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98年的浙江四校（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使我的本科与硕士生母校杭州大学从此走入历史，其历史系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改名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我则可以理直气壮地混充称是浙江大学的校友，但是，我心里清楚得很，自己仅仅是浙江大学的“山寨”版。其实，我内心深处，始终是以杭州大学的校友自居的，也是永远以杭州大学的校友为荣的。

对母校的高度认同与强烈依恋，这种情结的刻骨铭心，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与多样的，但是，有一点恐怕一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那里有一群优秀的老师，是他们为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打开历史知识的大门，引领我们进入学习历史的天地，所谓“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不管我们这些学生毕业后是不是继续从事与历史学有关的工作，当年他们的苦心孤诣、谆谆善诱，都给我们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我们这些历经十年特殊时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高考“幸运儿”，不但从他们那里传承了历史文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人格的砥砺、精神的熏陶和境界的提升！他们才是母校伟大与光荣的鲜活载体与具体象征，我想，我自己之所以对母校有深切的皈依情结，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渊源于对当年先生们的敬重与感恩。

光阴荏苒，人生如白驹过隙，40年过去了，当年母校历史系的先生们大多数已驾鹤西去，但是在我这个老学生心目中，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去。他们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眼前，永远是那么清晰和亲切。

人生的意义之一，是一个不断强化记忆，拒绝遗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打开记忆的闸门，将印象中最深刻与鲜活的片断记录下来，使我自己能够时不时地重温那个温馨的过去，感受其中的魅力，哪怕仅仅是一麟半爪，但也弥足珍贵！

杭州大学历史系有两个研究中心，或说是整个国内史学界的“重镇”。于世界史专业，是老系主任沈炼之为核心的“法国史研究”；于中国史专业，就是“宋史研究”。宋史研究，自民国的老浙江大学时期，即已发轫权舆，领军人物为张荫麟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带头人曾有陈乐素先生（陈垣先生之子）、徐规先生。1978年，陈乐素先生南下广州暨南大学设帐执教，徐规先生遂成为杭大“宋史研究”的唯一领衔人。从博士点的建设来看，徐规先生在宋史研究学界的地位之尊，也是殆无疑义的。宋史学界，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导，是北京大学邓广铭先生，第二批博导，是河北大学漆侠先生；第三批博导，则为徐规先生。

我入校时，徐规先生已60岁左右，以他的年龄和地位，不再担任《中国通史》这样的基础课教学讲授，只给高年级学生与研究生开设宋史专题课，属于选修性质。而我比较早就将兴趣投放于先秦、秦汉阶段的历史，到了高年级，选修课的选择，也侧重于中国古代史的前半段，学分一满，就偷懒，留出更多的时间徜徉于西子湖之滨，眺望于初阳台之上。买椟还珠，不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没有能亲炙徐规先生的教诲。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深感惭愧和遗憾！

尽管没有系统上过徐规先生的课，但是，对他的大致经历和学术成就，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是浙江温州人（听他开口讲话，还是浓浓的乡音未改），浙大西迁贵川湄潭、遵义时，他成为著名史家张萌麟先生的研究生，学习中途，素痴（张荫麟号素痴）先生去世，经陈寅恪先生推荐，由陈乐素先生继任导师，指导其余下的学业（徐规先生感恩于当年两位先生的培育之恩，故其晚年的学术文集取名为《仰素集》，含义即为仰慕和纪念素痴先生与乐素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徐规先生留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抗战结束，尤其是大陆鼎革之后，浙大史地系变迁巨大，一部分教授入台湾（张其昀等），一部分到了复旦大学（谭其骧等）、四川大学（缪钺），还有一部分留杭州，成为浙江师范学院的老师（1958年，浙师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是为新杭州大学）。徐规先生和我导师黎子耀先生等人都在留杭州的一群之中。

据熟悉徐规先生的魏得良等老师介绍，徐规先生为人低调，不怎么关心外界的风风雨雨，而兴趣只在于沉潜治学，烛隐发微，乐此不疲。在革命“左派”的眼里，他走的是典型的“白专”道路。我想，在那个特殊岁月里，徐规先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吧，不过，倒是没有听说过他挨批判的故事，也许是杭州当地的“左风”不算炽烈，大多数人宅心仁厚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徐规先生于学问之道锲而不舍，自然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早在十年“艰难探索”之前，他就在《文史》等刊物发表了“李焘年表”等学术成果，奠定了他在宋史研究界的地位。

“十年艰难探索”时期，大多数人为时代大潮所裹挟，整天忙于“斗争”，写大字报，搞大批判，而徐规先生对此则敬而远之，青灯一盏，与古籍朝夕相伴，写文章，撰专著，但问耕耘，不问功利。所以，当“探索”结束，国家拨乱反正，重上轨道，治学成为高校的健康风气时，许多人是白纸一张，茫然无绪，而徐规先生则郑重推出一大堆学术精品，包括《王禹偁事迹著述编年》这部扛鼎之作和有关岳飞北伐考辨系列论文。也缘此之故，1978年，时隔十多年首次评定职称，他就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

真正有学问的人，往往宽厚仁慈，徐规先生的身上同样体现了这个特质。我和徐规先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嫡传师生之谊，甚至连交集都谈不上。可是，我1985年硕士毕业时，曾一度萌生去浙江省委党校求职的意愿。但是，要让求职一事有较高的成功率，最好是通过地位高的名人写推荐信加以引荐。我的一位朋友说，徐规先生与时任党校历史教研室主任的先生相稔熟，让我不妨请徐规先生出面，写一封推荐信。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这时也是“急病乱投医”，未经深思熟虑，一天在系办公室遇见徐规先生时，就非常冒昧地向他提出了这个书写推荐信的请求。徐规先生听了我的叙说后，没有任何犹豫，就说，可以啊，那你今天晚上带上自己的简历，来我家一趟吧，我看看你的简历，做个参考，就写。当天晚上，我忐忑不安地敲开徐规先生的家门，他早在那里等候了。怕我紧张，他先自我调侃一下，以缓解气氛：你看，我这个教授家里书不多，因为我把本该买书的钱，都拿去换了你家乡的绍兴老酒喝了（他知道我是绍兴人。而他喜欢小酌也是系里师生所共知的）。说罢，我们一齐都笑了。

看过我的简历，他让我在客厅稍等，自己进书房伏案起草推荐信。约半小时过去，他拿了写好的推荐信给我，嘱我看看写得是否妥当。我哪里还敢再唐突，赶紧向他道谢并告辞。下楼之后，在昏暗的路灯下，我急不可待地从信封里抽出信笺。推荐信一共两页，其中不乏对我的赞赏揄扬之词，尤其是一一列举了我的已刊论文题目，说我“学术成果丰硕”，据此而证明我在同龄层的学生中，属于佼佼者，若假以时日，当能有所造就，做出贡献，云云。这实在是过誉了，令我汗颜。但是，从中也可以见证徐规先生提携后进的不遗余力，他的宽厚襟怀和高风亮节让我没齿难忘。

（左二为徐规先生）

不过，徐规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长期影响到我日后专业学习和研究的态度与方法的，却是另外的两件小事。

一件，是发生在我读本科四年级时。当时，我已决定报考本系黎子耀先生的硕士生，具体的专业方向是先秦文献研究。报名一结束，我即进入考试的准备阶段。一天下午，我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相关先秦史研究的书籍，正办理借阅手续之时，徐规先生也来到了借阅台跟前。我赶紧向他致敬问安。他问我在忙些什么，到图书馆借什么书。我向他禀告了自己报考硕士生的打算，并说借书是为复习迎考做准备。他瞅了一下我准备借走的那些图书，指着其中的一本说，此书内容不怎么样，作者尽管名气挺大，但先秦史料掌握上，功底很一般，因此，书中的许多甲骨文、金文文字的释读都是有问题的，史料的引用，史实的叙述，观点的分析与总结，相当粗疏，甚至不正确。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这样的书，对学习先秦史谈不上有真正的帮助，因此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去看。

张之洞在其《书目答问》一书的“序言”中有云：“读书不得其法，劳而无功。”面对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图书典籍，正确的读书方法，应该是阅读代表各自专业前沿水平的著述，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浪费在阅读平庸的东西上。徐规先生的这番话，非常朴素平易，但却道出了学习方法论的普遍意义，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敬遵他的教诲，把该书从借阅的书籍中剔除了出去。

另一件事，是在我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在翻检《旧五代史》之时，看到有关后梁开创者朱温的记载，不乏正面肯定的内容，于是，我心血来潮，冲动之下做起“翻案”文章，与同学马丁合写了一篇题为《论朱温》的论文，以“对社会生产力是促进还是阻挠”为标准，将唐末黄巢军的叛徒朱温，认定为是应该加以正面肯定的历史人物。该文写就后，投寄给了《温州师专学报》，并在该刊1984年第一期上得以发表。客观地说，该文发表后，还小小有点影响，李斌城先生在《中国历史学年鉴》有关“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一文中，曾对该文的观点做过专门介绍和评议。

徐规先生是温州人，作为著名的温州籍教授，《温州师专学报》每期刊物都赠寄给他。一天，我在系资料室翻阅报刊，徐规先生也在。他见到我后，主动提起他读到了我和马丁发在《温州师专学报》上的“论朱温”一文。并说，在学生阶段能发论文是好事，你做得不错。听了这番鼓励，我表面上故做谦虚状，但内心还是有点小小的得意：连徐先生这样的权威学者，都注意到我的学业进步了。

但我的兴奋还没有到高潮，他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像这样的文章，偶尔为之是可以的，但不宜在这上面多花精力与时间，历史人物的评价仁智互见，且容易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另外，这种题目，在研究方法上也往往大而无当，这对于研究者个人研究能力的提升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如果习惯于这样的套路，专注于这样的课题，时间久了，一个学人是会废掉功力，泯然平庸的。正确的路径，是不要赶时髦，蹭热点，而要脚踏实地，以老实的态度对待治学，回归典籍，潜心于搜集和鉴别史料，从基础性的专题做起，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形成自己的专业特长与优势。这样，坚持下去，终究会有收获。

徐规先生所谈论的，不仅仅是我的“论朱温”单个选题问题，而是他借此而揭示历史学研究应有的方法与规律，同时也是提倡历史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与立场，徐规先生巧妙地提醒当年我这样的初学者，一开始就不要偏离史学研究的主线与宗旨，要努力避免在研究上走弯路，不要太多地去关注“经世致用”“以古为鉴”之类的宏大叙事，切忌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以至于让那些貌似热闹实则无聊的东西牵着鼻子走。严肃的历史学研究者，必须能够直面史学研究本为“小众化”的客观“冷门”现实，沉潜虚静，甘于寂寞，从而保持自己的定力，选择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主题，研究的对象或题目可以小，也应该小，但挖掘必须能够深，与其追求全面的平庸，不如拥有片面的深刻。总而言之，要切忌治学上的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如多做一些饤饾补苴、烛隐发微的考据性工作，使得所完成的工作成果，能够在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徐规先生的这个态度与观点，本质上是传统的朴学立场之回归，是不是完全正确，今天看来，还是有可讨论的空间。但不管怎样，它对于历史学研究空洞化、浅薄化倾向具有纠偏的意义，乃是毋庸置疑的。我非常有幸，能够在自己学业刚刚起步之际，得到他的点拨。对我而言，他的两次指点，言简意赅，高屋建瓴，毫无疑问，皆为金玉良言。第一次，他给作为本科生的我，点明了如何读书的门径，第二次，他向作为研究生的我，指引了如何研究的方向。所以，尽管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没有机会上过徐规先生开设的课程，未能系统地接受他的教诲，但是，我还是完全有理由把自己列入他的门墙之下，近40年以来，我在学业上的任何点滴进步，都得益于他和我之间的那两次简单交谈。（原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21年10月27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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