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平话中历史积淀最深的词汇之一是“zhi  gu”（编者按：吴语承袭古音，发音无zh、ch、sh，此处用zh表达浊音，即国际音标[z]，下同），可写作“注哥”或“之故”。若某事项是某人做的，在议论中会说“这个注哥”，相当于杭州话“这个老官”或上海活“这个户头”。“注哥”是良渚文化时期族外群婚制状态下对有关系的男性的一种指称。在追求事因时，临平人也说成“是……之故”，用以表达事因，这也是古文中常用述语。

    临平话发音的特色之一是第一人称的“吾”“诺吾”。其实古文中“吾”即我，“诺”即为是。由于“吾”与“粪”其临平话发音皆为“污”“诺”不知何故发音为“捏”“诺吾”变成了“捏污”，外地人往往以此奚落临平人。后为避讳，临平人已说成“要吾”“是吾”。“要吾”其意思也有“要是我”之义，如“要吾勿会吤咯”。

    临平话“吾、伮、伊”即为“我、你、他”，后加“拉”为“吾拉、伮拉、伊拉”即“我们、你们、他们”。前加“搭”，即“和我、和你、和他”，如“吾搭伊”等。这些发音明显体现了吴语区的特点，譬如第二人称“伮”，它的声母不是n，而是[?]，是专属于吴语的“零声母”，历史悠久，更是日语中这种发音的源头。

    临平话将“这里、那里、哪里”说成“格里、哈里、堌里”，将“这么样、怎么样”说成“喳格、哪格”。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临平话中没有“r”的发音（吴语区方言除了受白话影响大的杭州、下江、苏白以外大多也都没有），如“二”说成“泥”“儿”“耳”说成“嗯”但声调分别为平、入，“人”说成“银”，“染”说成“碾”等等。

    方言不能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和四声来规范。如临平话中“王、黄、横”，“陈、郑、程”，“吴、何、胡”等不分，这些声母在现代汉语声母表中找不到，而是吴方言从古吴语中继承下来的“全浊音声母”。还有把“u”变成“a”，如“破”说成pa。有把“a”变成“o”，如“麻”说成mo，“大”说成do，“差”说成cho，“炸”说成zho，“话”说成huo（此处声母“h”发为浊音）等。有把“eng”变成“ang”，如“撑”说成chang，“生”“省”皆说成shang等。此外还有声母乱变，把“j”变成“g”，如“家”说成ga，“江”说成gang。把“q”变成“k”，如“敲”说成kao等——这正说明了临平话对古语的继承性，上古无“j、q、x”的发音，古吴语中没有这三个声母，现有的“j、q、x”音是蒙元入中原后从北方官白中吸收的。临平话中的声母变乱正体现了方言的差异性，还有这（ze）说成ge，那（na）说成ha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语言学家极其艰难地从中找到了规律。

随着麻将的普及，麻将场语也渗入临平话以指人亊，如“调牌”“十三百搭”“骨牌凳”“手气”等。这些发展使临平话语汇更具普适性而缺乏地域特色和原创性。

方言另一特征是口音，不同口音标志不同地域。口音是一个人从小出生、生长的地域性烙印，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未改鬓毛衰”“离家很远的人突然听到家乡的声音，感觉是很温馨的”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临平原是钱瑭江口岸的一个小地方，曾遭受塘塌地沉。随着钱江江滩和流向变化，遂有临平镇以及临平湖与荷花塘。上塘河穿镇而过，上、下塘河交汇于陡门。镇里有“桥上桥”“河里河”“寺中寺”等历史故亊并留下故迹。上塘河为界分南北为塘南、塘北，塘北比塘南应更古老。塘北口音较软，带有韵味，应属吴音。塘南口音较硬，带有活性，更多越音。临平口音是塘南、塘北口音的过渡带，有其独立性，不软不硬，若吴含越。临平话口音不近杭州反近上海，这不仅与经贸联系有关，更因为杭州方言本是江南异类。南宋时临安为都城，大量北方人口的涌入改变了杭城发音，元代更为强烈的“外来语”入侵则生生让杭州人的舌头打起了卷。相较之下，临平话保留了更多江南方言的特色。近来余杭行政归属杭州市，不少人打起“杭白儿”，这必然给临平话口音带来影响。

    口音的记录不仅是文字描述而更应是录音。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各地方言多渐行渐远，口音也渐淡渐逝。在追求“语同音”过程中，方言这一地域性声和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丧失殆尽。

    在编撰方志时做好方言的记和录，都是极有必要的。方言的产生和消亡是自然之道，但通过录音、文字、影像等手段调研、保护方言，是珍惜我们悠久的历史、珍惜我们多样性的文化。

    目前，国家正在推进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应邀请有一定语言基础的志愿者利用录音、影像、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建设临平话数据库，编撰“临平话本”。这对临平地域文化是有积极的、历史的意义。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