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遇到漆侠先生这样的良师，实在是我的三生之幸。

1987年秋，我在山东师范大学读本科四年级时，有幸聆听了漆先生为我校学生所作的一场学术报告，是为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先生以《中国古代史记编纂形式探源》为题，广征博引，报告作得生动有趣，极为成功。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先生读书之丰富、记忆之超凡、思辩之深刻所感染，偌大的报告厅挤得满满的，中途无一退场者。记得当时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听学术报告中途退场者多。报告结束后，主持人赵继颜师说：“漆先生报告作得好，学生没有退场的。”先生则幽默地说：“这是老乡给面子。”紧接着，继颜师又邀请先生为他的几位研究生再作一个小报告。我因当时已决定报考先生的研究生，继颜师便向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并允许我与几位研究生一起与先生座谈。当我们向先生请教治学方法时，先生首先批驳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接着又谈到了邓广铭先生提出的“四把钥匙”，认为并不一定刻意去学,只要多读书，读书中留意，就会掌握“四把钥匙”。

次年，在报考漆先生门下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七位考生中，我有幸成为惟一的过关者，从而跻身先生弟子行列。记得复试时先生问我真的喜欢历史，真的喜欢宋史？我回答是，先生便很高兴。先生的意思是强调兴趣对学业的重要性。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充实、又清苦。当时还有幸见到了受教育部之邀来河北大学鉴定漆先生教学成果的邓广铭先生。座谈时邓先生曾风趣地对我们说：“现在社会上称研究生为‘失足青年’。骂人穷说‘你比教授还穷’，骂人傻说‘你比研究生还傻’。”接着邓先生就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漆侠教授是怎样使你们潜心读书的？说实在的，当时正是物价飞涨、全民经商的时期，研究生还真有一些退学的。我们这些来自外省的学生，也曾遇到过一些问题，例如食堂饭菜质次价高，不合口味，供应的粮食中有30%的粗粮五米，而且陈旧粗糙、加工简单而难以下咽。我的一位师兄曾说，饭是维持生命的，只要生命能维持，就要跟先生好好学习。当时先生对我们是非常关心的。曾对我们说，知识分子不要有什么太高的要求，有饭吃有书读就行了。并给我们讲他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那时的条件之艰苦远非今天可以想象。因为没有可换洗的衣服，衣服只能星期天洗，洗完后要到被窝里待到晒干。在学业上先生对我们的要求之严也是颇为有名的。一年级时要读《续资治通鉴长编》，要对读《文献通考》和《宋史》诸志，更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按照先生的“光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光学宋史学不好宋史”的理论，史学人才的知识结构要既博又约。研究生阶段是打基础的时期，因此读书还要注意广泛。先生亲自为我们开了“宋史研究”、“宋代经济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法”三门课。先生每天都到研究所看书、写作，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感召着我们。所以我在没有课的情况下也坚持到研究所看书，感到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后，我被留在本校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时兼任出版社总编辑，我仍不时受先生耳提面命，获教益良多。不过，由于出版社成立伊始，人员奇少，庶事繁杂，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到编辑业务和出版工作了。直至后来重新对宋史发生兴趣并准备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对宋史的学习和研究荒废竟达数年之久，在学业上实愧对先生。这一时期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那胸怀坦荡、耿介率直的处世性格。因为做学生时毕竟理解不深，工作后通过亲身感受的事例体现出来，更觉从心底里钦佩先生的为人。我庆幸留在了先生身边工作，先生的为人处事原则，是我从先生那里得来的永远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我会终生加以恪守。

由全国宋史学界的知名专家组成编委、先生任主编的《宋史研究丛书》，是先生晚年对历史学界的重要贡献之一。在这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耗费了先生大量心血，同时也显示了先生的处事性格和对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这套丛书的最初几种，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具体情况我了解的不多。自1994年以后，便转到了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我是社内惟一的历史专业毕业的编辑，具体的审稿、编辑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虽然我尽心尽力地做着具体的工作，但由于人微言轻，能力欠缺，并不能给先生帮上什么忙。重要事项均由先生与具体领导商定。即使如此，落实起来仍曲曲折折，不时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学术著作的出版毕竟与包销书的出版不一样。我曾向先生建议是否成批出版，以体现规模效益，扩大发行量，并减少由单本出版所涉及的繁琐事务和重重阻力。先生虽觉得有一定道理，但又考虑到作者的需要和发表作品的心情，还是决定成稿一本，立即出版一本。即使我们多付出一些，也要让作者早一天看到成果问世，要有只争朝夕的意识。为了使这套丛书能够坚持下去，先生还亲自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一定数额的经费。这些经费，一分都没有用到先生本人的著作上，先生本人的著作本来就是不存在出版问题的。先生曾对我说过《宋史研究丛书》不但要体现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还要体现全国的宋史研究成果，要对繁荣宋史研究事业有所贡献。

在河北大学出版社新领导的支持下，《宋史研究丛书》近年进展较为顺利，至目前已出版了十几本。可以说，每本书中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首先是先生亲自选定选题并向知名学者约稿。裴汝诚先生在宋代史籍整理和宋代史学史、政治史等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先生写信向他约了《半粟集》一书。李锡厚先生的辽金史研究成就卓著，为了体现大宋史的原则，先生托王曾瑜先生向李先生约稿，于是便有《临潢集》一书的出版。李先生在是书后记中说:“非常感谢漆侠先生。我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的鼓励，正是他提议我编选这部文集，才使我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旧著。”其次，先生对每部书稿均进行认真审阅把关。对学生来说，先生的审稿其实是对书稿所涉及问题的具体指导。因为先生审稿总要提出具体意见，对提高书稿的质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先生对后辈学者的著作大多写序加以推介和奖勉。这些序言，绝无任何空话，而是对作品所作的理论概括，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如杨倩描《吴家将》一书的序言，先生深入分析了宋金对峙时期的社会形势，论述了南宋地主阶级各派政治力量所表现的对金不同态度，这对读者了解吴氏家族对金斗争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先生所作序言中对作者的奖勉，表现了先生提携后学的高尚品德，同时也是对后学的一种鞭策。

针对这些年来学风败坏、各类学术评价(如评职称、评课题、评奖等)深度腐败的社会现实，先生总是旗帜鲜明地口诛笔伐。在为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近年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插足于少数人先富裕起来的行列，给包括史学在内的一些基础学科带来严重的影响：要么改行下海，在金钱的横流中成为弄潮儿而一试身手；要么同出笼的假冒伪劣品一样，东拼西凑，多方抄袭，编制杂碎汤……在为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先生又说：“近一二十年来，在商品大潮冲击下，世风浇薄，学风日下，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不亚于黄河冲积下来的泥沙。黄河淤泥尚有利于肥田，而这类精神产品只能毒害社会。”《宋史研究丛书》的出版，目的之一就是要为那些“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献身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机会。

先生曾为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位理科教师曾向先生诉说在评职称问题上有人压他，先生对他说:“你们理科的学术评价我不懂，但有一点我懂：如果你是草包蛋，压你活该；如果你不是草包蛋，压也是早晚压不住的。”这位教师回答说：“漆先生，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就能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了。”后来，这位教师的不同凡响的学术成就果然逐渐为社会所认可。先生讲这件事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能正确对待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在遭受挫折时不能意志消沉。先生还曾对我说过：实至名归，在学术上一定要自己对自己严要求。

先生一生经历坎坷，耿直的性格一方面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免不了受到某些人的忌恨和误解，从而给先生带来过一次次的厄运。每当遭遇挫折时，先生总是加倍努力地读书，探索学术问题，以此来排解忧闷。先生曾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对外部因素我们虽不能左右，但加强自己总能做到。只有加强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与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颇相一致。

先生一生勤奋，从无星期日与节假日的概念。我的两篇较长的文稿都是先生在春节期间审阅、批改的。1997年寒假期间，我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书稿，草稿初成就急于得到先生的指导，于是不顾年关将近，就送到了先生家中。不期20余万字的书稿，先生就在大年三十前后的一个多星期审阅完毕。先生不但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且认为结构散乱,主题不突出。让我重新思考，加以归类，突出主题。该书后来分为几篇，就是先生指导的直接结果。文稿定稿后，先生要我将其纳入《宋史研究丛书》出版。但我考虑一方面拙稿的质量不高，怕影响丛书的整体质量，另一方面先生申请来资金也很不容易，理应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更有价值的著作上，于是决定自己申请出版基金单独出版，先生对此感到多少有点遗憾，就在数月之前，先生还要求我对该书稍加修订，将其以再版的形式纳入丛书。同样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我仍没有答应先生。2001年春节前的几天，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辽代世家大族研究》初稿匆匆草成，又一次在年关将近之际将文稿送到先生家中。先生竟忘记了是新春佳节，连夜审阅了我的近20万字的文稿（后压缩到17万字左右）。由于我是先生学生中惟一以辽代题目作学位论文的，这一次我得到的教导尤多。大年初一拜年时先生对我进行具体指导，使我倍感荣幸。先生从某些史实到谋篇布局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建议我深入分析耶律乙辛集团以揭示辽代世家大族政治地位的变化。这种高屋建瓴的学识，体现了先生研究辽史以至中国古代史的精到之处。在如何看待辽代社会性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和先生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先生对此不但表现出一个学术大家应有的宽容，而且鼓励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深入进行探讨。说实在的，我虽然从自己看待奴隶的标准提出了不同观点，但也是苦于证据不足，感到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先生在对待学生观点这一问题上的博大胸怀，又一次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十几年来，先生不但传授给我学术知识，而且也给我指明了为人处事应走的道路。先生留在这个世上的，是他那不朽的学术论著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漆侠先生生平

漆侠先生(1923.3.12-2001.11.2)，著名历史学家，字剑萍，笔名范今、万钧、泛金、季子涯，山东省巨野县人。1944年考入设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转回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8年大学毕业，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为著名的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1951年3月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3年12月转入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任教，1984年获得河北省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权，是河北省首位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的开创者。曾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顾问（原理事长）、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曾荣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等，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代表作: 《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合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宋代经济史》 被誉为“中国断代经济史的里程碑式作品”，填补了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空白。

*作者王善军，博士后，河北大学历史系校友，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曾刊载于河北大学九十年校庆特刊，略删节后再刊于2021年1月5日河北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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