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杭州严家弄前行100米，一扇铁门打开一片空旷之地，右侧矗立着一座江南风格建筑，夏衍旧居便在此：严家弄50号。

1915年，年轻的夏衍入读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即浙江大学工学部前身，开始了他五年的中学生涯。“甲工”是浙江省“实业救国”思想的大本营，夏衍在这里也遇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恩师谢遒绩，后来常回忆起谢老对他写作的悉心指导。1919年，激昂的五四运动蔓延到杭州，夏衍成为学联主要骨干，深入大街小巷宣传抗日，和同学一起组织了杭州“五·八游行”。

9月，夏衍和十来个同学，经过不到10天的筹备出版了一份铅印的八开小报，取名《双十》，后改名《钱江新潮》，成为浙江省内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青年们通过这份刊物抒发己见，夏衍也曾在上面激烈抨击北洋当局。

1937年7月10日，“卢沟桥事变”开始的第3天，对夏衍来说，是难以忘怀的日子。

夏衍应潘汉年召唤，来到两人经常见面的上海大光明咖啡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刚碰面，潘汉年便拦了辆出租车，带着夏衍来到蒲石路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二楼。

轻轻叩门，一位身着白衬衫、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出现在眼前。他紧紧握住夏衍的手，热情说道，“还是叫你沈端先（夏衍原名）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未等夏衍开口，来人再次说道，“我，周恩来。”

周恩来表示与国民党谈判合作的事大致已定，想让夏衍今后以进步文人的身份做统一战线工作。此时的夏衍，已经以半公开的身份活动在上海文化界，能够更好地团结各界文人力量，发挥宣传和统战作用。此次面谈，也决定了夏衍之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救亡日报》

同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每天销售1000份,最高日售三、五千份。作为总编辑的夏衍，不仅负责报纸的编辑、发行、印刷、对外联络、约稿工作,还亲自深入前线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有一次，他和田汉前往嘉定前线,一路上敌机轰炸,他们一次次跳下车，躲到树下或稻田中,等敌机飞走又接着赶路。

飘摇中的《救亡日报》3次停刊，2次复刊，4年辗转3省市，夏衍和同事们曾躲在上海老弄堂的厨房里写稿编辑，门窗外是成堆的垃圾，他愤怒地写出《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一经刊登，销售一空；他们也曾在广州长寿路的编辑部里遭遇狂轰乱炸，夏衍连续发文《广州在轰炸中》、《把这旷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向世界控诉法西斯暴行。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命令全国报纸刊登颠倒是非的电讯稿，诬蔑“新四军叛变”，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这则消息，让《救亡日报》头版开了个大“天窗”！

至此，《救亡日报》社报馆受到严密监视。夏衍不久便接到通知撤离，在处理完报社工作后他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一架小飞机，飞往香港，继续新的革命活动。

南京东路353广场，原为大陆商场，1937年《救亡日报》编辑部设于此

夏衍在文学方面所涉体裁广泛，有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文艺评论、翻译等作品，尤其在报告文学、话剧和电影方面成就斐然。

1936年，他在报告文学《包身工》中刻画出活在“鸽笼一般”工房里的包身工“芦柴棒”尤让人触目惊心，揭露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赤裸裸的人间地狱样貌。

1937年，其现实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话剧《上海屋檐下》中，一场雨从开幕到终场就未曾停过，暗示着动乱年代中中华民族的风雨飘摇；1942年，他在《法西斯细菌》中塑造了一位“悲剧的英雄”，把十年间抗战中各阶层人民的苦乐一一剖出来给你看，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

电影《时代的儿女》、《风云儿女》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到革命战士的故事，《春蚕》讲述了一个浙江蚕农如何变成中外蚕商……这些角色从前几乎未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过。在“九一八”事变前，大荧幕上不是武侠，就是颓唐的恋爱故事，创作者们逃离现实矛盾，试图躲避时代巨浪的冲击。而夏衍则“紧追时代，直博现实”，各式人物被他引进电影文学中，时代电影的创作朝着关心祖国、触及人民痛痒转向。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5岁。但他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闪烁着的人格风采和人性光芒，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

夏公亭

在浙江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夏公亭在浙大玉泉校区落成，永恒地铭记着这位艺术革命家，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求是学子。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学生李安泽说：“作为传媒学子，我唏嘘其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敬佩其永不磨灭的斗争思想，感叹其经历的磨难之多。在人人提枪的时代，夏衍用戏剧丰富了人们的内心情感，激发了人们对新时代的渴望，当之无愧是同时代剧作家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