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树志教授访谈纪要 出生于1937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先生在退休后笔耕不辍，新著迭出，自2015年始，连续出版了《晚明大变局》《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重写晚明史：晚明大变局》（以下简称“‘重写晚明史’系列”）及《图文中国史》等专著，一次次刷新了学术文化界和大众读者对学者历史专著的认识，引起了轰动的社会反响，拉近了学术与大众的距离，打破了学术专著与大众阅读的壁垒。 2020年秋，新冠疫情初步平稳之际，笔者受《明清史评论》之邀，就樊树志先生的撰著历程对他进行了采访。 
《明清史评论》：自2015年8月您的专著《晚明大变局》在中华书局推出后，立时洛阳纸贵，据统计，每个月都会入选三个以上的全国主流媒体的书单和图书榜，更在年底入选二十余家省部级媒体和机构的年度十大好书，出版一年间七次重印，累计八万册，创下学术专著的出版奇迹，打破了学术著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壁垒。无论是销售数据，还是入选主流媒体榜单的速度和数量，都表明这本书广受喜爱的程度。 2015年您已经七十九岁了。在快八十高龄时推出如此有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新著，很多学界的中坚学者大受震动和激励，表示要以您为榜样。而自2018年开始，“重写晚明史”系列又陆续推出，您更是被学界视为传奇和楷模，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年度学者。请您讲一讲您的治学和著述历程，谈谈您是怎么保持写作激情的？樊树志：从事文史类学术研究，注重学问的积累，随着年龄增长，读史阅世的眼光日趋精深，因此进入老年以后是出成果的最佳阶段，前辈大师大多如此。我不过是跟在后面学步而已，并非传奇，誉为楷模，更不敢当。我们这一代人，50年代进入大学，政治运动不断，“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接连不断，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研究的时间极其有限，大好年华在匆忙“运动”中白白流失。待到70年代末拨乱反正，大家奋起追赶，竭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评职称而写论文出专著，大多是急就章，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真正谈得上做学问，是在五十岁以后。我的第一个创作高潮是五十岁到六十岁期间，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万历传》与《崇祯传》都有台湾繁体字版。第二个创作高潮是六十岁到七十岁时期，推出了几本重磅书：《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晚明史（1573-1644年）》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国史概要》有香港繁体字版、韩文版、英文版。《权与血》有台湾繁体字版。《国史十六讲》有香港、台湾繁体字版以及韩文版。《晚明史》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三个创作高潮是七十岁到八十岁期间，先后推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华书局，2007）、《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中华书局，2008）、《历史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明代文人的命运》（中华书局，2013），《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有台湾繁体字版。《晚明大变局》被评为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中国出版集团及中华书局等二十余家媒体及机构的2015年度十大好书，入选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获得2016年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该书有香港、台湾繁体字版。八十岁以后是第四个创作高潮。陆续推出了《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中华书局，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中华书局，2018）、《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中华书局，2019）、《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中华书局，2019）、《重写晚明史：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20）、《图文中国史》（中华书局，2020）。我认为，做学问应该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思路仍然敏捷，逻辑仍然严密，完全可以继续读书写作，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作品，享受思考和创造的乐趣，给晚年生活增添别样的光彩。我在《明代文人的命运》后记中说：“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先前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纯粹为学问而学问，是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发，个性的张扬。这种自由驰骋的乐趣，不到这个年龄的人恐怕无法体会，到了这个年龄而不再读书写作的人也难以享受。” 《明清史评论》：自留校复旦大学从事明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始，您先后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史、江南地区史和晚明史，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究转向呢？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研究历程。樊树志：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前期，自上而下倡导“为革命研究历史”，“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使得历史研究蒙上浓厚的功利主义政治色彩，“以论带史”的风气盛行一时。在“兴无灭资”的“大批判”席卷之下，研究政治史风险很大。为了规避风险，多数人选择研究经济史，我也不例外。1962年10月在《学术月刊》发表的《明清漕运述略》，就是经济史的学步之作。由于此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中断了十多年。待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给本科生开设“中国土地关系史”课程，为此写了详细的讲稿，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充实，写成50万字的《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3年送给人民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书稿的开印一拖再拖。出版社方面表示，书稿质量很好，愿意出版，为了减少损失，请作者提供出版资助。我感到非常惊讶和无助，众所周知，5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低工资政策，大学青年教师工资微薄，80年代初有所调整，依然处于“糊口”的水平；社科基金当时尚未出现，哪里有能力资助出版？无奈之下，我向出版社表示，愿以本书稿费作为“资助”。出版社总算开恩，于1988年刊印出版。即使如此艰辛，我仍然欢欣不已，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能够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无论如何是值得庆幸的。此后，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江南市镇，充分发挥上海的地理优势，收集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在大量论文的基础上，1987年写成《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交付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决定出版，却迟迟不付印，条件是需要基金资助。恰巧此时我拿到了社科基金一万元，出版社要去八千元。此书终于在1990年面世，令我感慨的是，在自己学校的出版社出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1990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张维训先生约我撰写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的传记。这套黄色封面的帝王传记丛书很畅销，不必“资助”，我欣然接受他的好意，立即全力投入，圆满完成任务。持续五六年对万历、崇祯两朝历史深入探索，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出了两本书，而是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启了持续二十年的晚明史研究，应该感谢张维训先生的促成。 《明清史评论》：五六十年后回看之前的研究，您在江南史、中国史和晚明史研究三个领域，思路有哪些改变，观点有哪些不同？比如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提及，多数学者认为明清之际有资本流通，而无资本主义萌芽。同样，对于嘉靖大倭寇，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学者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对此，您怎么看？樊树志：这个话题有点大，说来话长，只能长话短说。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味着历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用当代意识书写历史，给当代人阅读，提供当代的启示。因此，历史书写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一定带有超越前代的新思想、新形式、新文字。您所说的“学者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是理所当然的。比方说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讨论，是从一个权威的结论出发，去寻找证据，证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从方法论审视，这种讨论与科学精神有悖——结论必须在研究之后得出，而不是在研究之前。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反思这一问题，对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表示质疑。伊懋可（马克·艾尔温）的名著《中国过去的模式》，探讨了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一是因为人口压力蚕食了小农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使得小农无法积累“资本”；二是中国农业陷入“高水平均衡的陷阱”，对新式投资起到抑制作用。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把小农经济的困境概括为“内卷化”或“过密化”，又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人口压力导致边际报酬随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在这种“糊口”经济结构中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比较西欧和中国，论证市场经济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明确指出，18世纪的中国有市场经济，但没有资本主义。 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对布罗代尔的研究推崇备至，并且更进一步，断然否定流行了几十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他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写道：“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他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产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后来他应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邀请，参与《中国科技史》明代部分撰写，为此他研究了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出结论：中国没有出现欧洲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我赞同以上诸位先生的意见，在《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晚明大变局》等著作中，都避而不谈“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新的认知，不想再老调重弹了。至于嘉靖大倭寇问题，我在《明史讲稿》《晚明大变局》中，有充分的论述，此处不再展开。由于民族感情的影响，这个问题比较敏感。近代史学奠基人兰克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客观、冷静、无色彩，毫无疑问是至理名言，却很难做到，因为历史学家都有民族、国家的背景，难免感情用事。不过尽量向客观、冷静、无色彩靠近，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倭寇，应该加以区分，14-15世纪的倭寇，16世纪的倭寇，乃至20世纪的倭寇，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不同含义。影响最大的是16世纪的倭寇（即嘉靖大倭寇），应该深入具体地区分“真倭”与“假倭”，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徐阶的家乡松江是倭患的重灾区，因此他对于倭寇有真切的了解。他向嘉靖皇帝报告倭寇真相时说：“臣去岁具奏之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徐阶一语道破了倭寇的真相，十分之七是“假倭”，十分之三是“真倭”，而“真倭”是受“假倭”雇佣和控制的。分析嘉靖大倭寇，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日本明史专家山根幸夫《明帝国与日本》谈到嘉靖大倭寇（他称为后期倭寇），强调两点：一、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他的这种观点，对我们或许不无启迪。 《明清史评论》：自从《晚明大变局》一书出版后，受到学术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晚明大变局”的说法也广受热议。请问明清时代的人有没有意识到晚明的这种变局？晚明的变局和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影响关系吗？樊树志：“晚明大变局”，是我研究明史的感悟，或者说心得，仅仅是一家之言，并不是史学界的普遍共识，或许有些人不以为然，可能会提出商榷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这都是正常的学术讨论题中应有之义。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吧，大多数晚明士大夫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大变局。但少数敏锐的思想精英，已经感受到晚明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所谓“天崩地裂”，与当年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可以互相对照，各自的内涵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含有社会剧变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晚明大变局”这个课题才具有探索的价值。晚清的大变局牵涉政治体制的变革，由帝制走向共和，所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明虽然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但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出现了大变局，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一言以蔽之，我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没有晚明的大变局，也就不可能有晚清的大变局。晚清大变局人所共知，由帝制走向共和，由中华帝国走向中华民国，结束了从秦朝一直延续到清朝的皇帝制度与帝国体制。毫无疑问，这是划时代的剧变，故而称为“晚清大变局”。它的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嫌过分。我写《晚明大变局》的本意，是提醒人们，晚明也有大变局。我从六个方面来论证晚明的历史剧变：一、“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二、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三、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四、思想解放的潮流；五、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六、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这种剧变是前所未见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许可以说，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晚明西学东渐，先进中国人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人，通过利玛窦等传教士（耶稣会士），放眼看世界，使得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融入世界。法国汉学家、传教士裴化行神父在《利玛窦神父传》中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裴化行说得不错，当时条件下，先进中国人只能通过与传教士合作的方式，放眼看世界。裴化行赞扬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统引入远东世界，他推崇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可以和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相媲美。徐光启起用传教士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把中国天文历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天文学史专家江晓原指出：《崇祯历书》编成的时候，中国跟欧洲天文学的差距很小。但是此后两百年几乎不变，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而欧洲在这两百年间天文学发展迅猛。《崇祯历书》使得我们有一个机会跟国际接轨，却很快脱轨。 先进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结果，使得一般知识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崇祯五年（1632）宁波的一个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感慨系之：欧洲的天文、物理、历法“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欧洲的自鸣钟、望远镜、起重机、乐器“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欧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贸易遍及万国，“我中土之富庶不如也”。这样的眼界，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也为后世统治者所不及。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特派马嘎尔尼伯爵出使中国，请求开放通商口岸，建立外交关系。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他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译成英文在报上刊布：“我已经注意到你谦恭有礼的态度……我没有忘记你们岛国被茫茫大海与世界隔离开来的孤独偏远之感……但我们天朝物产丰饶，应有尽有，我们不需要野蛮人的产品。”乾隆皇帝的世界观，远远不及一百多年前的宁波天主教徒朱宗元。 《明清史评论》：晚明大变局开启的大好局势，随着清朝的建立，表面上看来戛然而止了，清代社会切换到了另一个发展轨道上。但晚明开启的大变局，对清代至民国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樊树志：说晚明大变局“随着清朝的建立戛然而止”，大体可以成立，至少在对外开放与思想解放两个方面是如此。清朝建立后，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运动，实行空前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晚明时期东南沿海繁荣的对外贸易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 清初以降，朝廷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一朝比一朝厉害。文人们个个噤若寒蝉，躲进象牙塔，埋首于古代经典的文字训诂。晚明文化思想界的宽松氛围，早已烟消云散。嘉庆以后，统治者对思想的统制有所放松，情况才有所变化，晚明大变局似乎再次重现。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写《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世界，打开眼界，就是突出的表征。放宽历史的视野，我们可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看到当年王阳明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王门后学“掀翻天地”“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精神，引起了共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对“异端之尤”李贽推崇备至，写了洋洋万言的《明李卓吾别传》。李贽的著作成了所谓的“思想与文化潜源”。李贽认为，千百年来毫无是非可言，原因就在于“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公然抨击道学家都是“口谈道德，志在巨富”的伪君子，反不如市井小夫，主张“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吴虞把他视为前辈，“能见有真是非，不随人脚跟立说”，“卓吾（李贽）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所以他要高喊“打倒孔家店”。晚明思想解放浪潮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明清史评论》：“重写晚明史”系列以两百余万字的篇幅，呈现了在全球化经济发展推动下晚明社会的历史长卷。您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访谈时提到，晚明“可爱又可叹”。请问您为什么要用“可爱”“可叹”来概括晚明的历史？樊树志：确实如你所说，2018年12月26日《中华读书报》第17版开辟专栏“年度学者：樊树志”，标题就是《樊树志：晚明可爱亦可叹》。晚明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叹的一面。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之中，无论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英格兰，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逆差之中，全世界白银货币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辉煌。沿着新航路，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广东等地的封疆大吏，对传教士很宽容大度，为利玛窦等神父北上提供方便。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万历皇帝批阅了临清税关太监马堂的奏疏以及所附利玛窦贡品清单，就说：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身边的太监回答：陛下还没有给马堂回话，外国人怎么能够未经陛下许可就进入皇城呢？万历皇帝立即在马堂奏疏上批示：“方物解进，玛窦伴送进京。”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一行进入北京。三天后，皇帝收到了贡品，特别恩准利玛窦在北京设立教堂传教。美国现代耶稣会士邓恩写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惊叹利玛窦进入大明帝国首都的破天荒之举，无异于“登上了‘月球’”。万历皇帝看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时，惊奇地站在那里高声说道：“这才是活神仙！”皇帝对待外国传教士的这种宽容随和态度，是不是很可爱呢？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传播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王徵等，他们与耶稣会士一起介绍欧洲的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变着知识人的世界观，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文化思想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经学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文人学士追求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这样的晚明社会是不是很可爱呢？然而晚明的政治局面却又可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党争不断，忙于窝里斗。皇帝和大臣都无意于政治改革，内忧与外患纷至沓来，朝廷衮衮诸公束手无策，没有能力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眼看着王朝一步步走向末路。无怪乎孔尚任《桃花扇》要感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明清史评论》：学术研究是学者的本职，推进学术研究深度，拓宽学术研究广度，一直是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学者本身，都在反思当下历史研究过于向专深发展，趋于碎片化的现象，您对此有何看法？樊树志：近年来，历史研究有一种趋势，寻找一个小的题目，挖一个很深的洞，深入钻研，人们戏称为“深挖洞”式研究。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应该提防走向极端，流于“坐井观天”，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洞察历史的真相。不久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颇有轰动效应的著作《历史学宣言》。两位美国历史学家书写的这本书，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刻意模仿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笔法。比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历史学宣言》第一句写道：“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历史学宣言》最后一句写道：“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呢？共同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和短视化倾向。该书的作者指出，由于研究者愈来愈专业化，视角日趋狭隘，热衷于碎片化研究，对于长时段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他们企图凭借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大声疾呼，获得各国历史学家的共鸣与喝彩。对于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我表示敬佩，由衷地赞叹。令我感触至深的是，我们真的“和国际接轨”了，连历史学界的弊端也和外国一样，年轻的学者醉心于研究碎片化问题，乐此不疲。因为过于琐屑冷僻，无法在学术平台上引起争鸣，逐渐流于自说自话。我希望各位抽空看一下《历史学宣言》，听一听振聋发聩的声音，或许对研究历史不无裨益。 《明清史评论》：熟悉您的读者都知道您一直强调“为读者写书”，坚持“写读者爱看的书”。作为一位以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的高校学者，您是如何平衡学术研究的深度和读者阅读的趣味性的呢？您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时就有读者意识，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樊树志：我一向主张历史著作应该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范文澜、史景迁、黄仁宇、许倬云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作品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又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脍炙人口，成为畅销书、常销书。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学者写书要具有读者意识，其实是最起码的要求，尊重读者也是尊重作者自己。然而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往往孤芳自赏，不肯放下架子，一些历史著作晦涩难懂，不但一般读者不敢问津，即使专业读者也视为畏途。如果写出来的书没有人爱看，岂不辜负了作者自己的辛勤劳作！我想尽力改变这种状况。当年复旦大学教务处要我编写一本中国通史教材，我是有些犹豫的，因为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看似容易，其实颇为不易，要编出一本受学生喜爱的教材尤其不易。既然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便竭尽全力写出学生喜爱的作品。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使我深知以往各种教材的弊端，决定摒弃令人厌恶的社会发展史模式，拒绝高头讲章的八股腔调，“惟陈言之务去”。从结构、体系、内容、形式各个方面都力求创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适应90年代学生的阅读习惯，让他们喜闻乐见。《国史概要》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生热烈欢迎。本校大三理科学生余蔚在信中说：您的《国史概要》书，我不是放在书架上，而是在枕头边，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睡觉前躺在被窝里，枕着床头拿出来看一下，觉得您的书除了有意思外，更主要的是发人深思，有时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学历史，而是在学智慧，并且是大智慧。浙江大学邓国均在信中说：大三时读到您的《国史概要》，文笔简洁优美、温润宏富、朗朗上口，既可增人见识、又可陶冶性情，是我大学时代所读的几本对我影响最大、屈指可数的好书之一。由于这本书的好感，同学们选修我的同名课程“国史概要”（中国古代史课程新名称），非常踊跃，名额迅即告罄，三百人的教室年年满座。本书刚一出版，香港三联书店就来电，希望出版繁体字版。如今香港繁体字版已经有了三个版本，在华人阅读界广为传播。《国史概要》在内地已经出到第四版，印数达十二万册。《国史十六讲》是我的讲稿，我想把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传播给社会大众，就对讲稿精心打磨，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应社会大众的阅读习惯。此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让我惊喜不已。2006年8月2日，《中华读书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书评《一部高校教材何以成为畅销书》，并且配发我的大幅照片，颇为引人注目。该报编辑在标题上面加了导语：“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学术类图书排行榜的前列，这其中的奥秘何在？”署名方晓的书评指出：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即有价值和有意义。《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她分析说：一是“视野开阔，推陈出新”，二是“学术热点话题引人注目”。结论是：《国史十六讲》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看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国史十六讲》一版再版，如今简体字版已经印行了二十万册，成了常销书。我的体会是，学者写书，心中一定要有读者，一定要明确是写给哪些人看的，千万不要孤芳自赏，写只有自己喜欢看的书。2020年，随着《图文中国史》的问世，樊树志先生“为读者写书”的境界又上一个台阶——两百多幅精美的全彩图片配上樊先生基于六十余年学术研究而成的“简明但不简单”的文字，给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生动、精彩纷呈的中国历史的大世界，被读者誉为“难得一见的好书”。“历史给人洞察一切的眼光，给人超载时空的智慧，去审视过去、现在、将来，而不是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惑。……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谈到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樊树志先生如是说。 作为一位学养丰厚、处世通达的历史学者，樊树志先生八十岁之际以两百余万字的宏大叙事视角书写晚明的历史长卷，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学者意识到回归大历史观的必要，也希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阅读学者的历史专著来建构正向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在此向樊树志先生致敬。
（访谈人：贾雪飞，副主编，中华书局上海公司副总经理）
注：此文原刊《明清史评论》第三辑，刘永华执行主编，中华书局，2020年，第1-16页。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