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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便民仓到四无粮仓的演变
来源:余杭史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杰  日期:2021-11-16

南宋绍兴二年(1132),在余杭县灵源乡(今仓前街道)境内,连接杭州和余杭县城的余杭塘河畔,南宋政府在此建立临安便民仓,成为杭州外围众多的粮食仓储之一。看似一个小小的举动,却由此催生了仓前小镇的诞生,也对余杭及其运河(杭州段)沿岸经济格局产生了变化。

一、宋代仓储制度与临安便民仓的建立

1宋代的仓储制度

粮食仓储制度是国家通过粮食储备调节粮食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粮食仓储,吕祖谦曾论述说:“大抵荒政统而论之,先王有预备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积,有所均处,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无焉,设糜粥,最下也。”[1]“预备之政”,就是储备粮食以备凶年之不虞。宋代农业的发展为粮食仓储奠定了坚实基础,与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相一致,宋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粮食仓储体系,粮食仓储无论在粮仓种类,还是在粮仓设置范围与职能发挥上都大为增加和扩展。概括来说,宋代形式与功能齐备的仓库种类繁多,主要有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丰储仓、广惠仓、平籴仓等十余种之多。形式多样的粮仓在安定民心、抵御灾荒、平抑粮价、调节丰歉、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在州、县普遍设立了粮仓。为安全与方便支用,州、县仓都建在州、县治所在地。州县仓的收入主体是本地区的两税。宋代实行两税,即夏税和秋税。大体上,夏税的征收以丝、棉、丝织品和钱为主,粮食较少,而秋税的征收则以粮食和草为主。州县仓的支出除首先保障上供外,主要用于州县地方的官兵廪禄及其他方面的支出,属经常性开支,至于灾荒赈济、充酒本,以及接待过往官员等,属非经常性开支。州县仓的支出体现了宋朝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

南宋时期,全国户口达到了自古以来中国南方户口的顶点,虽然疆域缩减,但人口却增加了,为维持新增人口的生活,一方面开发新的土地,另一方面,农业向更加精耕细作发展,更加注意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方健先生指出:“总之,从南宋耕地、产量、人口综合考察其农业生产力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殆无可疑。”[2]以南宋的农业生产水平,养活当时的人口当无问题,即使在南宋后期,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形势,国家粮仓仍然非常充盈。此外,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对粮食仓储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仓储与市场联系大大加强,“正因为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宋朝才建立起了一个较前代发达的、有更大支撑力的仓储体系。” [3]


2临安便民仓的建立

余杭自古以来对粮食储藏相当重视,“积储为济民之实政,而仓廒又积储之先务。余邑常平、预备等仓,遵守成规,有举无废,按籍可稽。”[4]据《咸淳志》记载,余杭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粮仓古迹是“余杭仓”,“永贞初张纲为守,奏置余杭仓宇四十三间,筑仓城周回四里,久废,址不可考。”[5]唐顺宗永贞初(805年),由刺史张纲奏置。余杭仓位于余杭旧县治以东二里的安乐山,每个仓房“高二丈,上广八尺,下广二丈,周回四里一百五十步,……仓宇四十二间”[6]。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有浙西粮仓之称,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成为全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相应地,杭州城市规模亦迅速拓展。人口从五十多万持续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为了供应王室宗室及城市居民的每日口粮之需,就需要建造一定数量的粮仓,以保障供给。政府要求从两浙路向临安府输送上供米,原因首先是由于那里距临安(杭州)较近,通过漕运方式运输方便。其次,两浙路特别是浙西路的农田面积较其他路要多得多,丰收之年可收获大量稻米。当时,杭州的粮食就相当程度上依赖从浙西的苏州(平江府)、湖州、常州、秀州等地运来。

南宋初期,临安的省仓有镇城仓、仁和仓、行在省仓东仓。高宗从绍兴府驻跸临安后,将镇城仓改称行在省仓南仓,仁和仓改称行在省仓北仓,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南仓改称省仓上界,北仓改称中界,东仓改称下界。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九记载的杭州南宋时期的粮仓就有九处,分别是省仓上界、省仓中界、省仓下界、豊储仓、豊储西仓、端平仓、淳祐仓、平籴仓、咸淳仓。时有谚语“东菜西水,南柴北米”[7],点明了杭城粮仓及粮食市场的位置,这几个粮仓的位置大多在余杭门(今武林门)及东青门(今庆春门)内外,即分布在城市的北面及东北面,这与大运河的运输密不可分,是为方便粮食的存储与转运。

除了省仓以外,周边州县也建立了仓储。南宋绍兴二年(1132)在余杭县灵源乡境内建立的临安便民仓便是其中之一。据嘉庆《余杭县志》记载:“临安便民仓在县东十里。今名其地曰仓前。”[8]不过当时并无仓前地名,后来的“仓前”即因临安便民仓所在而得名。临安便民仓留下的资料不多,有些问题还不甚明了,比如它的管辖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州县,是以军粮供应为主还是地方济赈为主,但它的基本功能还是明确的,就是借余杭塘河运输之便,征收、兑运粮米,保障杭州城的粮食供给,也就是基本承担了常平仓调节市场粮食价格,当灾荒发生时则用于救济的功能。临安便民仓和临安(杭州)城内外其他粮仓一起,构成了南宋比较完备的仓储体系。


二、临安便民仓建立对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仓前市镇的孕育与发展

仓前原名灵源,地处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当地主产稻米,位于苕溪与运河两大水系干流的中间,余杭塘河穿境而过,连接余杭和杭州,兼得两大水系交通运输之利。南宋时期,仓前并无市镇,临安便民仓的设立,仓前作为地名开始形成了,便民仓临水而倚在余杭塘河北岸,行船过客往来于其前,时日久了遂以“仓前“称其地。古代以南为前,便民仓南边的塘堤遂被称为仓前街,街旁慢慢形成了聚落,至清代出现了市镇。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仓前”地名,最早可能是在明末崇祯年间的《徐霞客游记》中:“(崇祯九年)初二日上午,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访何孝廉朴庵,先一日已入杭城矣。初三日,自余杭南门桥得担夫,出西门,沿苕溪北岸行……”[9]游记中的仓前就是现在的仓前无疑。不过,仓前作为市镇在明朝到清朝中期的余杭县志中并未出现。万历《余杭县志》中有余杭县市、石濑市,康熙《余杭县志》和嘉庆《余杭县志》“镇市”中提到的镇市有闲林镇、瓶窑镇、石濑镇、长乐镇、双溪镇、黄湖镇,还有余杭县市、新街市、石濑市、闲林市、长乐市等,并没有仓前镇和仓前市。直到光绪年间所编的光绪《余杭县志稿》“市镇补遗”中才将仓前置于市镇之列:“仓前镇在县治东十五里,建有临安仓,故名。”[10]可见,至少在清代中叶以前,仓前的市镇尚未达到一定的规模,一直到18世纪中后期才形成市镇。

虽然仓前市镇形成较晚,但便民仓的设立以及历代漕运,是推动仓前市镇形成的主要动因。漕运制度决定沿运粮仓的建立和维系至关重要。庞大的漕运船队驻扎在这里,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漕河沿岸的许多粮食仓储地迅速发展成为了聚落。由于漕运漕政关系国计民生,政府对闸漕也是精心管理,在粮仓处设立管理职位,负责护漕、挽漕、修漕船、挖浅淤等任务,沿岸的聚落因此进一步壮大了起来,仓前也不例外。位于杭州城与余杭城之中点的仓前镇,成为商旅歇脚和货物集散的码头。史载于潜、临安等地的农林产品,多经仓前转输。因而,仓前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军事职能的仓储重地,也不仅仅是一个只以其狭小的农村腹地为服务对象的流通性市镇,而是成为了一个具有区域贸易功能的市场中心。

2余杭塘河通航能力得到保障

早在唐朝天授三年(692),政府就利用东苕溪、南苕溪开辟漕运通道,将余杭塘河改造为余杭至杭州的漕河,因此余杭塘河古称“运粮河”,又名“官塘河”,成为古代余杭县主要航道之一。余杭塘河系大运河尾段,自杭州市大关(北新关)至余杭镇东门桥,全长19.66公里,上接南渠河,沿河接纳泰山溪、蒋家潭港、闲林港、五常港、蒋村港、紫金港诸河道。隋大业间(605—618),余杭塘河为漕运而疏浚。南宋时期临安便民仓的建立,就更需要将余杭塘河的通航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并加以保障。余杭塘河因此得到不断疏浚和长期维护,成为仓前通往杭州,并借大运河为主轴的南北水系而通往江南乃至江浙区域的对外通道,同时与余杭东西两大水系(运河、苕溪)的沟通也逐步得到加强。

余杭塘河上游为南渠河。宋时南渠河西通木竹河,从石门塘达洞霄宫。据嘉庆《余杭县志》,南渠河“在旧县前一十步,大溪之南,阔一十五步,深五尺,源出于县南上下二湖”。[11]余杭塘河西接余杭南渠河,进而与苕溪相通,打通了余杭塘河西出天目山乃至湖州的水上通道。由此,天目山区的货物由苕溪—余杭塘河东运,进入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在运河上转输的人流与物流亦可经仓前老街前的余杭塘河而进入苕溪,溯流而上,越天目山而西;也可由苕溪沿流而下,输往湖州。但余杭塘河与整个大运河真正连为一体并通航的记载是在元代末期。元末张士诚利用德胜坝北的下塘河水道,拓展江涨桥至武林门河段。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窄狭,复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大河。”[12]这条新开运河“在武林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镇等府,凡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于此”[13]。这也就使得在东面与江涨桥相连的余杭塘河直接与新开运河相通。自此,余杭塘河实现了西接南苕溪,东连大运河,其交通地位日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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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塘河

总之,临安便民仓的设置,是依托了塘河之便,而塘河的畅通,则是仓储功能得以发挥的保障。明清时期对余杭塘河也多次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余杭塘河即杭余线航道,为余杭县主要的干线航道之一,经多次治理,通航能力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2009年7月1日起,区境余杭塘河正式禁止货航通行,并关停沿线18家码头。从此千百年来的漕运成为历史。

3余杭京畿地位得以提升

临安便民仓的设立,使余杭塘河及其仓前的地位上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高度,进而也进一步带动了余杭经济社会的发展。“余杭塘河连通余杭东西两大水系,进而融入由运河构建的区域贸易系统,……余杭塘河运力的改善以及其与运河沟通,当然增加了余杭塘河在余杭地区乃至杭嘉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14]这使得余杭的经济地位显得更为重要。进入南宋时期,余杭在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南宋时,钱塘、仁和县(其辖地包括现在余杭区的一部分)从北宋时期的望县升为为赤县,余杭县从望县升为畿县,也就是从全国的五等县升为一等县和二等县。余杭作为畿辅之地的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三、临安便民仓的变迁

临安便民仓建成后,历代均有修缮,记载较多的是明、清时的余杭县志。不过县志上记载不一,有的地方真假难辨。“便民仓在灵源二三保城署桥之东。正统六年建。嘉靖二十年九月,东北区粮重,呈称不便,知县李鹏徙至步伍桥之东。每年征收兑运粮米。”[15]“便民仓在灵源二三保城西桥之东,明正德六年建。嘉靖二十年九月,东北区粮重,呈称不便,知县李鹏徙至部伍桥之东,每年征收兑运粮米,日久倾颓。康熙元年,知县宋士吉同县丞王家善重修,新造后厅、川堂,外缭以周垣,规制完固。”[16]嘉庆《余杭县志》沿袭了康熙《余杭县志》的说法。明、清两本县志记述略有出入,有“城西桥“与“城署桥”、“正德六年”(1511)与“正统六年”(1441)之别,其时间久远,已难考证。

上文康熙《余杭县志》说便民仓在城西桥之东,而“城西桥在县东十二里,西铺桥之西,跨余杭塘河”[17],与临安便民仓在县东十里的方位大致符合,据此可以判断出,此“便民仓”即嘉庆县志中所载的“临安便民仓”。明嘉靖年间,便民仓被县令迁至部伍桥之东。康熙《余杭县新志》中记载:“便民仓在县治东三里东关外。每年征收兑运粮米,计仓廒二十二所。康熙十四年,前任知县王奎光重修坐厅三间。康熙二十一年,知县龚嵘仓外缭以周垣,并筑临河之堤磡,以资完固云。”[18]这里的便民仓位置已经在“县治东三里东关外”即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迁建后的新址。康熙年间,又做了两次修缮。咸丰年间,便民仓毁于太平军攻克余杭的战役中。但在不久之后的同治五年(1866),“知县程培勋重建。”[19]这次修复之后,粮仓的规模要远大于康熙年间,“计头门三间,仓厅三间,川堂一间,上房五间,仓神殿三间,头门一座,仓廒六十间,厨房二间,照墙一堵。四面围墙二百五十丈,又披屋两间。”[20]光绪二年的水灾使得部分仓舍坍塌,于是知县又下令对其修复。综上所述,临安便民仓自南宋建立后,到了明代重建,嘉靖年间迁至部伍桥之东,后来屡经修缮。

不过,我们现在说起仓前的粮仓,大家都会想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杭四无粮仓陈列馆。陈列馆是利用原老粮库改建而成,从地理位置上看,曾经的仓前粮仓即现在的四无粮仓陈列馆跟临安便民仓是吻合的,两者的渊源关系是无法割断的。这里顺带再来说一下余杭粮食史上的一个“神话”,一个由余杭仓前等地粮仓铸就的神话。1953年,浙江省粮食厅对余杭县80座粮仓进行了“无虫”鉴定检查,确认其中55座(闲林4座、仓前13座、城关21座、黄湖10座、仁爱7座)实现“无虫”,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粮食史上的奇迹。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华东区粮食局和浙江省粮食厅分别授予余杭县“无虫粮仓”“保粮工作的旗帜”和“首创无虫仓先锋”的奖状和锦旗。粮食部要求各地学习余杭县“无虫”粮仓的经验。1954年3月6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专题报道了全国最干净的粮仓——余杭的“四无粮仓”。(“四无”指无虫、无鼠、无雀、无霉,1955年4月,浙江省粮食厅按照粮食部颁发的全国统一标准,将“四无”内容调整为无虫、无霉、无鼠雀、无事故。)余杭实现了从“无虫”粮仓到“四无”粮仓的提升,又为全国“四无”粮仓活动的开展树立了榜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无粮仓”的创建对降低粮食损耗和事故损失,保证储粮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影响。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考察时曾说:“这里的粮仓可以作为粮食保管工作的典范。”[21]现在建立的四无粮仓陈列馆占地5.34亩,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2009年7月8日开馆,展示了“四无粮仓”的创建和发展史、粮食仓储史、江南农耕文化和粮油知识等丰富内容。2013年,仓前粮仓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联专家参观余杭仓前无虫粮仓

余杭四五粮仓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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