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崧泽到良渚

——造神运动中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我们不情愿用“文明化”来形容这段波澜诡谲的历史进程，那会给人以温情脉脉、文质彬彬的错觉。“社会复杂化”更为中性，也直观地表述了这个耗时千年的多样化、复杂化进程。

01从“崧泽风格”到“良渚模式”

陶鼎 官井头M24：1 

瑶山M12—2784

02神徽与琮

神徽是良渚文化最大的符号。神徽的认识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其讨论与研究也仍在继续。神徽“上部是头戴羽冠的人的形象，中间是圆眼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部是飞禽的利爪”（注2：《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文件》）。神徽作为一个元素繁缛的复杂合成，不可能凭空造出，必然会有其素材来源，以及一个对各路宇宙观的吸收、扬弃和融合的长期过程。从崧泽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猪、虎、龟、龙以及人等形象中，我们都能抽丝剥茧地探查到未来良渚神徽的些许痕迹。

良渚神徽拆解示意

猪、虎、龟、龙等形象元素

琮是神徽的主要载体。方向明先生提出“琮一开始就是设计好的”（注3：方向明《早期良渚的构建——瑶山》讲座），可以理解为琮背后的核心观念确立很早，在不断完善、规范化的过程中，最终发展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琮”的玉礼重器，成为神徽的主要载体。从现有考古出土的证据看，琮的大小与节数、纹饰数量与类型等存在一定的早晚差别与地域差异，从龙首镯到兽面琮、从六首到四面、从神人凌驾于兽面而后独立存在，其中还存在着未知的象征意义，也反映了族群、观念与规范逐步统一的过程。

兽面纹玉琮 瑶山M9:4

03造神的开始

从器物表现手法和主题来看，朝墩头、赵陵山、凌家滩等崧泽时期出土的侧视及正视玉人，至良渚时期瑶山阶段均已消失不见，为统一的、非常人造型的神人兽面纹所取代。来自北方红山文化，又经凌家滩文化接力的龙形象，进入到良渚早期阶段后，也逐渐式微。玉龙既小又精，显然不轻易示人；且集中出土于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区域，是神徽出现的地域基础。无论是图像还是载体，均为神徽及其主要载体琮所吸收融合的养分，及至晚期蘧然消失。其他如蝉、娃、鳖/龟等造型亦屈居小件，让位于新兴的、更为抽象复杂的琮等造型。崧泽晚期多种动物造型与观念被统一为神徽所代替，具象的人被扭曲为非人造型，神人甫一出场就不断得到强化。

人到“非人”的造型转变

04人与自然

随着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强大，社会生产得到大幅提高，资源的获取与分配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内部问题。造神是为统一思想，规范秩序，掌握和有效分配资源。

气候资料显示，崧泽时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波动期（注4：周子康、刘为纶：《杭州湾南岸全新世温暖期气候的基本特征》）。长期剧烈的气候波动势必对人类的物质生产造成影响，人们为适应环境生存而力求改变，由此诞生崧泽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至良渚时期，气候逐步稳定，文明极速崛起，遗址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

良渚遗址群不同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变化

从崧泽到良渚，由山地到平原，人口激增对生存空间提出更高要求。社会发展规模的扩大，对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良渚古城作为同时期独一无二的史前城址，其选址与资源供给息息相关。

良渚古城资源区位

同时，获取的资源还需要用武力去守护。伴随着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因竞争而形成的防御乃至征战逐步加剧，突出标志即是斧钺分野。从马家浜晚期开始，石斧就开始逐渐分化，厚重无孔的生产工具逐步衍生出薄刃穿孔的武器，而良渚精美的玉钺杖正是成熟文明在军事武力上的极致体现。

总的来看，无论是琮的规范化还是神人兽面像的形成，都强调了“人”的因素，是对意识形态的整合与统一，即“绝地天通”。在全新世大暖期的“天时”下，良渚遗址群以其“地利”之便，最先完成了社会改革，实现了“人和”。从崧泽的“和而不同”发展为“天下大同”。令出一门，再通过成熟的玉礼系统层层递减，构成了金字塔形的复杂化社会，各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体系得以稳定运转。良渚古城由此雄踞长江下游，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文明一体化的总进程。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