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阳明先生有关的，现在杭州尚存的，就不得不提万松书院了。

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始建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由浙江右参政周木在万松岭宋报恩寺遗址上改建，因白居易《夜归》之“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句意而得名。书院三面环山，西有留月崖、芙蓉岩、圭峰、石匣泉，奇石嶙峋，古藤虬结，环境幽静；地理位置绝佳，左襟钱江，右带西湖，俯视万家，清丽静穆，得天独厚。

阳明先生在他的《嘉靖辛酉重修万松书院记》也提到过这段历史：

王阳明

阳明在记文中阐释了“书院之设”在于“明人伦”，而非“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的科举之业，强调“明伦之外无学矣”，他强调书院要以“明五伦”为教学宗旨的理论，而“五伦”就是“以其言伦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尽此矣”。

2002年，万松书院重建时立碑重刻了此文，全共741个字，新碑立于由义斋庑廊右端，供游客游览鉴赏。碑为太湖石材质，高158厘米，宽86厘米；碑座103厘米，宽35厘米，共741字。

“万松书院在浙省南门外，当湖山之间。弘治初，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庙貌规制略如学宫，延孔氏之裔以奉祀。近年以来，有司相继葺理，地益以胜，然亦止为游观之所，而讲道未备也。

明朝初期，统治者提倡科举，注重官学，各地虽然都设有书院，但都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万松书院自创办20余年后，经正德、嘉靖两次大规模维修、扩建，各方面才得以有序发展。例如正德十六年（1521），侍御巡按唐凤仪等人主持重修万松书院，这是书院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维修。维修包括增建了学生的宿舍、加固了原有的教学建筑。重修历时近1年，重修后成为了杭州规模最大的书院。

之后的嘉靖四年（1525），御史潘仿来杭，为“尽取”浙省人才，遂请万潮总负责，知事严纲“董其役”，知府陈力、推官陈篪等“相协经理”，在原址上“增修”万松书院，然后“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这次整修，得益于御史潘仿的提倡和重视，后又扩建楼居宿舍共36楹，又添置祭田若干，完备祭祀器具，招收省内外优秀学子逾百名。

清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赐“浙水敷文”额，因此更名为“敷文书院”。万松书院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清康熙、乾隆两帝屡次御驾亲临，政治地位颇高。雍正十一年（1733），被赐为省城书院。

此后的明清时期，万松书院以完备的祭田祭器、完备的学规章程、丰厚的藏书而位居杭城四大书院（即万松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之首，学生遍及全省十一府，造就了无数人才；同时也是明清时期省级学府，是专门用于培养浙省科举人才的官办学校，故而有引领杭城书院教育之风尚的作用。

监察御史潘景哲，名仿，信奉阳明学；提学佥事万汝信，名潮，阳明弟子。嘉靖时期，潘仿和万汝信着手大力重修万松书院之际，王阳明因父丧守服在家，潘景哲特地延请其来万松讲学。（具体是否前来，尚待进一步考证和史料证明）王分别为书院和浙江贡院撰写了《嘉靖辛酉重修万松书院记》，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

重修万松书院碑

在碑记中，王阳明自问自答道：

“自国都至于郡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者？”

自本朝开国以来，从京城到地方，都有庙学，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专门供职于教育方面，学校制度也算得上完备了。而在一些地方，往往仍旧有书院设立，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的教育制度还有哪些不足呢？

而当时的科举制度，“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

世人都已死记硬背，为了功名利禄而丧失了做学问本身的心性，于是导致弟子们都不再清楚和知晓明伦的含义。

王阳明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明人伦，“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人伦明于上，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

阳明先生对科举制度弊端揭露一针见血、非常到位，也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提倡民间自由兴办书院，发展学术研究，而不局限于官办正统府学，无疑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晰的学术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