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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人物
 
他是注释《唐诗三百首》第一人
来源:《人物春秋——严州文化丛书第二辑》  作者:  日期:2021-10-29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有唐一代,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驰誉世界的伟大诗人和王维、孟浩然、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优秀诗人,为后人留下了五万多首各种体裁的诗歌作品,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为了向读者传播和介绍唐诗,早在唐代就已出现了许多诗集和选本,著名的选集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芮挺章的《国秀集》、姚合的《极玄集》等,宋元以降,唐诗选本更是层出不穷,据统计,自唐至清末1200余年间,共出版各类唐诗选本600余种,平均每两年就有一种问世,在诸多的唐诗选本中,清乾隆间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由于选目得当,繁简适中而传播最广。


蘅塘退士名孙洙(171-178)

江苏无锡人。自幼家贫,性敏好学,中举后出任卢龙、大城、邹平等处知县,并两次主持乡试,推掖名士。孙洙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又勤勉好学,编有《蘅塘漫稿》等书。


乾隆二十八年(1764),因有感于当时流行的《千家诗》体例芜杂,与继室夫人徐兰英共同开始《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工作,“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入选。《唐诗三百首》的命名明显沿袭了儒家经典“《诗》三百”的说法,有继承诗经传统之意。共收诗310首,入选诗人77位,其中五言古诗33首,乐府39首;七言古诗28首,五言律诗80首,七言律诗50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首。体例完备,繁简得当,是一个较好的选本。但是选本未能对作品进行必要的介绍和注释,读者尤其是初学者颇感不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本书的流传。直到71年后,建德人章燮对之详加注释,写成《唐诗三百首注疏》一书,才使《唐诗三百首》得到了极大的流传,真正达到了风行海内、雅俗共赏的地步,成为家喻户晓的普及读本。

△《唐诗三百首注疏》书影


为了注释这本书,章燮花了极大的工夫。据粗略统计,《唐诗三百首注疏》引用历代注释60余家,各类典籍230多种,诗文90余家。引用之文多采名家之说,可谓博采众长。如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的作品,就采用王琦《李太白全集》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为主,也适当选录诸家之说,常常诸说并存,以备读者比较、参考。杜甫《八阵图》一诗,是一首五言绝句,只有短短20个字,却搜罗多家之注,引用各种典籍达10种之多,仅地理类的书籍就有《荆州图经》《益州记》等6种,引文多达1200余字,是本文的60倍。《渡汉江》一诗,原书署名作者为李频,李频乃睦州寿昌人,与章燮是同乡,但多数人都认为系唐初宋之问的作品。章燮并没有因为作者是乡人而曲为袒护,仍兼收《唐诗合解》中“系宋之问所作”的不同说法。尽管他认为两说都缺乏有力的佐证,“不知孰是”,仍然采取“博雅君子证之可也”的通达态度。不强下定论,这是很不简单的。


为了便于读者从总体上了解诗人和诗选的全貌,章燮尽量把选本涉及的组诗配齐。李白的《子夜吴歌》,原有春夏秋冬四首,是李白向前朝民歌学习的成果,体现了李白强烈的艺术风格和进步的思想倾向,但原书只选了其中的一首,难窥全豹,章燮加以补齐,同时还对子夜吴歌的来源出处及发展变化作了详尽的介绍,并且说明补上的是那几首,这样,不仅对读者即使对研究者都很有帮助。又如李白的《行路难》,原有三首,原书也只选了一首,章燮认为这三首诗系李白“辞官还家,放浪江湖而作”,是“见李白之志”的重要作品,对了解李白的生平和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特地补齐。因此,他的注疏本比起蘅塘退士的原本来,要多出11首作品。


对于篇幅较长的古风和歌行,他根据作品的内容和结构分“解”(段)讲解,以便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诗意。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分为五解讲解,李白的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分成七解等等。每一解先讲清段落大意,再分析结构和章法,并分析作者的构思立意,使读者一目了然。


章燮此书名曰《注疏》,但并不仅限于注释和疏解,他还进一步地进行考证和研究,指出原书的某些疏漏和失误,如著名的《春怨》一诗: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虽只有短短20个字,却因其意境深邃,层次丰富,表现手法高妙、含蓄而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历来好评不断,有“极真极细,愈浅愈深”(《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天真烂漫,寄意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读雪山房唐诗序例》)等好评,甚至誉为“五绝之最”(《唐诗笺注》)。此诗历来皆署金昌绪作,章燮从别本所载不同的诗题和作者出发,找出其源头和出处,提出新说,对作者和诗题都作出了全新的结论,考证严密,推断合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章燮并没有以注疏为满足,时有新论,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学术著作。


除了书本知识以外,章燮还善于运用生活中的实践经验来解析疑难。柳宗元《渔翁》一诗是一首很著名的作品,但对其中“欸乃”一词的读音和含义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燮在比较诸书不同之说以后,肯定“欸乃”为象声之词,并根据对家乡渔家生活观察了解的经验,肯定读音为“袄霭”,乃“渔家网鱼相呼之声”。章燮所居之建德三河章家村,位于兰江之畔,水产丰富,鱼肥蟹美,唐戴叔伦《兰溪棹歌》有“三月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之句,江上渔舟唱晚,渔歌起伏,是章燮极为熟悉的田园生活。20世纪80年代,建德文化工作者经实地调查,证实当地渔民“九姓渔户”吆喝鱼鹰的号子就是以āo、ái(袄霭)为主词的。


章燮

字象公,一字象德,号云仙,建德三河章家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卒于咸丰二年(1852),享年七十岁。


章氏祖籍新安江畔的淳安渡渎,后有一支迁往兰江畔的兰溪女埠,聚族而居,自成村落,仍名渡渎,以示不忘祖地之意。移民迁居,将村名也一起“迁走”,这在移民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不失为一件趣闻。祖父林峰公又由兰溪渡渎迁往位于兰江下游的建德三河,因聚族而居,故名章家。章燮的父亲章世经热衷科举,不问家政,作为长子的章燮很年轻的时候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对现实生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厌恶官场的黑暗腐败,无意科举,将自己的才华和热情倾注到人才的培养上。他在家里开设私塾,设帐授徒,招收本家子弟入学。旧县志中称章燮“性温厚,沉潜嗜学,键户读书,不与外事。课士有方,列门墙者如坐春风”,十分愉快。章變饱读诗书,学识渊博,为了让孩子们增加知识,也为了在枯燥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以外增添一点活跃的内容,选中与当时的蒙童读物《千家诗》相仿的《唐诗三百首》作为辅助教材,详加注释,编成《唐诗三百首注疏》一书。原来只是打算在自办的私塾里给初学蒙童作为辅助读物,根本没有想过刻印成书,向外发行。谁知注本流传出去以后,受到各方好评,传抄者很多,朋友们都催促他快点刻印出来,以泽惠更多的读者。催请者还以章氏先祖宋代章懋所著《疏易》书稿因未刊行,“历数世而仍劫秦灰”为例,再三催促。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章燮终于将此书付印,于道光十四年(1834)刻印成书,是年章燮51岁。此书一出,广受欢迎,各地不断翻印,除浙江外,湖南、安徽、北京等地皆有翻刻本。

△ 章燮故居


除了《唐诗三百首注疏》以外,章燮还著有《古唐诗精选注》《诗话合选》《高林别墅诗集》和《针灸揭要》等书,可惜都没有留传下来。为《唐诗三百首注疏》作序的杭州友人孙葆纯说:


“章云仙先生隐居不仕,善饮酒,工吟咏,其惊人之句,透彻才思,绮丽风骨,确是唐人气息,令人击节叹赏,爱玩不忍释也。”(《唐诗三百首注疏序》)


可见章燮在诗歌的创作上也很有功力。


章燮不仅精通诗文,对医道也很有研究,写过《针灸揭要》等医书。为人治病,常常连药也送给人家,体现了他救世济人的慈悲心怀。他还热心乡里的公益事业,修桥铺路,接济孤寡贫病之人,深受乡人的敬重。


诚如章燮自己所言:


“《唐诗三百首》向无注释,子弟读者往往不得其解,开卷未见获益。余注之,原为家塾子弟起见,非敢以示人也。”

(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跋》)


他是第一个为《唐诗三百首》作注的人,比著名的“上元女史陈婉俊”的注本要早21年。和晚出的陈注本相比,章注本要详尽完善得多。陈本仅在名词典故上作一些简单的注释,对诗题及诗义概不涉及,更不用说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了。陈氏在该书的凡例中说,补注本“但诠实事,以资检阅,若诗中义蕴之深,意境之妙,读者宜自领取”。还以李频的《渡汉江》为例,陈注本没有一字解释、评注,而章燮不仅介绍又一作者的说法,还引《史记》、《玉海》等典籍和大诗人李白的作品对汉江地名进行详细的说明,文末还加上一段简短的串讲,文字不长,且全文照引——


渡汉江则家乡渐近矣。《说文》:怯,多畏也。离乡日久,思之深,怯之甚也。“不敢问来人”者,恐知家音而其情更怯也。


短短50个字,精当扼要,点明了本诗高超的立意。这样的串讲对于初学者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和陈注本相比,章燮的注疏本显然没有前者影响大,这与人们对章燮以及章注本的了解不够有关。严州山水之乡,素有诗画艺术的传统,早在唐代就已经有睦州诗派出现,唐宋以降,名家纷至沓来,诗风画韵,绵延不绝,章燮是对严州诗歌创作作出理论探索的第一人,也是睦州诗派的殿军式人物,我们应该对章燮的生平及著作展开深入的研究,梳理并继承这份很有严州特色的文化遗产。


值得庆幸的是,在建德市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和当地政府的努力下,章氏故居已被列为建德市文保单位,章家也重新整理、编印了《章氏宗谱》,希望能在今后作出更大的贡献,以无愧于我们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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