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惟演，北宋大臣、文学家，故吴越国国王钱俶之子。出生后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便随父亲归顺宋朝，在汴京开始了新王朝的人生。由于钱俶是纳土归宋，宋朝兵不血刃取得了吴越国，因此宋朝对归顺新朝的钱俶以及故国王室成员采取了格外优待的措施。然而另一方面，也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防范。作为故国王室之胄，钱惟演就是在既被优宠又被防范的环境中开始自己人生的。故国王胄的身份，对钱惟演人生的影响巨大。
钱惟演出生时，吴越国就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境地。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吴越国王钱弘俶按照“善事中国”的祖训，立即奉表称臣。因犯了太祖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钱弘俶将弘字去掉，改名钱俶，已示敬畏之意。宋朝封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采取进贡讨好的方式，“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供大国，务得中朝心”[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二《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84页。]，企图用牺牲财力的方式来换取政治上割据地位的维持。开宝七年（974）冬，宋朝发动灭亡南唐的战争，命令吴越国出兵助攻。南唐国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得很直白：“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脱脱等《宋史》卷四八零《世家三·吴越钱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898页。]希望钱俶能明白利害关系，至少要作壁上观，不能助宋攻南唐。钱俶没有理会，进而将信交给宋朝，并亲自带兵攻占南唐常州。
宋灭南唐后，立即召钱俶入京觐见。开宝九年（974）早春二月，钱俶带妻儿及大将等战战兢兢来到汴京。太祖赵匡胤安抚有加，钱俶又供奉了大量财物，换得了自己的安全回国。回来后深感“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敢违咫尺”[ 同上。第13901页。]，诚惶诚恐中更是加大了财物进奉的力度。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钱俶举族再次入朝，这当中就包括才2岁的钱惟演。这一次，进献再多的财物也不奏效。钱俶最后做出了十分痛苦的决定，放弃割据偏安，全部纳土归宋。
钱氏经营吴越国近百年，已经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杭州已经有“人间天堂”的模样了，史料是这样记载的：“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 陶谷《清异录》卷上《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说 郛三种》本，第921页。]横向比较，“在各割据小国中，吴越的经济文化发展可以说是最好的。”[ 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宋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如此膏腴之地，双手奉上，即便是明智之举，也是迫于无奈的。对于这一举动，历史上褒贬不一。赞成顺应历史潮流的多，批评软弱无能的也不少。后来受到钱惟演关照提携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就尖锐指出：“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3页。]，隐含着严厉的批评。
纳土归宋后，钱氏家族受到了优待。钱俶本人也先后封为淮海国王、南汉国王等。然不幸的是，“端拱元年（988）春，徙封邓王。会朝廷遣使赐生辰器币，与使者宴饮至幕，有大流星堕正寝前，光烛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 脱脱等《宋史》卷四八零《世家三·吴越钱氏》，中华书局1977年版。]归降十年，钱俶在与朝廷派来的庆生使者宴饮后，“是夕暴卒”。这样的死亡确实蹊跷，后世历史学家多有质疑。明末王圻编著的《稗史汇编》中推测：“李（煜）之祸，词语促之也，因记钱邓王（俶）有句云‘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其感时伤事，不减于李。然则其诞辰之祸，岂亦缘是耶？”猜测钱俶和李煜一样，都是因为写了思念故国的词句而罹祸。清代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说得更为明确：“后主以‘故国不堪回首’句及徐铉所探语，赐牵机药死。忠懿（钱俶）荷礼最优，宜无他者。顾两王皆以生辰死者，盖御忌未消，各借生辰赐酒阴死之耳。”这里没有提到钱俶有思念故国的句子，但就因为皇帝的猜忌，因而也就有了和李煜一样的结局。
是年，钱惟演十二岁。父亲去世后不久，皇上实行了“人道主义”关怀：“子惟演、惟济皆童年，召见慰劳，起家诸卫将军。”[ 同上。]丧父之痛给钱惟演打击很大，也促使他对形势有了新感触并迅速成熟起来。在钱惟溍、钱惟濬等共同推举下，钱惟演成了父亲王爵的继承人，这就形同将他推到了家族振兴的领头羊地位。
钱惟演的童年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宋代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四记载：“钱惟演，字希圣，幼有俊才，俶尝使赋《远山》诗，有‘高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俶深器之。”钱俶对钱惟演十分器重，并倾心加以栽培。父亲对钱惟演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深刻的，尤其在政治和文学上。钱惟演的旧王孙身份，使得他在政治上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家族振兴上有自觉的使命担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故国情怀。
入宋以后，钱氏家族尤其是钱俶一支，始终处于生活舒适但并不安全的环境中。父亲暴卒后，钱惟演的不安感更是日益加重。他深感唯有发奋自立，淡化旧王孙的身份，凭着自己的努力在新王朝建功立业，自己和家族的安全才有根本保证。他和王朝大部分人一样，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利用“家储文籍侔秘府”[ 脱脱等《宋史》卷七十六《列传·钱惟演》，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优势，发扬钱氏家族一直以来的崇学传统，“于书无所不读”，加之“敏思清才，著称当时”，很快便以“博学能文辞，召试学士院”，而且“以笏起草立就”[ 同上。]。他的这种应制捷才，得到真宗的欣赏。先授太仆少卿，后值秘阁，参与修《册府元龟》，并与杨亿分别作序，礼遇有加。后仕途一路顺利，“除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再迁给事中、知审官院。大中祥符八年，为翰林学士。”[ 同上。]之后，仕途便有两次受挫，一次是任翰林学士时，“坐私谒事罢之”。一次是“坐贡举失实，降给事中。”[ 脱脱等《宋史》卷七十六《列传·钱惟演》，中华书局1977年版。
两次事件导致的罢职和降职时间都不长，复出后都有升迁，可见钱惟演还是有相当政治手腕的。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钱惟演苦心经营安全网。首先，他与皇后族联姻，在后宫中寻找靠山。一方面表明对朝廷的忠孝，一方面也是为孤悬北方的钱氏家族奠定安全的基石。他将妹妹嫁给了真宗刘后之兄刘美。刘美原本姓龚，因刘后刘娥本为蜀地孤女，先嫁给龚美，后龚美因为走投无路，想把刘娥卖掉。经过一番曲折，刘娥后来到了真宗身边。真宗即位后，对龚美关照，刘娥与龚美兄妹相称，龚美这才改名刘美的。这样的联姻，自然会让孤寒平民出身、急于寻找大臣支持的刘后高兴，从而将钱惟演看成是自家人。后钱惟演又为自己的儿子娶了仁宗郭皇后的妹妹为妻，郭皇后本就是刘娥为仁宗所选，自然深得她的喜欢。他原本还想与仁宗生母庄懿太后族通婚，被御史中丞范讽弹劾。
其次，钱惟演结交权贵，在朝中寻找依靠。朝廷从来就是是非之地，为此他卷入了寇准与丁谓之间的党派斗争。开始时，钱惟演见丁谓权力很盛，便攀附他，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寇准得罪了刘后，刘后便联合丁谓驱逐寇准出朝廷。钱惟演自然站在他们一边，在这场斗争中出了大力，最终帮助丁谓取得了胜利，在他的建议下丁谓还做了宰相。真宗去世，刘后作为太后垂帘听政，对飞扬跋扈的丁谓不满，决定把他远贬。据《宋史》本传记载，“惟演虑并得罪，遂挤谓以自解。”“宰相冯拯恶其为人”，以是“太后姻家，不可与机政”为由，将他排挤出枢密院，出到外地去做官。虽然后来钱惟演“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取得了等同于宰相的头衔，然而他再也没有回到朝廷权力中枢。钱惟演政治追求目标远大，希望能做到握有实权的“黄纸上押字”的中书宰相，目标没有实现，这给他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再次，钱惟演注意培养后进，着眼于未来政治势力的延续与巩固。特别是他在出任西京（洛阳）留守时，在他的幕府中聚集了一群政治和文学才俊。这当中就有谢绛、欧阳修、尹洙、梅尧臣、苏舜钦、杨子聪、张太素、张汝士、富弼、王顾、张先、张谷、尹源、孙祖德、孙长卿等。人物彬彬大盛，皆为一时之选，这些人物大部分后来成为政治和文学的中坚，也说明了钱惟演的识人之明。钱惟演爱才，对待下属十分宽容，乐于为幕僚创造良好的环境，以便让下属发挥特长。比如因为器重欧阳修，《四朝国史》便记载云：“不撄以吏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学。”对待梅尧臣也是如此，《宋史·梅尧臣传》云：“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如此，钱惟演便与幕府众英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真感情，自己因此颇受下属的敬重。他后来贬谪到随州（汉东），“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82页。]气氛十分感人。他去世后，受过他提携之恩的如欧阳修、梅尧臣、谢绛等都写过不少诗文，以示缅怀之情。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甚至评价他说是“官简将相，阶、勋、品皆第一。”
钱惟演在《玉楼春》中写笋，有句：“劝君速吃莫踌躇，看被南风吹作竹”。实可以看作他在政治上时不我待的急进心理的写照。《宋史》本传说他“雅意柄用”，也确实是事实。他如此汲汲于官位，当然与他旧王孙的身份有关，也是深切的忧患意识使然。他政治上采取的自保行为，引起了人格上的非议。有指责他“少诚信”的，有责骂他“佞人”的，不一而足。最严重的是盖棺定论，在谥号的论定上，开始是“请谥文墨”。所谓“墨”，乃“贪而败官”[ 脱脱等《宋史》卷七十六《列传·钱惟演》，中华书局1977年版。]也。后人上诉，才以“追悔前过”为由，改为“思”。直到后来再次上诉，才改谥曰文僖。《谥法》曰：“小心畏忌曰僖”，旧王孙走新朝政治路，怎能不“小心畏忌”？以此观之，这谥号倒是客观地描述了钱惟演的从政心理。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一月，钱俶率家族成员前往汴京。据记载：
俶最后入觐，知必不还。离杭之日，遍别先王陵庙，泣拜以辞词曰:“嗣孙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国修觐，还邦未期。万一不能再扫松槚，愿王英德各遂所安，无恤坠绪。”拜讫恸绝，几不能起，山川为之惨然[ 文莹撰《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玉壶清话》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页。]。
钱俶悲痛无比向先王陵庙告别，对于自己既不能为国而死，又不能祭祀宗族深感无奈凄怆。这刻骨铭心的一幕，一定会对包括钱惟演在内的钱氏家族成员带来巨大的震撼。大势之下国已除灭，这就更激发起对家族不坠的使命感。作为旧王孙，如何让家族在新王朝的花园中焕然一新，这不仅是一个告慰先祖的感情问题，更是一个勋贵之族如何重振的现实问题。
吴越国立国以来，钱镠实施的是治国和齐家并重的战略。对于家族的延续和兴旺，钱镠格外在意。他在《武肃王遗训》中明确指出：“今日兴隆，化家为国，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钱镠所言家风，是建立在忠孝仁义基础上的儒家教导。所谓：“惟忠惟孝，则人人能守其规，未当少衰。”[ 钱惟演：《庆系谱序》，见《钱氏家乘》卷一《序言》，上海书店1996年2月第1版。]在此引导下，钱氏形成了以礼育人、以文兴族的传统。
钱惟演继承的就是这样的传统，发扬的就是这样的家风。崇文自然要读书，读书必然有藏书。钱氏家族成员喜欢藏书，“五代时杭州私家藏书，主要集中在吴越国钱氏家族。”[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武林藏书录》载钱惟演“其家聚书侔于秘府，又多藏古书画”，后人也将钱惟演列入藏书家行列。他当然不是为藏书而藏书，其目的正如《武林藏书录》记载他自己所言：“学士备顾问，不可不该博。”钱惟演读书极为刻苦，据欧阳修《归田录》说：“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刻苦努力造就了知识渊博，因而便有机会顺理成章预修《册府元龟》。知识的“该博”，意味着对典章制度、史实典故的熟稔，这也是他能成为以用典而著称的西昆体诗人的重要原因。不只是钱惟演，钱氏家族成员以广博丰赡见长的很多，这种才能也适合于起草诏书制令之类的机要文字工作。朝廷也颇能用其所长：“钱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书命，时人荣之。”[ 脱脱等《宋史》卷七十六《列传·钱惟演》，中华书局1977年版。]
在同时诸钱中，钱惟演政治地位最贵要，文才也最出众。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钱氏家族成员铺采摛文，飞文染翰，很快就迎来人文荟萃的局面。他在为族人钱希伸《梦草集》所作序言中这样写道：
天地正气，盖泄为文章；人伦异禀，必生于世族。随意河山之英萃，钟于贤哲之系嗣。《诗》云“是似之德”，《传》云“世济其美”，有自来矣。矧惟吾家，代抚东国，忠信奉王室，慈仁安下民。功高德远，源长庆远，子孙繁盛，英俊纷委。怀黄垂紫，盈于朝阙；摛华掞藻，充于家庭。其间名闻而官达者，叔父行则有故金帅太尉公，兄弟行则有故华帅侍中公、工部二卿及今紫薇舍人希白、常山太守严夫，皆文高于世，为公卿大夫之所标准。下洎诸子之列，文士愈多，抱椠怀铅者有矣，发策决科者有矣。
序言中对钱氏“子孙繁盛，英俊纷委”的良好发展势头满含自豪。文中提到的几位人物分别是叔父钱俨、兄弟钱惟治、“工部二卿”指的是钱俨与子钱昱；“紫薇舍人希白”指的是钱易；“常山太守严夫”指的是钱惟济。这些都是宋代政治和文学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或“为文敏速富赡”[ 脱脱等《宋史》卷四八零《世家三·吴越钱氏》，中华书局1977年版。]，或“数千百言援笔立就”[ 脱脱等《宋史》卷七十六《列传·钱易》，中华书局1977年版。]，都是以文兴族中的佼佼者。
钱惟演作为吴越国旧王孙，他用史彰先祖的方式，让钱氏祖先和吴越国的功绩免于湮没。“谱谍，身之本也”，吴越国开国国君钱镠重视族谱修订，曾敕命僚臣罗隐撰成《钱氏大宗谱》。钱惟演为“尊大功，正世统”[ 钱惟演：《庆系谱序》，见《钱氏家乘》卷一《序言》，上海书店1996年2月第1版。]，敬宗收族，续修了《庆系谱》，并为之作序。谱尊钱镠为吴越钱氏一世祖，表彰之心昭然。正如其序所言：“吾家世济勋业，上尊朝廷，下安黎庶勘定祸乱，保有封疆，德积仁深，枝繁叶茂。”
钱惟演还通过著述来记录祖宗的贡献。撰写《秦王贡奉录》二卷，记其父俶贡献及锡赉之物；《家王故事》一卷记其父遗事二十二事。《 挥麈录》卷一载其所撰《逢辰录》：“排日尽书其父子承恩荣遇及朝廷盛典，极为详尽。”撰写《筑捍海塘遗事》，表彰先祖治水功绩。又有《曾王父武肃王像赞》《王父文穆王像赞》《世父忠献王像赞》《世父忠逊王像赞》《王考忠懿王像赞》等，遍赞三世五王，对故国怀念的内心情感隐约可见。为与钱氏族人有密切交往的赞宁撰《通惠大师影堂记》，为原吴越国旧地撰文，如为钱镠时建的塔亭院撰写过碑文[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三《石照山净土寺》，台北大化书局，1981 年版。]，为宁海县撰《宁海县新建衙楼记》。
钱惟演为使父亲名标青史，极力争取配享真宗庙的政治地位。配享皇帝，是对功臣的充分肯定，自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这一礼制，由来已久，《尚书·盘庚》载“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据《宋会要辑稿》载，钱惟演上《乞以钱俶配享祖宗廟亭奏》，盛赞其父：“勋隆奕叶，位重累朝。亲率王徒，平百年之僭伪；躬持国籍，献千里之封疆。……举诸殊渥，萃此一门，在乎皇朝，诚居第一。”奏疏上去后，当时实际掌权的刘太后，便“诏两制与崇文院检讨、礼官同共详议以闻。”结果是“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等奏议，请钱俶配享太宗庙庭。”但走到最后一关时，结果却是“奏入，不下。”功败垂成，很可能是一向对钱惟演为人有看法的，时任宰相冯拯阻止所致。平心而论，若是以纳土归宋之功争取配享，则太宗庙较为合适。而对于真宗朝，国家完成统一，再来提此建议为时已晚。后来配享真宗的李沆、王旦和李继隆，得到一致认可，便很能说明问题。
钱惟演的旧王孙出身，一时间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载，宋真宗赞赏说：“惟演文学可称，且王公贵族而能留意翰墨，有足嘉者，可记其名。”将他视为王公贵族中的杰出者。同为西昆体诗人的李维在《休沐端居有怀希圣少卿学士》中有句：“王令风流希谢傅，子云词赋敌相如。”将出身类同于六朝王谢高门大族，将他的文才比作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在西昆诗人的眼中，钱惟演这位旧王孙，还颇有清高脱俗、仙风道骨的气质。杨亿《休沐端居有怀希圣少卿学士》中描述他：“风猎幽兰羽扇轻”，“谪仙冰骨照人清。”陈越同题诗中也写道：“若非冰雪神仙骨，相乐谁同一笑中。”如此气质，一眼望去，便有如田况《儒林公议》卷上评论西昆诗歌那样：“芜鄙之气，由兹尽矣。”
然而，钱惟演现实中并不敢如谪仙李白一样张扬高贵，伸张个性。相反是小心翼翼，畏避自安。仁宗皇帝说他“缵忠孝之家传，守之以循默。”所谓“循默”， 乃循常随俗而不表示意见而已。不过，再怎么隐忍，性格偶尔露峥嵘是难以避免的。其《对竹思鹤》诗云：“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傍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个中透露出孤高不群的王孙傲骨，清代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中不禁赞叹：“有身份，是第一流人语。”但今人赵昌平不同意这个评语，认为这诗：“骨子里却是一种牢骚。这只‘鹤’实在是忘不了玉墀丹陛的。‘第一流’云云，实有所不称。”[ 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40页。]照此看来，这是心机很深的政客受挫后，以王孙身份发出的抗议。
钱惟演存世诗歌有七十首左右，残句三十五句。这些诗歌中，隐含有他的故国之思。尽管2岁入宋后，钱惟演一直生活在北方，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涉足过故吴越国的土地，不过在精神上他与故国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粗略翻检，发现在他的诗中出现“吴”字的有4次，如“吴中”、“吴天”、“吴渡”等。出现“越”字的有8次，如“越禽”、“越鸟”、“越溪”、“越岫”等。另外出现故国地点的就更多，例如和吴越国王室关系密切的佛道名山天台，仅在诗题当中出现的就有《怀天台进禅师》《送梵才大师归天台》《送张无梦归天台山》《雪夕奉陪天台明照禅师拥炉闲话》等。
钱惟演借助咏史诗和运用丰富的历史典故来表达对故国的复杂情感。欧阳修《六一诗话》载：“西洛故都，荒台废沼，遗迹依然，见于诗者多矣。惟钱文僖公一联最为惊绝，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归空苑水潺潺。’”虽然诗咏的是洛阳的今昔沧桑，然这种惆怅激越、茫然无归的思绪，借由这位南国旧王孙妙笔抒发，便有了文辞之外的更丰富的意义。其《南朝》诗用陈叔宝、张丽华、潘妃、江总等纵欢作乐、不恤国事的典故，对君王奢侈亡国含有无声谴责，也对国家灭亡隐含着惋惜之情。写的是南朝，读者联想到的是吴越国，似乎听到的是这位旧王孙对故国的一声叹息。至于其《泪二首》其二所云“江南满目新亭宴，旗鼓伤心故国春”、“荆王未辨连城价，肠断南州抱璧人”，即便从字面上也可以体会到对故国不再的伤心和痛惜，以及在历史大势面前，人力渺小莫可奈何的至深遗憾。
钱惟演在送别友人前往江南的时候，总是将那里的景物想象和描述得美丽动人，过去钱氏治下的吴越国勾起了他特别的憧憬和怀恋。春天是“云迷水馆春旗润，树绕山城暝角深”（《送高学士知越》）好一片水村山郭，密树成林的图景；“三月江南花渐稀，春阴漠漠雪霏霏”（《柳絮》），此处“雪霏霏”指的是柳絮如雪满天飞的景致。夏天则是“南风漾彩舲”，“越岫万螺青”（《送禅照大师归越》），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心旷神怡。而到秋冬时节，则转为深沉的感伤和醇厚的感触。秋霜遍地，冷月高悬时，他想到的是“沈侯新觉瘦，宋玉旧多愁。”“长怀寄归雁，归雁自悠悠”（《霜月》），用湖州沈约瘦腰、襄阳宋玉悲秋的典故，通过悠悠归雁，与思念南方的感伤情绪沟通起来。冬日与从天台远道而来的禅师拥炉夜话，便有了一份格外诗意的温暖与枨触。《雪夕奉陪天台明照禅师拥炉闲话》云：“藜烛檐香夜幄清，朔风窗际激飞英。凤梨鸱芋煨将熟，坐拥丰貂话赤城。” 在朔风激窗、梨芋煨熟的时刻，丰貂相对、拥炉而座，听禅师将天台赤城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钱惟演像江北游子一样，清峭感怆，还真有点“倦翼因君忆故林”（《送高学士知越》）的况味了。
钱惟演一生总体顺达，然晚年却颇为凄婉。《湘山野录》曾有记载：
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也，曰：“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晚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销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此为一曲《玉堂春》词，与《木兰花》词格相近。人之将死，其言也哀，这是钱惟演预感到大限将至时所作。风格与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的“雕章丽句”的西昆体迥然有别。清代张宗橚《词林纪事》中说：“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酒阑歌之，必为泣下。”耐人寻味的是，这词与先王钱俶和故国之思联系起来，“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与“帝卿烟雨销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确实非常类似，加之词格相近，所以白头歌女惊鸿才会惊诧，进而有不祥预感。记载这一笔记的人，完成了钱氏父子的一个故国隐喻。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纵观钱惟演的一生，仕途大体顺畅，身居高位，但没有成为最核心的权力决策者。在他的引领下，钱氏人才辈出，家族得到振兴，让旧王孙迅速成为新的士大夫，这一成功转型对钱氏后来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在文学上，钱惟演有过人才华，成为西昆体最主要成员之一。更值得嘉许的是，西京钱氏幕府集团集中了最具才华的文学后生，这些人成长后，对宋代文坛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钱惟演不是没有缺点，这种缺点甚至包括人格上的，反映出旧王孙在新抉择中的焦灼和进退失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在宋朝，对他谥号再三改定，昭明总体上对他是包容和肯定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今天就更不应当对他人格苛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