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昧

——记程应鏐先生谈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

自1978年以来，在大会、课堂、寓所等不同场合，程先生以不同的方式——或鸿篇大论，或即兴发挥，或评述人物掌故——谈治史方法，已不下十余次。这一学期，先生结合自己治学经历，特为我们研究生做了一次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的专题讲演，一如历次谈治学那样，发人深思，益人神智。这篇文章的标题，仅表明我对先生治学方法的揣摩，绝不是说我已得先生治史之三昧。

壹

梁启超曾说：“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中国历史研究法》）这真是深知甘苦之言。

中国古代史料之搜集、理解、鉴别、考证，由于语言与时代距今久远，其得资料之难或更甚于近、现代史。而“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成果与成绩不同”（胡适：《治学方法》）。梁、胡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们强调史料在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是正确的。

史学是凭借史料来研究历史发展的学科，不能设想，一个在史料学基本训练上蹩脚的人能在史学研究中有独到见解。唯其如此，先生总是告诫我们要抵御名利思想的侵袭，静心坐下来认认真真多读几部中国古代史基本典籍，以范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为座右铭。

他让研究生第一年就以研读《资治通鉴》为日课，实在是用心良苦，用意良深的：通过找《通鉴》史源，就能在查书中初通目录版本之学；在有关史料的比勘时，校雠之法也得以略涉门径；在史料比较与溯源的同时，既可以观摩司马光与胡三省在史料运用与考辨上的精当，若偶有讹误之处的发现，又可以引导我们粗知考证的门道；至于《通鉴》正文与胡注所涉及的五代以前的典章制度、事件人物，则更是治中国古代史者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先生让研究生精熟《通鉴》，其目的就是让我们打下研治中国古代史深广扎实的基础。先生嘱我从《史记》《汉书》，逐史往下通读，也是期望我在中国古代史料上有更厚实的根底。

学术界对“基础扎实”是有不同看法的。例如史学界就有把所谓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对立起来的错误看法，并认为进行宏观研究的人可以不必在史料学上多下功夫。这种见解是失之偏颇的。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曾提出理论历史家与记述历史家两个名词，这与所谓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倒有一种对称的关系，但李大钊却说：“理论史家为自己的企图的便利起见，不能不自己下手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或于记述史家所未顾及的事实加以考证，或于记述史家所曾考证的事实，更依自己的立脚点用新方法以为考察；当自辟蹊径，不当依赖他人。”

先生也不止一次对我们指出，研究宏观历史应该从微观搞起，只有把微观搞清了，才能准确地把握与清晰地鸟瞰整个宏观历史，宏观研究应该也可以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先生是最重视理论的，但先生又相当强调扎实的史料基础，任何在史料史实上的疏忽偷懒，都是他不能宽容的。

1985年年初，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对基础扎实问题发了一通失之偏激的议论：

在王念孙父子眼里，现代‘扎实’的考证，又真有多少分量？章太炎也许还会嘲笑今天的教授们连字都不认识却侈谈学问吧！实际上，现代青年们学外语、懂科学，知道耗散结构和第×次浪潮，我看，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比王念孙、章太炎也自有其优势和‘扎实’在。

恶意嘲讽青年不扎实的成见，当然是要不得的，但这并不是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史之学就不必多下扎实的基础功夫了。现代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子，其知识建构当然应比戴段二王的乾嘉时代与章太炎的清季民初更广博，外语、科学、耗散结构、第×次浪潮无疑是这种建构的必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清代学者手中得到总结的有关中国文史的各门基础之学就可以摒弃在这种结构之外。倘若如此，他搞其他学问另当别论，若仍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必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相比之下，先生关于治史当先打下坚实基础的教诲，确是语重心长的治学经验之谈。

贰

“剖破藩篱是大家。”近来先生不止一次朗吟这句古诗来勉励我们。在史学上怎样的人才能堪称大家？我的理解是：以其在史实、史料方面的广博精深的知识，在对历史发展的带有普遍意义问题上以新的理论与方法作出新的概括与总结，从而取得超出前辈史家的成果。

史学研究不应该仅仅是史实的考察与求真，更不能是史料的罗列与堆砌。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石，但基石并非史学大厦之本身，扎实的史料学训练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却不是它的终极点。

李大钊早就说过：“今日历史的研究……有时亦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见《史学要论》）李大钊所说的“普遍理法”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历史规律。

唯其如此，先生治史尤重理论。细读先生论坞壁与谈历史人物的文章，就能看出他在理论上深湛的修养。他多次要求学生与青年教师有计划地系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要每天抽出头脑最清晰的那段时间来专门攻读，要神似，而不斤斤于片言只语的引用。他也很重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与专著对我们的借鉴作用，向我们推荐过《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耶稣传》与《艺术哲学》等等名著。他总是以有无新见解来评价自己学生与当代学人的史学论文，并多次教导我们要学习陈寅恪，精选史料，深刻概括出新见解。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毛病是概括不够，正是看出了我理论思维上的弱点，为我高悬了警策。

近读《文史通义》，读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答客问》），感到章学诚的看法比我们史学界有些人的偏见要全面得多，那种所谓搞宏观的鄙视微观研究为饾饤之学，而所谓搞史料的又讥讽理论研究为海派空论，实在都是要不得的。

我体味章氏这段议论：第一，考索与独断这两种学术风格与方向是由治学者的个人秉性决定的；第二，但这两者对于整个史学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起着一种互相补充的作用；第三，史贵义例，贵于成一家之言，故独断之学相对要比考索之功来得高明。在这个意义上，提高史学理论的修养的确是治史者更为重要的任务。但我进而联系先生对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史料的一贯看法，感到章氏的议论还是有一种片面性存在。章氏只看到两者在整个史学中是不可缺的，可起互补作用，而没有看到真正高明的学者本身就应该融两者于一身的，也许他正是因为缺乏这种认识，所以被称为独断之学当之无愧，而考察之功却失之粗疏（余嘉锡《书章氏遗书后》专摘其这方面的谬误）。

先生谈治史时强调理论，但反对无学业根底的空疏之论，强调扎实的史料工夫，却也不主张仅以罗列史料为能事，他推崇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而且认为这种结合是可以在一个出色的史学工作者身上就能完成的。这是超出章实斋的真正高明的见识。我体会到只有那样的结合，才有可能剖破藩篱成为大家。

关于史学理论的学习，我提个建议。希望对今后的研究生也像课读《通鉴》一样，在第一年指定两三本必读书（其中可有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马恩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也可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或现代的史学理论或专著，如《历史哲学》《历史研究》等），也要求学生做作业，期末交卷评阅。这样，史学理论的学习才能像史料学基础训练一样有时间的保证与导师的监督，以免无形中后者挤掉了前者的时间与地位。

叁

文以载道，史学研究的成果是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因此，先生谈治史方法时，亦相当讲究文字表达，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把史学论文写得简洁畅达，富于文采，使人爱读。先生自己的文章，如《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玄学略论》，清峻雅洁，看似漫不经心地写来，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侃侃然，娓娓然，一如讲演，使人能感受到笔端的感情，具有一种摄人魂魄的魅力，令人爱不释手。

先生常说，不能设想一个文理紊乱的人将来能够进行思路清晰、见识敏锐的科学研究。

先生常说，不能设想一个文理紊乱的人将来能够进行思路清晰、见识敏锐的科学研究。大概出于这个原因，先生亲自确定的历届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中总少不了作文，并总是把作文优劣作为录取标准中最重要的参数，这种做法在全国历史研究生招生中是独创一格的，但确是别具只眼的高明做法。

梁启超在总结清代朴学学风特色时指出：他们“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先生的治史论文在继承清代朴学的朴实简洁的文风同时，又强调史学论文与著作还要写得人家要看、爱看，这是符合“文以载道，道以文弘”的道理的。

此外，先生要求我们通晓一二门外语，这是另一种语言工具，能使我们了解国外研究的动态与信息。

总之，程先生谈治史方法，强调材料，重视理论，讲究文字。这是不是程先生的治史三昧呢？我以为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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