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一字爽秋，号重黎，一号渐西村人，桐庐坊郭（今桐君街道）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生，同治六年（1867）以廪生中举人，充后补内阁中书；光绪二年（1876）恩科进士，殿试二甲，授户部主事；光绪四年，经兵部奏准，兼袭云骑尉世职；光绪九年，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二年，充会典馆纂修官、补户部江西司员外郎；光绪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光绪二十四年，奉调入京，授三品京堂衔，在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年授二品衔，迁陕西按察使和江宁布政使（未到职），旋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光绪二十六年，以忠谏之祸被杀；是年十二月，昭雪复官；宣统元年（1909）追谥忠节。
纵观袁昶的一生，他以高亢的爱国情怀书写了一页悲壮的中国历史。袁昶的死，死得壮烈，死得荣耀，这都源于他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拳拳爱国之心。袁昶是被冤杀的，他的死跟晚清一场巨大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场历史事件就是1900年的“庚子事变”。
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慈禧执政下的大清帝国已经满目疮痍，列强各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势力如同瘟疫般迅速侵入到中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虚弱的大清帝国饱受凌辱，慈禧的皇权受到严重挑战。慈禧对洋人又恨又怕，她急切想把洋人在华的势力驱逐出去，但是一直苦无良策。
正在这时，由于洋人的猖狂肆虐，山东、直隶一带兴起了以拜坛请神、烧纸画符为形式内容的拳坛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洋人运动。从拜坛请神、烧纸画符等行为看，义和团与今天某些不良组织有着相似之处；从打击洋人、保家卫国、倡导自主性质上讲，义和团运动又是一场高亢的爱国运动。正因为义和团运动性质复杂，所以史学界一直对“义和团运动”存有争议。由于义和团是民间团体，思想上有局限性，政治上缺少远见，只是以一味地烧杀，破坏为手段来驱逐洋人，最后成了清政府排除洋人势力的工具和替罪羊，给近代中国酿成了巨大的灾难。
义和团运动的极速膨胀，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于是立即进行剿抚镇压，但是已经失措无效。同时，义和团的排外运动也深深地震动了帝国列强，他们开始调兵入京，妄图实行镇压。以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为代表的一伙清朝守旧派却认为义和团势力既无法扑灭，则可用他们的“法术”来战胜洋人，把洋人势力消灭掉。只要把义和团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第一线，即使赶不跑侵略者，也可以用帝国列强势力来消灭义和团。他们怀着这种左右皆得利之心，引导义和团入京，蛊惑慈禧下诏义和团攻打使馆。
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方式就是破坏一切洋人建筑，包括使馆、铁路、邮局、教堂、电线杆、机器等，杀掉一切在华外国人及涉洋华人，杀掉的外国人中就有德国公使德克林、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实为清兵所杀，但都算到了义和团身上），被杀害的教民多达十数万人。义和团还对康梁维新派人物进行了大肆残杀，还差一点进宫去斩杀维新派核心人物——光绪皇帝。这些做法其实正中了慈禧的下怀，她正想利用义和团排洋运动肃清维新派的残余势力，所以义和团一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立即受到保守派的支持。需要说明的是，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扶清”应该指的是扶助独断专权的慈禧太后，而不是扶助维新变革的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说法，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其时，光绪皇帝发起的“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刚刚被慈禧太后镇压不久，光绪名为皇帝，实际已经成为“阶下囚”，毫无自由可言，但是维新一派势力以及维新图强的观念仍旧存在，这成了慈禧的心头之患。维新运动有很多学习洋人的先进经验做法，沾上了“洋”字，这成了保守派指示义和团攻击维新派的充分理由。
当时，北京的局势十分严峻，列强势力受到了严重打击。慈禧太后在主战派载澜、赵舒翘等人鼓动下，盲目估计敌我形势，欲借用义和团力量对付列强各国，冒然与列强各国宣战。1900年6月，慈禧下诏令义和团进京勤王，短短数日，进京教众已逾十余万。因为受到了一批保守派大臣的支持，义和团可以随意进入王公府第，甚至许多王公府第都设立了拳坛，进行传教活动。蓬勃开展爱国运动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京畿社会的安定，北京城被义和团烧毁、打砸得面目全非，位于东郊民巷的外国使馆被团团包围，并进行攻打。这一举动引起列强各国的迅速反应，他们组建了一支三万人的“八国联军”，由海上入侵，先是攻占天津。天津炮台失守，端郡王载漪等人竟然欺上瞒下，谎称克敌奏捷。袁昶闻讯愤不可遏，立即与吏部侍郎许景澄上疏参奏。由于慈禧的昏聩，八国联军直逼北京，最后攻占都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袁昶是从事外交的大臣，对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有着深刻的认识。面对清廷积贫积弱的现状，袁昶是极力主和的。需要指明的是袁昶也非常痛恨洋人，他在上疏慈禧时说：“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是袁昶特别强调对付洋人：“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可见袁昶的主和并不是投降，更不是卖国，而是理性地爱国和卫国。《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袁昶正是充分认识到了当时清廷的实力是无法与列强各国抗衡的，所以他的政治主张是一方面与列强各国讲信修睦，一方面发奋图强。这种观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已为有识之士倡导，这与著名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谋而合。袁昶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道奏疏中：
一奏讲信修睦、保全国家。袁昶上的第一道奏疏是在慈禧下令义和团进京勤王之时。当时，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京畿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在围剿失效后，一批守旧派大臣立即调转方向，紧抓慈禧痛恨洋人的心理，在慈禧面前盛推“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引导义和团入京，诱导慈禧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袁昶本着与各国讲信修睦、保全国家的宗旨，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二千五百余言的奏疏，力陈攻打使馆于国于民的危害。他一面向朝廷上奏疏，一面偕吏部侍郎许景澄会晤俄、美、英、法四国公使，劝阻各国调洋兵入京，以防事态扩大。可惜，主宰朝政的慈禧太后对袁昶的奏疏，只用“汝所奏不合”五字作答。
1900年5月20日，慈禧召开大臣会议定对策。袁昶借机在御前会上侃侃陈词：“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事将不可收拾！”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皆支持袁昶之议。手无实权的光绪皇帝默然无语，而慈禧太后已经愠然不悦。退朝后，端王载漪又密召甘督董福祥率军入京，协助义和团攻打使馆，北京局势顿时恶化。
二奏解散拳勇、速停战火。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没有点出任何一个国家名字的宣战书，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国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庚子事变”正式拉开序幕。
京师旋即惨遭焚掠、积尸盈途，秩序大乱。据当时文献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从上述历史记载来看，所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实际只是一群草根流民组成的暴虐之众。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除屠杀外，也奸淫掳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堪称一场旷古绝今的浩劫。
袁昶见状，忧心似煎，为挽回这一混乱局势，与吏部侍郎许景澄又冒险直谏：要求严旨切责甘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出紫禁城外，不许重至东交民巷，再向使馆攻击者即行正法；要求责成大学士荣禄限期将义和团驱散出城，以救燃眉之急。谏疏还以当时北京城发生的大量事实，严厉驳斥了端王载漪“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的谬论，指出：攻打使馆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拳民骸骼狼籍，遍于东交民巷口，其刀抢不入之术安在?数万拳民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之使馆，至今二十余日之久未能攻破，其技俩亦可想而知。袁昶写这份奏疏时，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谏书的末尾这样写道：“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薄心意，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太后、皇上圣鉴。”慈禧读了这份谏疏，倒稍有回心，决定罢拳队，而端郡王载漪等权贵却阳奉阴违，纵攻使馆如初，北京的局势继续升级。
三奏惩办祸首、挽救大局。袁昶目睹京城日益混乱的局势，心急如焚。得知攻打使馆禁而不止，还是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翅、礼部尚书启秀等人在暗中策划、操纵，更是激愤难遏。袁昶为了国家民众的安宁，不顾个人安危，又与吏部侍郎许景澄伏阙上疏，泣请速斩信崇邪术、误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翅，以及军机大臣裕禄、山西巡抚毓贤、甘肃提督董福祥，以遏乱源，挽救大局。同时，他还沉重痛言，先斩了祸首，绝断了祸源，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袁昶和许景澄抱着必死的决心提出速斩罪魁祸首以平事态，一下子激怒了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守旧派大臣，注定了他悲壮的结局。
此时，在朝堂上停止攻使馆还是继续攻使馆的斗争非常剧烈。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被袁昶那种为国请命的精神所感动，也出面向慈禧启奏。因他讲的是闽语，慈禧听不懂，便问袁昶：“他说的是什么?”袁昶回答：“张亨嘉所讲很多，主要有四条，邪术不可用，边衅不可开，使馆不可攻，公使不可杀！”慈禧立即变脸问道：“这是他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袁昶有心保护张亨嘉，便将担子揽过来说：“微臣是太常卿，张亨嘉是臣的属下，他的意思自然是微臣的意思！”这时的袁昶慷慨激昂、声震殿宇，还当廷责问：“拳队扶清灭洋，是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还是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来；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多于华人数倍，岂能灭尽?”接着他又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春秋之时已有明约，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今攻使馆，要开杀戒，一背礼义之道，二背国际公法！”吏部侍郎许景澄怕袁昶一人力量单薄，便走上前去启奏：“太后，甲午一战，中国的对手是一个弹丸小国日本，结果是丧师辱中，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
慈禧听后勃然大怒，载漪等人见慈禧发怒，即矫旨捕斩袁昶、许景澄。当时，慈禧实在说不出什么杀人理由，只得在袁、许两人被杀的第二天，在上谕上含糊地批道：“太常卿袁昶、礼部侍郎许景澄，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多语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袁昶、许景澄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到底慈禧还是把袁昶等大臣划归到了维新“帝党”一派。众所周知，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正是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维新运动触及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了慈禧残酷的镇压。而维新运动的开明举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与西方列强是一致的，所以列强各国都站在光绪的一边，这正是慈禧最忌惮的，一旦光绪在列强各国的支持下变法成功，慈禧将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慈禧本欲废帝，只因列强反对，最终没有得逞。这正是慈禧既要消灭维新派，又要打击西方列强的政治目的。袁昶站在国家安全的立场上，竭力主张“修明内政，慎重邦交”，坚决反对义和团进京，拼死力谏严惩肇事大臣，这无异要慈禧自断爪牙，深深地触犯了慈禧的政治底线，所以遭到了血腥的屠杀。
袁昶的死是非常悲壮的。当时袁、许两公是直接由朝堂上押送到菜市口问斩的，因为没有革职查办的程序，所以，他们依旧穿着朝服，项挂朝珠，举止从容赴刑场。监斩官是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他狐假虎威，要剥下他俩人的官服。袁昶愤怒责问：“你有什么资格来褫夺我的功名?”许景澄也怒目责问：“皇上并没有下诏罢官，我们是皇上钦点的进士，你算什么东西?”两人横眉怒目警告徐承煜：“你们宠信邪术，滥杀公使，到时候你们的下场必定比我们惨。不信，来日我们见证于地下！”说着两人英勇就义。是年袁昶五十四岁，许景澄五十五岁。不久，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皆支持袁昶之议也被杀害，史称“庚子五大臣”。
袁昶的政治远见，从“庚子事变”的结果可以鲜明地看出来，他并不是惧怕洋人的投降派，而是知己知彼，有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赤诚的爱国人士。八国联军进京，只有3万人，凭借枪炮之利，打垮了整个大清帝国，义和团更是不用说，不仅受到了洋人疯狂的屠戮，最后还遭到了清廷血腥的镇压。慈禧偕光绪乔装出逃，一路上风餐露宿、狼狈不堪，一直逃到西安为止。留下北京一座空城，任由八国联军糟蹋蹂躏，圆明园被彻底抢劫烧毁，无数文物被抢掠。为了退洋兵，慈禧在出逃时又下令，将当日倡言灭洋的大臣全都处死。那个曾经监斩袁、许二公的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为了自己活命，先骗说其父徐桐上吊自杀，期望能以自己父亲的死，换回自己的偷生。谁知他逃到京郊，又被日本兵抓住押回北京，朝廷将他问斩于袁昶、许景澄被行刑的地方——菜市口。历史就像戏剧，短短数日，一切都被袁公言中了。
袁昶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在文学艺术上却卓有建树。袁昶的书法隽永，师法钟繇、王羲之，秀媚入古，今桐君街道岩桥村王氏宗祠尚存其手书“三槐堂”横匾一块，字大如斗，刚劲有力，一如其人。袁昶的手札、屏条，字体大小参差，极尽变化之能事，脱尽馆阁体旧窠，历年来多次在各展拍会上拍卖，是藏家争相收藏的对象，惜传世数量较少。于诗歌，袁昶又是“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他的诗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与消极遁世的矛盾痛苦，是著名的爱国诗人。袁昶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渐西村人初集》13卷、《安般簃诗续钞》10卷、《春闱杂咏》1卷、《水明楼集》1卷、《于湖小集》7卷、《参军蛮语止斋杂著》若干卷。另外袁昶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兹录一首袁昶的七律《桐君山孤屿》，以兹怀念：危峰崒起削青成，似有群仙抗手迎。日出常疑塔光现，云来时挟溪声行。窗中一水浮衣带，洞里三生访石枰。我欲山中听斋鼓，安心未肯学屠鲸。
太史公司马迁有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以此而论，袁昶的死当重于泰山而名垂青史，当之无愧为桐江忠烈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