，确是感人肺腑，令人起敬！

岁月流逝，沙老伉俪辞世已有多年，而他俩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他们的高风亮节与艺术瑰宝将永驻人间。多年来，我每到宁波东钱湖，必到沙老墓前，行礼默念，道一声：“沙老，我来看你了！”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办公厅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