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负责人茅丽瑛(1910年出生,杭州人)心中怒火万丈。她组织市民募捐,救济难民、慰劳前方将士,为了抗战日夜奔走。 1938年5月5日,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成立,茅丽瑛当选为主席。不久,她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积极开展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工作,相继创办了国语班、英语会话班、会计班、中文速成班、文化补习班等,开展对妇女的培训工作,还亲自教授英语课。
在上海启秀女校任教期间,她坚决服从上级组织的指示,利用租界“孤岛”这个特殊环境,开展革命工作。不久,党组织指示她以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名义,为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新四军战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难民募集救济款。作为主席的茅丽瑛,立即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物品进行义卖。她还在发动会上慷慨陈词:“救国如救火,马上行动支援新四军,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
为了扩大义卖活动的影响,获得广泛的支持,茅丽瑛领导会员通过大陆电台和新电台连续举办三次宣传活动和“义卖代价券推销会”。由于她和会员们的努力,民众的抗日激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大家同仇敌忾,在后方拧成一股绳来支援前线,掀起了一股捐物捐款的热潮,几天内募集到款项2000余元,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正当茅丽瑛为义卖日夜奔波时,老母亲病情恶化的消息传来。由于时间紧迫,她安顿好母亲,拜托一位女校工代为照料老人后,立即返回工作岗位。等她腾出身再去医院时,母亲已经被盖上了白被单。她跪在病床前,紧紧地抱住母亲,禁不住号啕大哭。这位革命女战士从此将对母亲的感情,全部转移到祖国和同胞上,更热烈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中。
日伪特务看到茅丽瑛积极宣传抗日,对她恨之入骨,偷偷给她寄去带子弹的“恐吓信”,信内附言,如果不立即停止活动,将会“不利”。茅丽瑛丝毫不畏惧,更没有退缩。她说:“我们是为英勇杀敌的新四军募款,环境越艰险,越动摇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我已下了决心,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茅丽瑛不与反动势力妥协的勇气感染了众多同事,他们在茅丽瑛的领导下,勠力同心,积极筹办举行慈善义卖会。可是几天跑下来,原先纷纷表态要租借场地的负责人,都好像商量好一样,都用“不好意思!恕不外借”来回绝。茅丽瑛知道这是日伪特务恐吓的结果,毅然决定以妇女会为义卖场所。
7月14日上午,义卖会如期开幕。在拍卖的过程中,两个汉奸暴徒闯了进来,凶狠地推翻了条案,威胁义卖工作人员和参加义卖的群众。一时之间,会场秩序大乱。茅丽瑛拍案而起,率领义愤群众与会员将两名暴徒控制住,然后扭送到租界巡捕房。
这次事件使得敌人对“职业妇女俱乐部”和茅丽瑛的仇视进一步加深。日伪76号特工总部派女特务混入职业妇女俱乐部,对茅丽瑛的政治面貌、居住地址、行动规律进行侦查。
党组织考虑到茅丽瑛的身份已经暴露,作出要她撤离上海去新四军的决定,朋友亦为她办好离沪赴港暂避的一切手续。但她坚持要把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工作做好,待事态稳定后再离开。
在连续公开恫吓无效后,1939年12月,日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下达了暗杀茅丽瑛的命令。执行暗杀的是特工总部第一行动大队大队长林之江。12月12日,夜幕刚刚落下,繁华的上海公共租界商业区内华灯齐放,霓虹闪烁,马路上车来人往,十分嘈杂拥挤。
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交叉处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附近阴暗处,几个特务人影在闪动。7时许,等到茅丽瑛从福利公司二楼会所走出来后,他们马上尾随其后,乘其不备,连开数枪。枪声划破了夜幕,茅丽瑛倒在了血泊中,人们围拢上来,歹徒趁着人流涌动逃离了现场。
茅丽瑛被击中三枪,但所幸未击中要害,其中两颗子弹打中了腿部和膝盖,另一颗则穿过了小肠。她很快被送到仁济医院救治。敌人对主刀大夫甚至整个医院施加压力,威胁强迫他们停止一切抢救茅丽瑛的行为。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由于迟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护理,三天后茅丽瑛因为伤势恶化,与世长辞。
年仅29岁的茅丽瑛在生命垂危时,还留下遗言:“告诉妈妈(指党组织),我死了不要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努力,加倍努力!”13日,《申报》《新闻报》《大美报》《中华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茅丽瑛突遭枪击的消息,震惊了上海。仁济医院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多群众自发来为这位巾帼英雄送行。2014年9月,茅丽瑛被列入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正是像她一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了抗战的全面胜利。他(她)们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