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绘本《浙江全图·富阳》（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自韵味杭州网

富阳老城的东面，有一座临富春江的历史文化名山——鹳山。鹳山三面环水，因此山多天然岩，最早叫“石头山”。唐朝时，此山属道观管辖，曾叫“观山”。宋朝时，属官府管辖，鹳山被辟为游览之所。因其外形如一只迎江俯瞰的鹳鸟，故被命名为“鹳山”。

鹳山不高，海拔高度约43米。然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鹳山古迹众多，人文底蕴深厚，说它是富阳名山之冠，亦不为过。

归隐之“冠”山

 (奚珣强摄)

在鹳山南麓的澄江亭东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严子陵垂钓处”六字。严子陵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刘秀起兵后，曾五次请严子陵到军营中商议军中要事。东汉政权建立后，刘秀曾把严子陵请进皇宫彻夜长谈，向他请教治国之策。

然而，严子陵在朝中仅停留了几天，就悄然离开京城，来到富春江畔，过起了读书、农耕、垂钓的隐居生活。

《富春江游览志》载：“严先生钓迹，属富阳境者有二 ：一在鹳山，宋淳 祐 间（公元1241—1252年）立碑石傍有‘钓台真迹’四个字；一在赤山亭（一名鸡笼山）。”

富春江流经富阳境内时，江面变得开阔，水势趋于平缓。鹳山地形独特，一峰兀立江边，江水至鹳山处为之一阻，形成一湾，上流携带而来的枯叶等在此沉积，此处于是成为鱼儿栖息觅食的理想之所。鹳山南麓，龟川石畔，绿树掩映，面江垂钓，实乃人生快事。古往今来，隐士颇多，但像严子陵这样的高士不多。严子陵不像有些隐士，是在仕途无望之后归隐山林，或在国破家亡之后寄情山水，或在穷困潦倒之际以隐为进。他是在功成名就之际潇洒而归，隐得彻底，隐得快意。

说严子陵是隐者之冠，想来大家都会认同。

唐朝诗人吴融入富阳，说“严光万古清风在，不敢停桡更问津”，这是高山仰止，望而却步。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由衷赞美，日月同辉。明代诗人徐渭游鹳山，凭吊严子陵祠，留下“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的诗句，这是望水兴叹，景行行止。

清廉之“冠”山

 (奚珣强摄)

鹳山脚下，东门渡码头附近，有一座石牌坊，叫大学士坊。牌坊后面有一间祠堂，叫董公祠。这些建筑，都是为纪念清代富阳人董邦达、董诰父子而建造的。董邦达、董诰父子让人津津乐道之处有三。一是他们的地位：董邦达官至礼部尚书，董诰则是文华殿大学士，都深得朝廷信任，被誉为“父尚书子宰相事功昭著两朝”。二是他们的绘画造诣：董邦达工画，与董源、 董其昌并称“三董”；董诰精书法、善绘画，与其父有“大、小董”之称，被赞为“擅书画工辞章文采长留千古”。第三，则是他们的清廉。

据资料记载，董诰曾五次回到家乡富阳，其中两次是陪同乾隆下江南，三次是回故乡办丧事，安葬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董诰在家乡期间，邻县一大财主坐着大轿，前呼后拥来拜谒董诰，在途中遇到两个农夫用兜子抬着一位老者过来，一打听，那老者竟然是董诰。

董诰临死前，要求儿子将自己安葬在董邦达的坟墓附近。可董诰虽贵为丞相，却两袖清风，家无地产。后来，还是一位被董家清廉所感动的乡绅帮忙，在今新桐乡包家淇村盘下一块墓地，作为董诰的安息之所。

董邦达、董诰父子历事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身居高位。可他们两袖清风，未增置一亩田，未添置一间房，古往今来，实属罕见。说他们是清廉之冠，可谓实至名归。难怪，董诰死后，嘉庆帝伤心不已，亲撰挽联，赞叹董诰父子“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

忠烈之“冠”山

 (鹳山上的碉堡遗存，奚珣强摄)

鹳山南麓，百米之内有三处郁氏纪念场所，分别为“郁曼陀烈士血衣冢”“双烈亭”和“松筠别墅旧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富春江畔的郁氏一族，从母至子，誓死不屈，演绎出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彰显出郁氏一族的忠烈之魂。

1937年12月24日，日寇入侵富阳，占据鹳山，强迫郁达夫母亲陆老夫人给他们烧饭供水。秉性刚烈的郁母不甘做亡国奴，怀揣炒米躲进松筠别墅后的林中石崖间，隐忍不出，冻饿而死。

1939年11月23日，时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郁曼陀，像往常一样坐上包车前往法院。不料，竟被埋伏在侧的汪伪特务连击三枪，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郁曼陀在20世纪30年代形势复杂的上海滩，为救助进步人士、严惩汉奸凶顽，宁折不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5年8月2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个星期之后，日本宪兵为阻止曾在巴爷公务为日本宪兵作传译的郁达夫揭露暴行，将郁达夫秘密绑架，残忍杀害。一门三烈！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又是怎样的人间烈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鹳山，正是富春江畔的一本史书。血衣冢、双烈亭、松筠别墅，正是郁氏一族忠烈无比的光辉记载。

壮哉，鹳山！壮哉，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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