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迈慵惰、阻碍新法的官员，则被从原有位置上调开，有的给予了“祠禄官”的身份和待遇。宋代的祠禄官，与提举宫观岳庙制度相关。祠就是神祠，宗教祭祀场所，禄是指官员的俸禄。以提举神祠的身份来获取俸禄，就是祠禄官。这一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当时真宗崇奉道教，修建了很多的道教宫观，为了表示重视，即以宰相之类的重臣兼领宫观职任。真宗去世以后，继位者不再酷信道教，但仍有一些官员会带提举宫观的名义，成为“优闲不任事之职”。熙宁变法期间，为减轻改革阻力，王安石利用了原有的这个制度，把一些有碍变革的官员，包括元老重臣，安置在不同的宫观，给他们挂一个提举宫观的名义。这些人不必去上班莅事，但是凭这一身份可以领到薪俸，等于是国家把他们养起来，换得他们从原来知州、知府等关键位置上退下来。这是王安石扫除官僚队伍中新法障碍的一种方式。他自己也曾对神宗说：“自增置宫观，昏病阘茸之人就者已多，少清州郡之选，不为无补也。”清朝人赵翼对此看得很明白，他说：“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

王安石本人，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过去他在地方做官时，曾经登上飞来峰，并且赋诗一首，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登飞来峰》。后面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王安石有高远的志向，眼界开广，果敢自信。熙宁变法期间，北宋中央政府的官员中曾经流行一种传说，说王安石曾经在宋神宗面前提出“三不足”的说法。所谓“三不足”，是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畏，畏惧；法，效法；流俗，指缺乏远见的人物；不足恤，是说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顾虑。

熙宁三年春，变法刚刚开始，翰林学士院正准备举行一次针对谋求馆职者的考试，身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出了这样一道策问题目，说：今之论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愿闻所以辨之。

问题的内容，很明显是指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之说的，而题目以“愿闻所以辨之”作为结语，显然是提示答题者批驳以上说法。

宋神宗看到题目，很不高兴，指示另外出题考试。第二天，他就问王安石，是否听闻“三不足”之说。面对皇帝的气忿，王安石回答说，“未闻”。但是，接下来，他向皇帝大段进言，逐一说明了自己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对于“天变”事，王安石没有正面讨论，只是委婉地表示皇帝的谨慎勤政，就是对于天意的尊重。至于纷纭的人言，只要自己的作为合乎义理，就不必过于顾忌。然后他以仁宗时期为例，着重解释了对于“祖宗之法”的认识。他说在仁宗当皇帝四十年中，前期发布的诏令，后期会整理修订，会删削那些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局面的内容。如果祖宗定下法规，子孙不能改动，那祖宗自己为什么还会反复修改呢？所以他说，祖宗之法不足守，确实是这样。

王安石在中央决策位置上，前后六七年时间。熙宁七年四月，他第一次罢相，离开京师；不到一年时间，又被神宗召回来。回来之后仅一年多，就第二次辞职离任了。当时他儿子王雱去世，加上变法派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他与神宗君相之间的关系又逐渐疏远冷淡，他感觉有些心灰意冷，于是第二次罢相，回到了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王安石离开了朝廷后，新法仍然继续施行。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新法才被废除。应该说新法部分达到了富国强兵的预期，像农田水利法，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兴修水利工程万余处；方田均税法，使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达到4.6亿亩，比宋英宗（神宗父亲）治平年间增加2000多万亩；像争议集中的募役法、青苗法，尽管曾经被废除，事实上直至南宋仍在时断时续地实行。新法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当时“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在学校、科举、人材培养选拔等方面，变法的影响都长期延续着。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但是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目标，他效法先王之政的理想，他希望国富民强的追求，从根本上讲没有能够实现。

对于新法的原则及其举措，后世有十分不同的认识。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中说：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经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的人物远。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之后，朝廷政局有很大反复。北宋末年，徽宗时期，名义上标举着新法的旗帜，实际上新法已经变为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手段与工具。

熙宁十年（1077），王安石回到金陵（今南京），当时的职务是判江宁府。过了不久，就辞职退休了。他在钟山之南购置了一块地皮，修建几间屋舍，建了一所房子。园子建在山腰上，所以就叫半山园。后来为给儿子祈福，他将这所园宅施舍为佛寺了，寺院就被称为半山寺。

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念家。

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

王安石在江宁，时常出游。他经常骑驴出入，却从来不肯乘轿。子侄劝他用肩舆（轿子），他说：“自古王公贵人无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他出行时，从无排场，对于风吹日炙也全不在意。王銍《默记》记载过一件小事，说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跨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令张伞，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相公，公曰：“不须。若使后世做牛，须着与他日里耕田。”

兀子，就是矮凳；胡床则是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像是马扎。王安石与人交往时的平易与随意，予人以深刻印象。苏辙曾经称王安石是“山野之人”，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衣着装束、言行举止都不像当时一般士大夫那般雅致、奢华。而他的这种本色，直到做了许多年宰相之后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退休后的王安石，对于以往从政期间由政见异议而导致的恩怨，往往以豁达淡泊的心情对待。长期反对新法的苏轼，从黄州北徙汝州，路过江宁，特地去看望王安石，闲散状态下的二人，像多年的知心友人一样，每日在一起亲密晤谈，讨论古人的文字，探求佛教禅宗的一些道理。二人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逗留数日，感觉痛快酣畅，真诚仰慕王安石这位前辈的诗人学者。他当时曾经准备置田产于金陵，与王安石共同“老于钟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