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君主专制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君主必然会与奸臣走到一起。专制帝王的极端自私，与奸臣的极端自私，最能心心相印。所以志在恢复中原、人格高尚的岳飞反而被怀疑，好色的韩世忠、贪财的张俊、专权的秦桧反而得重用。 作者丨唐山全文共 10876 字，阅读大约需要 28 分钟 
民间绘画《岳飞冤魂诉秦桧》中的场景。画中两点有误：其一，岳飞是被毒死的（一说是拉肋之刑，即猛击胸肋），而非被斩首；其二，真正要杀岳飞的是宋高宗，秦桧并非元凶。在历史书写下，冤杀岳飞一事成评价宋高宗的中心，遮蔽了宋高宗的其他侧面。
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音如沾，意为敝败）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
这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给宋高宗赵构的定评，文辞朗朗上口，数百年来引为不刊之论，却少有人注意到：
其一，金句引用不全，下面还有“由此言之，恬淡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与于道，不仅寻丈之间也”，显然是借宋高宗骂明末士大夫，未必是对宋高宗的公允评价。
其二，明代士大夫鄙夷南宋，以为毫无气节，可南宋享国祚152年，南明仅18年。两相比较，谁应羞愧？
明末士大夫喜坐而论道，临事不忘党争，或彼此倾轧，或高蹈风尘，于天下家国绝无一益。在泛伦理语境下，学者们忽略了可操作性，只以善恶曲直论人，遂从“知世论人”，转向豪言壮语的竞逐。可人人言宋高宗之非，谁知宋高宗之是？
宋高宗胆怯、昏庸、虚伪，对金人屈膝、冤杀岳飞二事尤其不可翻案，可宋高宗还有另一面。
在恤民、兼听、俭朴、慈悲等方面，宋高宗的表现不亚于历代贤君。北宋旧制，御膳日进120品，钦宗减至40品，宋高宗“又加裁省，其后早晚共止一羊，不过数品而已”。韩世忠贡腌鲟鱼，宋高宗说：“朕艰难之际，不厌菲食，卿当立功报朕。至于进贡口味，非爱君之实也。”
宋高宗此论并非逢场作戏，而是确有天性淡薄、爱生的因素。局面稳定后，宋高宗依然表示：“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颇杂以豆腐为羹，亦可食也。水陆之珍，并陈于前，不过一饱，何所复求？过杀生命，诚为不仁，朕实不忍。”
历代帝王都要大兴土木、修建皇宫，南宋皇宫却很寒酸。宋高宗执政前期，宫中称得上大殿的建筑仅一座，年久失修，一度改在射殿听政，射殿“极卑陋，茅屋才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触栋宇”。执政后期，也只有两座大殿。宋高宗禅让后，所居竟是秦桧旧宅。南宋六帝均薄葬，棺椁距地面不足一尺。
一日，宋高宗见宫中有空地，下令种10余竿竹。宰相赵鼎看到后，指责内官说：你们忘了宋徽宗建艮岳而亡国的事？宋高宗第二天称赞赵鼎：“卿能防微杜渐如此，可谓尽忠尔。”
有南宋第一宰相之称的赵鼎，坚决主战，有中兴之功，但也私下结党。后在秦桧的谗言下，屡遭贬官，绝食而死。
宋高宗为宋徽宗服丧时，宫中椅子均换成白色，有人以为是檀木所制，张婕妤大笑：后宫用胭脂、肥皂多，皇上都要批评，谁敢用檀木做椅子？
在恤民上，宋高宗格外大方，除举子仓（育婴机构）、漏泽院（安葬贫民的公墓）、惠民药局（对民众医药救济）、居养院（收养老人）、安济府（养民之贫病者）等，金兵围临安，政府免费给市民送粮，因商业停摆，打工者无收入，政府代付房租。宋末词人周密曾感慨说：“民生何其幸与。”
作为专制者，宋高宗与明清极端专制的帝王们比，显然更开明。历史不完全在进步，在某些方面，它也会退步。深入了解宋高宗，无疑是有价值的，而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推出的、何忠礼先生的《宋高宗新论》，堪称此方面研究的佳作。
何忠礼，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宋史专家，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宋高宗为什么执意求和 没有“靖康之变”，赵构就不可能成为宋高宗。
在宋徽宗的31个儿子中，赵构排名第9，母亲韦氏出身低微，使他基本丧失继位资格。宋朝最忌皇子干政，皇子们皆沉浸于艺能，以示无野心。赵构不仅擅文艺，且习武有成，“挽弓至一石五斗”，相当于200磅的劲弓（在今天也算神力，150磅弓可射杀300公斤左右的野兽）。
《宋高宗新论》何忠礼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金兵第一次包围汴梁（1126年）时，19岁的赵构被哥哥宋钦宗派到金营谈判，实为当人质，因表现从容，金人以为他不是真正的皇子，将其放回。8个月后，赵构又被宋钦宗派到北方去谈判，幸半路被知相州的汪伯彦劝住，留在当地招募军队。
两次外派均把赵构当成弃子，可能引发了赵构对宋钦宗的恶感。后南宋与金达成和议，赵构始终不肯迎回宋钦宗。宋钦宗在金国又待了15年，直到病逝。
赵构后来杜撰了“泥马渡康王”传说，即赵构被金兵所追时，夜宿磁州（今属河北省邯郸市）崔府君庙，梦中神人叫醒他，告知金兵将至，庙外已备有马匹。赵构骑马过江后，才知此马是崔府君庙中泥塑马。
《宋高宗坐像轴》局部，原藏故宫南薰殿，现收藏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崔府君是道教的一个小神，本属淫祠，编造这个故事，或与赵构母亲韦氏崇道有关。李纲推荐宗泽当开封府尹时，赵构不以为然地说：“宗泽在磁州时，每下令，必称崔府君。”李纲解释说：古人用权术，也常假借神仙。赵构才勉强同意。
可见，此时赵构并不认为崔府君是自己的保护神，两件事可能改变了他的想法。
以“泥马渡康王”为题材的传统年画。崔府君究竟是谁，说法甚众，一般称府君姓崔名子玉，南宋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东汉的崔瑗，也有人传为北魏的崔浩。
其一是金兵第二次攻击汴梁时，宋钦宗派人找赵构，拜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他“速领兵入卫”，赵构不仅没带兵前去，还自称天下兵马大元帅。此时他可能已经有当皇帝的想法。
其二是汴梁陷落后，皇子都被金人掳到北方，赵构成唯一的漏网者，得以继位。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五日，杭州发生“苗刘兵变”，军阀苗傅、刘正彦借口太监谋反，劫持了赵构。赵构被迫退位，让自己年仅3岁的儿子赵旉当皇帝。在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等“勤王”下，赵构于四月一日夺回帝位。“苗刘兵变”被平定的当年，赵构唯一的儿子赵旉病死，赵构此后再未生育，接班人问题成了敏感话题。后来岳飞被杀，亦与此相关。
赵构原本多疑，登基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即平日也穿铠甲。王夫之说：“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也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他的《宋论》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苗刘兵变”后的当年冬天，赵构在浙江宁波又遭卫队叛乱，皇后吴氏从容地对搜捕者撒了个谎，赵构才侥幸没被活捉。
由此可见，南宋建国初期，赵构称帝的合法性基础脆弱，未被广泛接受。编造“泥马渡康王”的传奇，是为证明自己“天命所归”。
在当时，对赵构威胁最大的是两种人，一是金人，一是武人。
金人志在灭宋，是外部威胁。建炎三年（1129年）10月，金军第三次南下，金军统帅宗弼（即金兀术）直击赵构，赵构无奈，只好逃到海上，整整4个月，除短期停靠在章安县（今浙江台州临海），其他时间都在船上听政。宗弼不肯放弃，入海又追了300余里。幸亏金兵船队遇上大风雨，又遭南宋海军拦截，赵构才得以逃脱。
武人志在割据，是内部威胁。名臣季陵曾对宋高宗说：“今天下不可谓无兵，若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者，各率诸将，同心而谋，协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睽。各招亡命，以张军势，各效小劳，以报主恩。胜不相逊，败不相救。大敌一至，人自为谋，其能成功哉？”
此外，连年战争让南宋经济陷入绝境。“军费、皇室费、官吏俸禄已耗去了财政总支出的十分之八九以上”，开支“月长岁滋，如江河下流，愈远愈阔，其滛（通淫）未堤障也”。
在淮南、京西等战区，“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绍兴元年（1131年），监察御史韩璜说：
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 受战争影响，民众税赋空前沉重。据时人记：“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财赋不归朝廷。计朝廷岁用数千万，皆取于东南刻骨髓民不聊生。养兵之外，又有奉使无益之费。不识国家何所办哉？”
1130年，杨么在洞庭湖起义，宋廷一度失去财税重地湖广的支持，“自是官兵俸给日竭”。
在有限资源下，想一举解决两方面危机，只能与金媾和。可不论赵构提出怎样优惠的条件，金人一概予以拒绝。
▌▌秦桧不是金朝奸细 秦桧被重用，不仅因为主和，而是他找到了主和的办法。
秦桧出身科举，早年得大儒胡安国、游定夫赞赏，升迁较快，“靖康之变”前已任太学学正。金兵第一次包围汴梁时，秦桧坚决主战，对金人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态度强硬，建议：“一言金人要请无厌，乞止许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诈，守御不可缓；三乞集百官详议，择其当者载之誓书；四乞馆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门及引上殿。”未被宋钦宗采纳。
汴梁陷落后，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帝，宋朝大臣多不敢出声，秦桧却站出来反对，引起金人注意，被掳到北方，据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者说，秦桧在北方“策蹇衣褐，有憔悴色，盖被执而训童蒙，以给朝夕。亦犹苏武食窖中毡雪，赖以活其命”，成了小学老师。
南宋使者洪皓被金朝扣留15年，他曾上书宋高宗，称赞秦桧：“桧身陷敌区，乃心系王室，忠孝之节，久而不渝，虽苏武不能过之忠臣。”
逃回南宋后，秦桧突然成了主和派。因为在金朝期间，秦桧得金国皇帝吴乞买的堂弟挞懒（即完颜昌）欣赏，在其军中帮办文书，发现金朝最高统治者之间意见不统一，宗弼、宗翰（即粘罕）主战，挞懒主和。随着宗翰去世，挞懒权倾一时。
秦桧逃回前，一度很犹豫，便和熟悉的金国人透露了自己的想法，熟人建议他直接告诉挞懒，秦桧不敢。熟人说：“如今挞懒当政，如果他答应你，你死也无憾，如果不告诉他，万一被逮回来，再说什么都没用了。”于是，秦桧告知挞懒，挞懒说：好多契丹人逃回后，被自己族人所疑，反而被杀，如果你能说服南宋人相信你，你就回去吧，不用考虑我的想法。
秦桧回到南宋后，果然有人怀疑：被掳到南方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你能回来？而且连家眷、财产都带回来了？
秦桧与挞懒的密切关系，让宋高宗看到了和谈成功的曙光，高兴地说：“桧忠朴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秦桧也很自信，称只需几个月，便能改变局面。
没想到，挞懒在与宗弼争权中落败被杀，金国主战派又把持了政局，秦桧的和谈工作无法推进，引起宋高宗不满，表示：“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又桧言臣为相，数月可使耸动天下，今无闻。”
宋高宗前一句是刻意曲解秦桧的话，秦桧所说的南北指河南、河北，宋高宗这么说，是为讨好南宋的主战派，他真正想说的是后半句。秦桧不久被罢相，可写诏书前，竟无大臣肯代笔，因“当时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无过，人皆不平”。
几年后，宋高宗再次任命秦桧为相，解释说：“朕记卿初自金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
秦桧担心宋高宗反悔。说：“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意思是您也冷静一下，3天后再商量。3天后，宋高宗表示仍要议和，秦桧要再等3天。3天后，宋高宗还没改主意，秦桧才草拟和议。真正主持和议的是宋高宗，不是秦桧，此时宗弼因几次进兵江南受挫，也倾向于议和。
1141年，南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此后双方实现了20年和平。南宋付出巨大代价，金朝也将宋高宗的母亲韦氏送还，还送回了宋徽宗的遗体。
元朝时，妖僧杨琏真迦盗了南宋诸帝的墓，发现宋徽宗的棺材中无遗体，只有一段烂木头。“金俗火葬，不尚棺椁”，即火化后打碎骨殖，埋入土中，所以金朝也找不到宋徽宗的遗体，只好用木头冒充。当年金朝送还时，南宋大臣建议开棺验尸，宋高宗为避免节外生枝，装没听见。
▌疑心太重，自毁长城 绍兴和议是一次屈辱性的和议。此前（1134年到1141年），岳飞在北伐中取得巨大成功，战争局势渐对南宋有利。在此背景下，和议是否还有必要？为何和议后一年，宋高宗竟杀了岳飞？
在岳飞的孙子岳珂编的《鄂国金佗稡编》中，提出：秦桧是金朝奸细，宗弼（金兀术）和他私下通信，要求必杀岳飞，才能和谈。
此说可能有误。清代史学大家赵翼曾说：“《岳飞传》谓兀术以书与桧曰：‘汝日以和请，而（岳）飞方主用兵，不杀飞，和议不可成。’此则《鄂国金佗稡编》等书附会之词。”秦桧有可能私通挞懒，而宗弼是挞懒的政敌，二人不大可能联系。
在对金作战中，韩世忠的功劳更大，威胁也更大。宗弼应更恨韩世忠和吴玠、吴璘，二人都曾完败宗弼，几乎将其杀死，为什么宗弼不以杀他们作为谈判条件呢？
在《中兴四将图》中，岳飞（图中右侧）的形象如此。有学者认为，岳飞不是武将打扮，而装扮如文臣，可能也说明了宋朝“重文抑武”的特色。岳飞书法学苏轼，但“还我河山”四字可能不出自他手，或是后人集苏轼的字而成，或集岳飞其他书帖中的字而成。
受种种因素影响，“岳飞之死”渐成学术上的禁忌话题，似乎钩沉真相便是“翻案”。本书作者认为，此案是翻不了的，学术研究应进一步推进。在“岳飞之死”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
首先，只靠岳飞的军队不足以收复失地。
从《宋史·岳飞传》看，岳飞北伐屡战屡胜，但主要对手是战斗力不强的伪齐军。从《金史·宗弼传》看，南宋军队与金军作战，很难取胜。面对岳家军冲击，宗弼的战略是步步后退，将其吸引到便于骑兵作战的平原，然后坚守开封，坐等金军主力，再围歼岳家军。果如此，岳飞撤兵，势在必然。
后来岳飞标准像与《中兴四将图》上的模样有较大区别。
岳珂在写作中，存美化先人的心态，夸大了岳飞的战绩。明代学者全祖望指出，岳珂有文采、学识渊博，但结党营私、搜刮民众，是“小人”，所记不可尽信。史学家邓广铭在《岳飞传》中也指出，岳珂在著述时，竟称岳飞出身书香翰墨之家（实为贫农），并臆造了朱仙镇大捷等。
终宋之世，岳飞在武将中的地位一直在韩世忠、张俊等人之下。宋理宗时，建昭勋崇德阁，绘二十三功臣像，韩世忠、张俊皆在其中，并无岳飞，只是民间将岳飞视为第一。
其次，岳飞屡次抗上，宋高宗早有杀心。
岳飞个性强，屡次违背宋高宗意志。
绍兴六年（1136年）四月，岳飞母亲姚氏卒于军，“不俟报，乃解官而去”，上庐山丁母忧。高宗让他回来，“主管军马，措置边事，不得辞免”。反复下令，岳飞才“奉诏归屯”。
第二年三月，宋高宗为夺刘光世兵权，同意将其部属划归岳飞统领，成功后又食言，拒绝划归，岳飞再度辞职，上庐山为母守墓。高宗派人召他回归，岳飞不听。宋高宗让李若虚、王贵等人去说服，表示如果岳飞不回来，就惩罚李若虚、王贵等。李若虚反复劝说岳飞无效，生气地说：“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权。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公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于公？”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岳飞还是在山上又待了6天。
岳飞回归后，赵构虽然安慰一番，但明确表示：“犯吾法者，惟有剑。”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与金和议完成后，宋高宗终于能腾出手来收诸将之权。名义上，三大将都被提拔为枢密使副（相当于副宰相），但都必须到中枢办公，离开自己的军队。韩世忠、张俊二话不说，主动交权，立刻去杭州上班，岳飞却行动迟缓，到杭州后，不乏怨言。
朱仙镇年画中的韩世忠（左）与岳飞，韩世忠被认为是“南宋中兴第一名将”，但民间更推重岳飞。
当时诸将不仅手握军权，还在驻地拥有一定行政权，加上军队经商，几成独立王国。
岳飞便在“鄂渚置酒库，日售数百缗。襄阳置通货场，利复不费”。一次，高宗对秦桧说：“闻飞军中有钱二千万缗，昨遣人问之，飞对所有之数，盖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
韩世忠军也如此，曾一次捐出“钱百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所）”。张俊所占土地，每年收租米就达六十万斛，家中财富太多，“每千两（银）铸一球，目为没奈何”，意思是太重，小偷都偷不走。明代学者陆深说：“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复兴耶？”
收兵权是宋高宗当时的核心政策，岳飞是唯一敢挑战它的大将。
宋高宗此前几次调岳飞的军队离开驻地作战，均遇行动迟缓的问题。岳飞被调离后，岳家军不服接管者，集体鼓噪，要求调回岳飞，宋高宗误认为岳飞借旧部谋反。
据南宋张戒在《默记》记，岳飞的参谋薛弼曾对张戒说：我能够活到现在，真是老天爷保佑。绍兴七年（1137年）秋天，薛弼随岳飞入朝，岳飞此前得谍报，称金人把宋钦宗立的太子赵谌带到汴梁，可能想立他为伪皇帝，这样宋高宗就失去了当皇帝正统性。岳飞建议宋高宗速立太子，宋高宗不客气地回答道：“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薛弼见岳飞“面如死灰”。
岳飞退下后，薛弼见宋高宗震怒，辩解说：“臣虽在其幕中，然初不与闻。昨至九江，但见飞习小楷，凡密奏，皆飞自书耳。”张戒感叹说：“嗟夫！鹏（岳飞）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取死宜哉。”
出于忠君观念，时人不敢指责宋高宗，只好将杀岳飞之责推到秦桧头上。其实，南宋人虽视秦桧为奸臣，但指责的只是他专权，很少有人批评他杀了岳飞。对于岳飞被流放的家人，秦桧“还是日赈钱米以活其命”。漳州地方官写信给秦桧，进谗言说：“叛逆之后，不应存留，乞绝其所给，使尽残年。”被秦桧拒绝，还将信札“付岳氏知面已”。
▌▌竟与秦桧共天下
秦桧第二次担任宰相后，独任17年。朱熹曾说：“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亦无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本书作者认为此论与秦桧死后，宋高宗赵构对侍卫大臣杨存中说“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一样，都是“无根之谈”。不过，朱熹的话也折射出“秦桧专制”的实情。
宋高宗多疑且勤政，曾连制定军事战略、指挥作战等，都亲力亲为。专信秦桧前，“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如此精神，为什么后来竟被秦桧蒙蔽，听任其大肆扶持党羽？
除了秦桧老谋深算、行事低调外，本书作者认为：韦太后是宋高宗的最大短板，被秦桧巧妙地加以利用。
靖康之变后，韦太后被掳到北方15年，成金国王室的妃子，还生了两个孩子，这段屈辱的经历成皇家隐私。韦太后回归南宋后，宋高宗刻意掩盖。
一是篡改韦太后的年龄。韦太后被掳时38岁，南宋官方却添上10岁，成48岁，这样从生理角度看，不太可能在金国生两子，从而将金国的相关言论一律视为造谣污蔑。
二是灭口。此前宋徽宗的第21女赵多富（即柔福帝姬）辗转回到南宋，一度被宋高宗封为福国长公主，但韦太后回归后，坚称赵多富是假冒的公主，宋高宗遂将赵多富杖杀于大理寺。其实，赵多富可能是真公主，只是了解韦太后的隐私而已。
名臣洪皓出使金朝，因拒绝投降伪齐，被扣留15年，回归时，宋高宗称赞他说：“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可四年后，却以“作欺世飞语”之罪名，贬至濠州团练副使，安置到边远的英州（今属广东英德），9年后才允许回来，但洪皓没出广东，便病死了。根本原因在于，洪皓在金朝便与韦太后相熟，亦知其隐私。
金人本有意送回更多被掳宗室，但宋高宗并无迎回之意，很可能是怕回归者泄露韦太后的隐私。
宋高宗必须为韦太后掩饰，又不能和秦桧明说，双方只能靠默契。秦桧打着帮宋高宗遮掩的名义，得以大兴文字狱，肆意贬斥知情者。其中许多行为未必是宋高宗的本意，但君主专制的特点是公权与私权不分、权力与义务不对等。任何一个小漏洞，都可能被利用。
绍兴二年（1132年）进士第一人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被贬官，右迪功郎安诚也因“讪谤罪”被贬官，而随韦太后自北方归来的华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白锷以“指斥乘舆”和“谤讪朝廷”等罪名被处死。
宋人言论相对自由，私家著史繁荣。绍兴十四年（1141年）四月，秦桧以防止有人借修史诽谤朝廷为由，奏请高宗禁止私人撰史。
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又有王庶之子王之奇和王之荀、叶三省、杨炜、袁求四大狱，“皆坐谤讪”。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底，秦桧去世前，感到生命无多，向大理寺下达了一份包括张浚、李光、胡寅、洪皓，以及吕颐浩之子吕摭、赵鼎之子赵汾、王庶之子王之奇和王之荀等在内，共53人的名单，命大理寺罗织罪名，作出判决。幸亏秦桧及时病死，大理寺未予执行。
对于秦桧的倒行逆施，宋高宗却予以“理解之同情”，秦桧病危时，高宗前往探望，“亦为之挥涕，就解红帕赐桧拭泪”。次日，秦桧被封为建康郡王、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秦桧的养子秦熺也被任命为少师。
秦桧死后第二天，宋高宗说：“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说完，“伤悼久之”。
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天下，本是好事，可君主专制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君主必然会与奸臣走到一起。专制帝王的极端自私，与奸臣的极端自私，最能心心相印。所以志在恢复中原、人格高尚的岳飞被怀疑，好色的韩世忠、贪财的张俊、专权的秦桧得重用。
宋高宗唯恐手下无私心，韩世忠曾想买新治县官田（官员不得买官田），宋高宗听说后，立刻赐予官田，还说：“卿遇敌必克，克且无扰。闻卿买新淦田为子孙计。今以赐卿，聊以旌卿之忠。”所以这片田庄的名字改成“旌忠”。显然，宋高宗旌的是私忠，而非公忠。
朱熹曾说：“诸将骄横，张（俊）与韩（世忠）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
大儒朱熹虽厌恶秦桧，但执着于对武将的偏见，也不太认可岳飞。
宋高宗是一个重视道德修养的人。宋代以文儒治国，设经筵制度，请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当讲师，给皇帝讲经籍。两宋之交，战乱不已，经筵长期停办，在宋高宗要求下，才得以恢复。他曾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一字，非尧舜能当。”可就是这么一个重视仁义道德的皇帝，依然无法超越人性的幽暗，宋高宗始终无法与岳飞建立亲密关系，与秦桧等奸佞之人相处，反而更放松。
▌被忽略的南宋，被忽略的宋高宗
宋代“积贫积弱”，南宋比北宋更差。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
两宋确实拙于外战，但文化灿烂、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人才辈出，特别是在近世转型中，形成了对斯文的尊重。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而南宋尤强于北宋。
其一，程朱理学定型于南宋，此外还有湖湘学、蜀学、心学、永嘉学派、浙东事功学、永康学派等。
其二，教育发达，两宋书院共397所，南宋占310所，是北宋的三倍多。其三，史学空前繁荣，出现李心传、李焘、郑樵、王应麟、胡三省、洪皓等名家。其四，艺术繁荣，《全宋词》中南宋作家计646人，占74%。其五，科技发达，宋代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在南宋都有更大进步和更广泛应用。其六，民族精神更强，与北宋速亡不同，南宋独力抵抗蒙古铁骑45年，堪称军事奇迹。
人类史上不乏强国，但没有永远的强国。对后人来说，强国所创造的功业往往没有意义，毕竟物质文明会消逝，开疆拓土会丢掉，科技先进会转向落后，财富遍地会转为贫穷……倒是造成的裂痕，可能世代相传。怎样将当下的富强转成文化资本，泽被后世，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课题。而南宋之后，中国再无魏晋南北朝式的持续性大分裂，恰好说明，南宋找到了自己的转化方案。
以此看宋高宗，会有更新的认识。
其一，宋高宗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真正实行禅让的第一人。此前虽有禅让的传说，但往往是武力威胁下，被迫的举动。
其二，宋高宗是历代开国帝王中，评价最低的人。
缺乏民族气节是宋高宗之短，有慈悲之心是宋高宗之长。刘光世、岳飞等率领的南宋军队大胜伪齐军后，将俘虏“并行处斩”，宋高宗知道后，下旨表示：“中原之民，皆吾赤子，迫于暴虐之故，来犯王师，自非交锋，何忍轻戮？”
对于俘虏的金兵，宋高宗也认为：“彼虽夷狄，亦人也。比引见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贷死，送诸军役使。盖首恶止完颜亮一人耳。若概杀之，则不胜其多，朕不忍为也。”
宋高宗能有如此超然认识，因为他以东汉中兴为榜样，视汉光武帝为偶像。宋高宗曾说：“自昔中兴之君，惟汉光武可以为法。”宋高宗推崇汉光武帝的“柔术治国”，所以面对金人的强势，宋高宗又常常放弃中兴的想法，推诿道：“中兴自有天命，光武以数千破寻、邑百万，岂人力所能乎？朕在宫中，声色之奉，未尝经心，只是静坐内省，求所以合天意者。”
这种“静坐内省”克敌法，被后人讥为“名为受命中兴全功，实行苟且立国之政”，但宋高宗也有宋高宗的难处：缺乏将才，李纲忠诚主战，却没战争才能。宋高宗曾公开讽刺主战派张浚：张浚的战略我太知道了，不仅我知道，天下人都知道，就是怎么也赢不了。后来宋孝宗重用张浚，发动隆兴北伐，结果惨败。
宋高宗寿至81岁，中国历史上共有皇帝四百多人，超80岁的仅5人。56岁时，宋高宗将皇位内禅给宋孝宗，生命最后的25年，都在悠游中度过。值得一提的是，宋高宗主动恢复了宋太祖的正统——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以后皇帝都是赵光义的子孙，有夺权之嫌。宋高宗特意找赵匡胤的后裔继位，将皇权还归正脉。
赵构死后，应予怎样的庙号，曾有争议。宋高宗的皇后吴氏不认可“高宗”，比拟于唐朝，高宗的皇后是武则天，吴氏不愿引起不佳联想。悬置一个月，最终还是定为“高宗”，至于原因，无人解释，吴氏怎么看，史亦无载。
宋高宗虽内禅于宋孝宗，但并没完全放权，重大决策之前，宋孝宗都会亲自咨询宋高宗，群臣也按时参见宋高宗。宋高宗去世后不到一年，宋孝宗便把皇位内禅给宋光宗。
宋高宗的内禅有现实考虑，但除传说外，此前没有一个皇帝肯在壮年时主动放弃权力，宋高宗开了先河，足以垂范后世。
宋高宗是一个复杂人物，却被历史书写成胆小怕事、内心阴暗、荒淫无耻的昏君。南宋中期以降，理学一脉把持修史权，相关学者全力推销义理史观。凡不合义理标准的，均被彻底否定。宋高宗虽一度崇洛学（二程为代表）、贬王学（即王安石的新学），但在具体实践中，又不能不放弃只会空谈的洛学，沿用重实干的王学，遂被理学家厌恶。
义理史观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评判方式，它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只问个人道德，不看客观原因，一切都被纳入“君子与小人”的二分法中，且有很强的门户之见。比如张浚的许多行为堪称“小人”，但他是理学大师张栻的父亲，张栻又和朱熹关系密切，所以张浚就被内定成“君子”，而同样主战的韩侂胄，因反对理学，被内定成“小人”。
义理史观的偏狭，与泛政治化、非黑即白的原始思维相推涨，通过评书、戏剧、小说等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则真实的南宋与真实的宋高宗均被遮蔽，而其中可能有益的历史经验，亦被遮蔽。这才是所有悲剧中最大的一个。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