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富阳区的富春路与市心路交会处，有一所白墙黑瓦的小院，院中矗立着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小楼坐北朝南，显得古朴而又庄重。这便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郁达夫的故居。

陈列窗里，摆放着两张红彤彤的烈士证书，一张是 1952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另一张是 1983 年由民政部颁发。两张烈士证书，是郁达夫放下悲观、摒弃颓唐，从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一步步走向抗日救亡运动，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光辉写照。

在内忧外患中哀叹

1922年秋，在茫茫的东海洋面上，一艘由横滨驶往上海的客轮正在风浪中颠簸前行。客轮的船舷旁站着一位风姿秀朗、神情忧郁的男青年，他凭栏远眺，目光始终凝望着大海彼岸。这个归心似箭的青年，就是阔别祖国九载，一直在日本求学的郁达夫。

和九年前那个默默无闻的青涩少年相比，此时的郁达夫已因发表小说集《沉沦》而声名鹊起。但是，在过去的九年里，他心心念念牵挂着的祖国依旧贫困落后、动荡不安。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郁华赴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拯救落后的中国。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6年，他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1917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11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

1921年，郁达夫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1921年10月15日，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轰动国内文坛。然而，郁达夫并未陶醉于《沉沦》所带来的赫赫声名中，因为，他来日本求学的目的是通过学习振兴中华。

留日期间，郁达夫时刻关心国内局势，他曾给长兄郁华去信：“欲整理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后来，他又在日记中慷慨立志：“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

郁达夫性情耿直，气节坚贞。有一回，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千人大会，当时日本赫赫有名的“宪政之神”尾崎行雄妄自尊大，在演讲中流露出讽刺中国的言辞。郁达夫听后突然起身，用流利的日语驳斥尾崎行雄的谬论。他态度磊落，措辞得体，不仅博得全场掌声，更迫使尾崎行雄当场道歉。从日本回国后，郁达夫看到的祖国仍然满目疮痍。他一边辗转各地教书，一边继续文学创作，用自己的小说表达心中的压抑与愤懑。

1922年至1923年，郁达夫创作了《血泪》《茑萝行》《青烟》《离散之前》等多部富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描写现代知识青年谋生的艰难。1923年冬，迫于生计，郁达夫离沪赴京，前往北大教授统计学。在小说《春风沉醉的夜晚》中，他第一次将情感视野伸向社会底层烟厂女工的艰苦生活，此后，又在小说《薄祭》中讲述了一位人力车夫的悲惨遭遇。

在北京任教时，见多了腐败黑暗，郁达夫只想逃离，1925年2月，他动身去了武昌师范大学，但那里派系纷争严重，几个湖北学棍贿买学生，把学校当作升官发财的钱庄。在一次会议上，郁达夫将那几人训斥了一顿，还写了篇文章把内幕给揭穿了。这么一来，郁达夫在武昌也待不下去，只好继续漂泊，先后辗转于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从1922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郁达夫的叹息多于振奋，为多灾多难的同胞和祖国深深感伤。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时期他结交了两位以思想进步著称的文坛巨匠——郭沫若和鲁迅。

早在1914年，郭沫若就与郁达夫相识、相交，两人在日本曾是同班同学，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郁达夫牺牲后，郭沫若写过许多文字纪念这位挚友，对其写作、为人给予高度评价。1923年2月17日，周作人设宴款待几位朋友，郁达夫在周氏兄弟寓所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5岁的鲁迅。一番交谈后，郁达夫觉得鲁迅很亲切。此后，两人因讨论中国古代小说而熟悉起来。1928年，郁达夫和鲁迅合编《奔流》，从此开始亲密合作。

郭沫若和鲁迅对郁达夫影响深刻，他最终脱离彷徨走向革命，这两位好友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2

在硝烟弥漫中奋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郁达夫的人生道路和创作轨迹同时发生了重大转折，深重的民族灾难像当头棒喝，驱散了略带颓废的忧郁和感伤。从那时起，郁达夫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写了许多义正词严的文章，强烈谴责日本侵华。郁达夫与鲁迅、茅盾等 43 位作家和进步文化人士发表了《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作家支援中国抗日。

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他被公推为理事长。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及《抗战文艺》编委。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其间，他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批准的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答应史迪威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在一份军事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强烈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这次前线考察极大地鼓舞了郁达夫，回到武汉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1938年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新加坡的第二天，郁达夫就迫不及待地写下了《估敌》一文，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

此时的郁达夫，身上再也没有往日颓废文人的摇摆不定，成了真正的抗日战士。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郁达夫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文艺杂论，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支援抗日救国。这些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郁达夫的鼓动下，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许多华侨还回国参加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

3

在热血飞溅中永生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参加抗战委员会的28位文化界人士乘坐一艘摩托舢板，流亡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他们在内地华侨的辅佐下，创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

由于郁达夫精通中文和日语，又学会了印尼语，日本人很快就盯上了他。不久，在日本人的威逼下，郁达夫被迫充当日军翻译。

郁达夫当日本翻译期间，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中文，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的契机，机智地居间周旋，暗中救助并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曾见过陈嘉庚的筹服会委员到巴雅公务镇，气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听了这话，宪兵队长勃然大怒，将汉奸和两名筹服会委员痛骂一顿后拂袖而去。那三人莫名其妙，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知太君发的是哪门子脾气。这时，郁达夫用中国话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不要助纣为虐！”

还有一回，据叛徒告密，日本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结果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日本宪兵看不懂印尼文，就把名单交给郁达夫审查。郁达夫接过名单看了看，机智地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账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扬长而去。那“农民”以惊诧、感激的目光送走了这位不知姓名的日本翻译。

后来，郁达夫的种种“阳奉阴违”引起了日军警觉，开始对他进行监视。这时，郁达夫明白自己危在旦夕，随时可能丧生，所以在遗嘱上写道：“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郁达夫让当时在印尼逃难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张楚垠、王任叔、邵宗汉、高云揽等人赶快离开印尼。大家劝他一道走，他却明确表示：“我已被监视，逃不了了，索性不动声色，看时机再说，但是你们必须快走！”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中共国外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因为汉奸告密，日军在投降前夕得知郁达夫并非旅居日本的侨商，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印尼的日本占领军惴惴不安，他们害怕郁达夫用生花妙笔向国际法庭控诉日军在印尼滥杀无辜、残暴作恶的罪行，并为审讯日本战犯作出有力的佐证，因此在仓皇溃退之际，用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将郁达夫秘密绑架并杀害。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坐在客厅与几位朋友聊天。八点左右，一个印尼青年匆匆走进郁家，把郁达夫叫走了。离开前，郁达夫对朋友们说有点事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当时他还穿着睡衣、木屐。谁知这一去，便从此“失踪”了。

后来，郁达夫的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荒野中，也有人说是被推下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这位伟大的作家年仅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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