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14日，我们在杭州下城区豆腐巷访问了一位抗战老兵钱炳坤先生，请他谈谈一生的故事。钱老听了，迟疑不决，说道，我的人生经历恐怕不好讲，多年以来，胆战心惊，吃尽苦头，迄今为止，仍心有余悸，现在日子好过了，只怕说出来后，再一次惹祸上身！ 
(采访钱炳坤老人/2017-5-14) 我的父亲钱骏 在我们再三劝说下，钱老先生才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历程。 他说，钱炳坤是我的本名，抗战时，又叫钱青。 1917年12月，我生于杭州，父亲钱骏是嵊州竹溪乡人，为保定军校三期骑科、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生，参加了辛亥革命，也是辛亥革命百名敢死队成员之一。在攻打满清抚台衙署中父亲负伤，被炸掉一只食指（当时用的是土制炸药）； 北伐时，父亲领军攻打杭州（父亲是北伐军的一名团长）时，身先士卒，冲在前面。那天大雾弥漫，不幸攻入敌阵时被俘。 孙传芳放出条件，要求北伐军停止进攻，否则就枪杀钱骏。由此，杭州光复那天（1927年2月18日）正是父亲遇难之时（成为民国政府的百位烈士之一）。 
岳庙前的房子 光复后，政府追晋父亲陆军少将军衔，并将岳庙前湖口约十三亩空地上建先父烈士陵墓纪念祠、遗族住宅等。建筑费用出自先父抚恤金、亲友赠款等。以后在亲友的帮助下，我家又陆续自费兴建了街面店屋九幢，共计一千六百平方米。我家在岳庙前的那座房子很大，也许是杭州最好的地段之一了。  (钱公祠易为幼儿园/1988年8月搬迁拆除) 当时许多名人到杭工作就借住在这所房子里，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刚到杭州时，就暂住在我家；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程天放到杭州履职时（1932-1933），也住在我家，后来，程校长调任驻德大使（1935-1938）。浙江航空学校教育长蒋坚韧到杭时，最先入住的地方就在我家。 父亲牺牲时，我不到十岁，母亲钱赵珍氏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住在那所房子里，作为辛亥遗属后人，从小到大，一家人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生活费、教育费全由政府掏钱，上的小学是当时全市最好的一所，太庙巷的市立第一小学；到了初中阶段，也是最好的省立第一初级中学（今杭四中）； 高中则是全省顶级的省立高级中学（全国四家著名中等学校之一）。只是高中毕业那年，我在学校里鼓动同学参加游行抗日，拒买日货、反对内战，被当时的校长项定荣与训导主任傅云鉴定为“思想不正，自动退学”。不过，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因我是辛亥功勋后裔。1936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一所私立大学，我是辛亥遗孤，如在国立大学读书，可以全免学杂费。坦言之，到复旦大学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不久我转到国立同济大学化学系。 进入军校 我在同济大学读书只有一年左右，抗战爆发（1937），日军大举进攻，学校西迁内地，我也随校撤退到了武汉。当时江浙沪等地相继沦陷，武汉三镇集中了许多民国的党政军界要人，父亲的许多故旧亲朋也到了武汉。 父亲担任过保定军校同学会的会长，在党政军各界熟人很多，诸如，陈诚是保定军校八期学员（父亲为保定三期）。军校毕业后，陈诚回到浙江，父亲时任营长，陈诚只是一名见习官，后任排长再去广东当连长的。 可以说，这些人对于父亲一生的为人与所作所为相当了解。许多人对我说，你是辛亥先烈之后，父辈为了民族大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你作为后人，受到政府的特别栽培。而今国难当头，理应保家卫国，尤其是父亲的好友，周喦（与父亲同是保定军校三期学员）也是嵊县人，他与父亲是“换帖”（结拜兄弟）的。当时部队里地方观念很重，周喦对我说，嵊县人出来当兵不多，军队中要是多一些家乡子弟就好了。 其实，我在中学时，听说日本人侵占我国东三省，师生个个义愤填膺，我就已经成为抗议日军侵略的积极分子。听了这些话，更坚定了我投笔从戎的信心，毅然决然，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我是杭高毕业生，在大学受过教育，身强力壮，又得到军方领导人的推荐，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军校，成为黄埔十六期炮科学员。 实话说了，军队里论资排辈，讲究的是那一期毕业生。当时小学毕业就可报考军校，而我已是大学生了，如果仅用“年资”来衡量，似乎有点吃亏了。我学习成绩优秀，尽可以在同济大学修完学业，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教授，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我仍拿定主意，报考军校。 在七十五军服役 军校学习期限是三年半，由于战争非常时期，缩短为二年。 进校不久，武汉、长沙相继失守，学校撤退到了贵州。 一九四零年我们毕业时，学校已迁移到了都匀县。离校后，立即被指派到国军二十六集团军七十五军六师报到（七十五军官兵以浙江人居多，时有“浙军”之称）。 我到七十五军时，周喦已经成为集团军司令兼七十五军的军长了。 在部队里，我从炮兵少尉排长开始，一直干到炮兵连长、警卫营副营长、作战参谋。我的编制在军部参谋一科，实际上，我成为周喦的炮兵参谋。 参谋二科称为情报参谋，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三科负责后勤，蒋仲苓就在三科当通信参谋。科里还有一个参谋叫罗扬鞭。1949年后去了台湾，当过台湾的宪兵司令。 国军的七十五军原是浙江部队，这支军队由上海的淞沪战役开始，一直到保卫南京、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全参与了。不过，我参加七十五军时，部队正担负着防守宜昌，进而保卫抗战大本营重庆的任务。 
宜昌保卫战 1940年5月，七十五军参加了枣宜大会战。我军在枣阳、宜昌一线设防，与日军华东派遣军十一军有过几次正面的战斗，打得相当惨烈。 日本人很难对付，我军与日本人打仗极度困难，要除掉一个日本兵，我军几乎要赔上四个战士的性命，一场战役打下来，敌方如果战死1000个，我军至少要死4000人，中日交战完全是拿血肉在拼搏！原因是中国军队缺少重型武器与空中支援，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可以说，每一场争夺都是天昏地暗的血拼。我所在的炮兵部队，相对于第一线的陆军来说，伤亡要少些。步兵一般在正面作战的阵地上牺牲，多数死于敌军的机关枪扫射，而炮兵伤亡多出于敌机的疯狂轰炸所造成的。 宜昌，西边是三峡，为陪都（重庆）的门户，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想而知，如果宜昌失守，就有可能直接威胁抗战大本营，重庆。 一旦重庆沦陷，对于抗战全局所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由此上级下的命令是“死守”、“人在阵地在”，不能后退一步，双方经常打拉锯战战。有一次，我军被日本人包抄，全师牺牲了太多人，上面下令撤退。 有个翁姓旅长，他带的队伍损失惨重，基本没有活口，自己也负伤不能行走。我们准备抬着担架将他送到后方医院。他不肯跟我们撤退，说道：“我的战友都留在阵地上了，我这个旅长，绝对没脸再见江东父老！”说着，乘人不备，当场拔枪饮弹自尽。 讲到这里，老人数次哽咽，泣不成声，说道，人说我是抗战英雄，其实，那些在战场牺牲的战友才是英雄。老人又说，日本人很会打仗，毫不退缩，阵地前国军将士的遗体堆成一大片，惨不忍睹。粗粗算一下，短短的二年里，仅六师就有一万多名战士捐躯沙场。 1941年，战事又一次告急，日军正面进攻宜昌，直接威胁西南地区。 七十五军再次调到宜昌布防。其时，我已经升任周喦军长的参谋。 在卫戍部队 1943年，我被保送到陆军大学（下称“陆大”）十期参谋班受训（陆大设在桂林）。 在桂林，我见到了李济深先生。他原本担任国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办公厅主任。 1943年撤销了这个办公厅，将他调到重庆去当军事参议会的议长。李先生不肯去就职，仍呆在桂林。 李先生当年与父亲很熟，他听说，我是钱骏将军的儿子时，不由叹息道：“令尊是个了不得的人才，国家需要的就是这样忠贞不渝的人，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否则的话，一定会为我们民族做些大事！” 当时日本人有个“南进计划”，在宜昌遇到我军强劲抵抗，宜昌易守难攻，久攻不下，为了打通粤汉铁路。他们绕道广西、贵州，直接进攻重庆。 不久，桂林也吃紧了，陆大只好迁到独山恢复上课。我们在独山陆军大学参谋班读书时，七十五军已经从宜昌调防重庆，成为陪都的卫戍部队，直属军政部长陈诚指挥，承担着保卫重庆的重任。我在陆大参谋班毕业（只一年左右）后，以少校军衔回到军部做事。 周喦已经成为二十六集团军的司令，陈诚则调任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 在重庆时，有一次，周喦对我说：“部长（陈诚）想调你去当他的侍从参谋，不过，你这个人脾气不好，你是个‘劈硬板’（嵊县话，心直口快，不会看风使舵），最好暂时别去。” 在国民政府里，非常讲究“年资”，部长的侍从参谋的军阶需在上校团长以上。因而，从部长侍从参谋室出来的人，直接就可以担任师长了。 我当时只是二十六集团军的一个少校参谋，周喦对我说:“你资历太浅，阶位低了点，又年轻，不要去了。还是在我（周喦）这里呆上二年再说，等到了团长位置上，再做部长的‘侍从参谋’不迟。你年轻，等年龄再大一些，脾气改一下，不怕没有官做。” 钱老接着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几个台湾老同事过来探亲，大家聊起此事，开玩笑说，当年你如果真成了陈诚的侍从参谋。胜利后，陈诚到台湾当省主席，你跟着他来台湾，在论资排辈顺序上，你就是他第二代继承人的第一位了。 二战时期，日本与苏联有一个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 虽说集团军总部有十几个苏联顾问，但我们很机密的军事行动不让他们参与，这些人不很忙，甚或有点无聊。 有一次，苏联顾问提出，想看一下中国军官的枪法如何。 于是，周喦将直属军部的十几个中层军官集合起来，比赛射击，共有十个靶，一个比一个难度大。每一个靶，我都一枪命中。苏联顾问见了，大为惊讶，问周喦：“这个年轻人是谁？这样的射击水平，在苏联应称为‘射手’了。” 日本人投降了 在日军大规模的攻势下，独山虽然沦陷，但贵州崇山峻岭，日军机械化部队很难发挥威力，加上我军的拼命抵抗，死不退让，日军在占领独山以后，很难再前进一步。到了1944年，日本人见贵州打不进去，又从宜昌方面向四川进攻。 这时，重庆的围总算给解了，但是，宜昌那边又吃紧了。 七十五军作为国军的精锐部队，随即从川贵调到了宜昌前线。我也随军到了宜昌，这时候，部队里来了许多新式的美国大炮，可军队里炮科出身的军官不多，由此，我又回到炮兵部队担任少校连长。我所在的部队驻防在河南的荫山，附近就是十八集团军李先念的军队，我们成为隔河相望的友军，两军相互来往，配合得相当和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对于我们这些驻守在第一线的将士来说，多少有点意外。因为我军正在严阵以待，随时防范着日军的正面进攻。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来得这么快！” 我们在前线战场上，外界的局势了解不多，说实话，如果不是美国人扔了原子弹，提供我们那么多新式的武器装备，日本人哪能这么轻易就投降了！ 胜利的消息传来，官兵个个悲喜交集，没有鞭炮，战士们就往空中放枪，胜利了，再也不用打仗，可以解甲归田，做太平官了！ 
随后，军队接到命令，到宜昌接受日军十三师团的投降。 但这个十三师是日军的劲旅，不肯服输、不肯缴枪。他们说，天皇投降了，我们只向天皇投降，要求到武汉才缴械。为了此事，周喦伤透了脑筋。 后来，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有一个条件，日军的行动只能以一个分队的形式进行。一个分队，也就有一个排的兵力。日本兵没有交通工具，只能背着枪步行，一路上，遭到愤怒的老百姓痛打，或者，被穿着便衣的游击队缴了械。 我军的三十二军一百三十九师最早进驻宜昌县城，周喦也由太平溪抵达宜昌。 九月，侵宜日军签署投降书，全城军民在广场举行了欢天喜地的庆祝大会。 回到杭州 胜利后，我离开了部队（1945年底）。当时退役很困难，不过，我的情况不一样，我是周喦的侍从参谋（周喦调任浙江省主席），父亲在党政军中有许多熟人，别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了，也就算了。 到了杭州，我已是个大龄青年了（28岁），而且，一名职业军官，凭着我的资历、才干，父亲的关系，在杭州找份工作是轻而易举之事。 抗战胜利归来，我住进了岳庙前的那个有一千六百多平米的老宅。 不久，我在国军海陆空联合勤务总部浙江供应局（相当于今后勤部）工作，地址在体育场路宝善桥附近的军械仓库担任股长，驻浙部队的装备多由我调派。 1948年，我在杭州结婚，不久，有了一个儿子。 解放军将要打过来的时候，省政府准备迁往宁波。当时国府仓促撤退时，带走的人员很少，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周喦特地派人找我，要我与省府一起撤往宁波、舟山。 可是，我不想走，不想打仗了，我早就厌倦了战争，早就读过了毛主席写的《论联合政府》，主席强调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共产党政策有了解，平时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看不惯，暗地里常发牢骚。 我在想，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人。胜利后就回到杭州，我没有参加过内战，也就是说，我没有沾上中国人的血。抗战时，我所在的国军二十五集团军，与共产党的十八集团军是友军，我们肩并肩共同抗击过日本鬼子，应当说，我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而今，我有了家，有了孩子，厌倦战争，只想呆在家中，在西湖边过一种世外桃源式的平民生活。我躲藏了起来，跑到十五奎巷的一个朋友家中，暂住在他家。他们找不到我。 快解放时，上面下了命令，撤走前，把军械库中的装备全部炸毁。 虽然仓库里的大多数武器被汤恩伯拿到上海去了，不过，军械库里仍存放着日军留下的200多发硫磺弹。接到命令，我在想，这些燃烧弹一旦引爆，等于整个下城区就不复存在了（周围几乎全是木结构房子）。 由此，这个命令到了我手上，我将它押了下来。 解放军进城时，我将宝善桥仓库的全部硫磺弹与装备如数移交解放军。当年杭州报纸上还对此作为专门做报导。 改造思想 解放后，我回到了家里。好在我家在岳庙对面的房子面积大（有十三亩之多）。于是，办了一家小厂，叫做“西湖酱油酿造厂”，有二、三个帮工在一起做，妻子已怀上第二个孩子，家里办个小作坊，生活还可以。 1951年，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开始，我从贴在墙上的布告里看到，反革命分子非常猖獗，杀人、放火、强奸，无恶不作！我想，这些反革命分子真可恶，应当抓起来。“反革命分子”这个名称，根本不可能会轮到我，我又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政府也说我表现非常好。 意想不到的是，1951年4月27日，公安局上门来，将我抓起来，同时，抄家，没收了我家的所有东西。快要临产的妻子与一个仅一岁的儿子被赶到一个小房间里居住。 我被送到六公园附近的一个劳教院里学习，交代问题。 在押的人一批一批的处理，他们只审问过我一次： 领导问我：“你犯什么罪？” 我说：“我也不知什么罪，你们抓我进来，一定知道。” 他们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解放前担任伪职，假抗战，真反共。” 我争辩道：“我没在日本人的政府里当过官。抗战时，朱德是十八集团军，我是二十六集团军，怎么说是‘伪职’呢？” 我又说，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抗战，死了那么多人，怎说是‘假抗战’呢？” 他们说：“你这个人反动透顶，抗拒从严，至少要判你二十年！” 次年（1952），我们被送到乔司农场里改造。 在乔司农场，我们不用剃光头，大家相互称为“同学”，仿佛是在一所学校里，只是行动受到限制，不能外出走动。 有一天，领导对大家说，现在送你们到外地一个农村去改造思想，这个地方有地、有水，给你们二间房子，可以种菜、喂猪、养鸡，还可以讨老婆。 大家听了，觉得这个地方不错。于是，我们被送到苏北滨海县集中，有人说，去的人多达十几万，那里是一大片荒无人烟的盐碱地，连草与树木都不长。 在盐碱地上，我们自己盖房子，可是没有树木，怎么造屋呢？大家用芦苇捆扎成柱子，将芦苇编织起来当墙壁与屋顶，既不避风，也不躲雨，地面特别潮湿，棉被一下子就受潮了，根本不能住人。不过，在苏北农场劳改时，可以叫犯人家属给寄钱物过来。 苏北养猪习惯与江南人不同，他们是放养的，让猪满地跑。 猪瘦得皮包骨头，他们将煮得半生不熟的猪肉给犯人吃，不久，很多人得了痢疾，上吐下泄，工棚外面没有厕所，大家就拉在棚子外面，到处臭气熏天。 犯人的死亡率特别高，许多人，就这样，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我也患了痢疾，怎么办呢？我忽然想到，早年读过日本的一本书里讲，世上有一种“饥饿疗法”，不吃东西，可以治病。我在想，不吃东西，或者，只喝水，可以医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痢疾竟然神奇的好了。 我跑去找到那位医师（也是一位曾当过军医的犯人），我说：“真要感激你，别的人都去了。你给我打针，才使我活了下来。” 他茫然地看了我一会儿，苦笑道：“不是我打针给你治好了病，你自己命大，才能活到今天！”后来，他悄悄地告诉我，他给病人打的针里只是蒸馏水，采用的是心理疗法（当年配尼西林昂贵，犯人根本不可能用到）。 有一天，我问队长：“我犯了什么事被关在这里？”他斥责道：“什么？你来问我？你犯了这么大的罪，自己都不知道？竟敢来责问人民政府！自己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自此，没有人敢去再问了。 1953年，开了一个宣判大会，我的罪名只有一条：“钱炳坤，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活动”，没有具体内容，也许，指的是我在家里开的那家酱油厂，判我二十年徒刑。 不久（1954），中央来了一个文件，为我彻底平反了。队长对我说：“你没有罪。” 我说，既然没有罪，该让我回家了。 他们说：“你不能回家，还要在这里改造，你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我们要对你负责。” 其实，我既没有上诉，也没有向领导陈情，怎能说“思想没改造好”呢？ 上级都宣判我无罪，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呢？ 我在想，我家的房子有一千多平方，别人将我的房子拆了，木料卖了钱，人既然没有罪，我回到杭州，一定会上告，他们之间相互通气的。 不久，又来了一个判决书，判了我四年。我问他们，我又犯了什么事？ 他们说：“你隐瞒身份。”我说，我为什么要隐满身份呢？在杭州，七邻八舍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还要隐瞒吗？ 他们说，这个我们不知道，上面判的四年。你在这里已经关了三年，只要一年就可以回去了。 后来，我得了中耳炎，头部肿得大大的，连嘴都张不开了。医生说，这个人刑期满了，不是犯人，如果不治病，会出人命的，我们医务室负不了这个责任，建议让他回家治病。 由此，在1956年初，我回到杭州治病。 回家 我可以回家了，不过已经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在我被抓进去以后，妻子与我离婚了，一个小孩送人，妻子带着另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改嫁了。 我见到离婚证书（以前不晓得）上面写着，夫妻感情一般，因为前夫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妻儿与他（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宣布离婚。 我在苏北农场劳动时，前妻尽管已经改嫁，仍偷偷寄点衣裤给我，寄东西的地址是我的岳母家。于是，我找到了住在大东门的前岳母。幸好她还记得我，收留了我。不过，岳母只有一间房子，另外半间别人在开店，剩下半间自己住。 只有半间房子，连张帆布床都放不下，我只好将门板拆下来，打地铺过日子。 我们住在一个没有门板的房子里，老邻居见了，觉得我可怜，早先我待人不错，有人偷偷给送点食物摆一碗菜在灶头上。 到了杭州，我要治病，又要生存下去，靠什么谋生呢？那时，工作全要上级安排，幸亏我有点书法功底，早年学过刻蜡纸，于是，我一个人挨家挨户地跑，问别人，需要刻蜡纸、需要抄写吗？就这样，东奔西跑，早出晚归，刻蜡纸、帮人出墙报、代人写信，做点手工小玩具，混口饭吃。 此时（1956），我听说，马文车（注）、杜卫（前省民政厅厅长）这些人在杭州民革当领导，我找到了民革。他们了解我的情况，对我说，你的一个弟弟在美国（跟经国先生先到台湾，后转往美国），一个弟弟在台湾（在军校做事）。台湾还有不少亲朋故旧（台湾的上层人士我认识不少），可以帮着政府做些对台宣传工作。 于是，我申请加入了杭州市民革（1956）。 他们又说：“不过，你是劳改释放的人，到民革机关工作不具备条件，可以先去学习一下。”他们叫我写墙报、搞扫盲，没有工资，我是靠刻腊纸谋生的。 有一天，来了一个户籍警，这个人很好，说话也很和善，对我说：“你家生活困难，老丈母娘没有工作（靠救济生活），你可以去当教师，40元一个月，想不想去？” 听了，我高兴得跳起来了，能当教师，还有40元一个的薪水，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我一口应承了下来，于是乎，我填写了一张表格交给他。 户籍警说：“你去什么学校，我会再通知你的，”说完就走了。 到了下半年（1957），户籍警再一次上门了，对我说：“所长叫你去一下。” 我听了，以为叫我去工作了，兴冲冲地跟着到了派出所。 在那里，只见一个房间里有五、六个老邻居坐在那里（有点头之交），见我进来，一个个背过身，装作没看见。不一会儿，所长出来了，说道：“钱炳坤，今天叫你来开一个会，开个什么会呢？我们开一个辩论会，大家提意见。” 别人也许不晓得，我在牢改呆了那么长时间，对于那个套路早就有数了，决不会去做那个“引蛇出洞”的“蛇”了。 我说，国家的政策都是对的，我没有意见，要辩论什么？ 冷场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不要讲了，叫大家来提意见。” 邻居们一个个低头不响，所长一连说了三次，没人说话，他说：“你们有什么意见？胆子大点，提出来，不要怕，我们可以辩论一下！” 所长见大家默不作声，一时下不了台了，对我说：“你不要回家了，我们决定给你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教养！” 此时，有人已经将我的铺盖（一张抗战时发的旧军毯、一个枕头、几件换洗的衣服）拿来了。我将那张旧军毯卷了起来，装在一个麻袋里，进了拘留所。 在劳改队 1958年我与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一起下放到四明山劳教队劳动，给我定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在四明山劳教队呆了三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劳教队里，我们到过不少地方，筑路、修桥、割稻、晒盐、种田、围塘，全干过，成员大部分是右派，当然，也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1961年，我被放出来，他们说：“搞错了，给你平反。” 我说：“那么，我可以回家了？”领导说，你不能回家，回去也没有工作（工作全部由上级分配），你到公安局办的厂里劳动，叫做“留场劳动”，或者说，“管制劳动”。 我问他们：“留场劳动”与犯人有区别吗？” 队长说，有区别呀，你们是“人民”了，当犯人，或者，劳动教养，没有工资，你们叫“留场工作人员”，不叫犯人；你们有工资；有选举权，还能留头发（犯人必须剃光头）。当犯人，吃饭是打给的，你们有饭卡，每一次吃饭，给你打个勾，可以自己到食堂买饭吃，吃三两，吃四两，自己决定；你们有选举权，这个很重要，这些权利犯人是没有的。 就这样，我被派到长兴石矿当场员，实际上，是监督劳动。在长兴石矿劳动那几年里，我们有十六元工资一个月的收入。 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又成了犯人，正式名称叫做“留场犯”。 大家意识到，释放回家的日子更加遥远了。我们在长兴石矿的工作是敲石块，别人开炮将山上的石块炸下来，我们将大石块敲碎，天天碎石头，我的腰不行了，至今仍常腰痛。 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接着，尼克松到访中国，政策放宽了，特别是国家公布了对国民党重要战犯的特赦令。 我们的行动也有了自由，可以到附近小镇上走走了，如果有直系亲戚的话，甚至，允许回家探亲了。于是，我回家探亲了，母亲在杭州，住在豆腐巷，与分配来的另一个老太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里）。我回到家里，就搭地铺，晚上拿出铺盖睡觉，白天将铺盖卷起来。至于说母亲的生活来源，早年靠几个海外的兄弟接济。 返回杭州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公布了一些政策，例如，国民党战犯分批释放，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管理人员态度也和善了，给大家燃起了希望。 1976年，特别是四人帮被打倒后，境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到了1979年，与我母亲同住的那位老太太过世了，小小的房间多出了一个铺位。这时，母亲病重了，我收到一个电报，只有几个字：“母病危，速回杭。” 接到电报后，石矿领导对我说，你赶快回去，现在你在杭州有一个母亲，至少还有一个家，你能回到杭州。万一母亲有个三长二短，你连回家的地方都没有了，只好永远呆在这里。 接到电报，匆匆忙忙赶回杭州，母亲已经送到医院了。 我在医院陪母亲，睡在走廊里侍候母亲，总算尽了最后一点孝，见到了母亲的最后一面（回杭州第三天，母亲谢世了）。长兴石矿对我不错，给发了三百元的“安家费”。 
钱炳坤(70年代) 办了一个“誊印社” 回到杭州后，住在母亲原来的房子里，不过，没有工作（当时工作仍旧全部由政府派给）。居民区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劳改释放人员”，国家不负责分配工作，也没有单位敢收留你，必须“生产自救”，也就是自谋出路（5）。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劳改释放人员来说，年轻力壮的人，可以踏三轮车、当搬运工，或者，摆地摊什么的。可我这样一个六十岁的人，再干这些粗活，已经不行了。 其实，就我个人的生活来说，困难不很大，因为母亲在世时，国家政策已经有了松动，在台湾、美国的二个弟弟联系上了，他们有侨汇过来，我还能拿到侨汇券，至少，吃饭不成问题。不过，总不能永远依赖弟弟的接济。 居民区干部不是叫我们这些人“生产自救”吗？我想起了老本行，誊印工作，我的字写得好，刻刻写写，乃是拿手好戏。由此，我专门替人刻写蜡纸，或者，帮人抄抄写写，居民区不是要我们“生产自救”吗？我就是这样生产自救的。 未久，杭州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恢复了，我本来就是民革成员。 我的誊印社也就挂靠在民革下面，取名“杭州民联誊印社”。 开始时，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名气越来越响，附近的单位、个人需要刻刻写写这些事，多拿到我这里来。当年个体户有限，誊印业务多了、忙了，地方不够用了，社址一迁再迁，不断更换店面，最多时固定工有十几个，因为是计件工作制，临时工还要多些。誊印社的业务是承包的，还有不少刻写、抄写、装订业务，转包给别人，如果将这些人也算进去，在社里谋职的人还要多。 说来也是碰巧，我在美国的弟弟有个女儿嫁给了共和党的参议员，她是一个记者。里根总统访华时，记者可以随行到访中国大陆，也跟着回来了。 随着民革的恢复工作，当时许多民革成员生活比较困难，他们（杭州市民革）想办一个公司，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出路问题，可是，没有资金，怎么办呢？有人想到了我，他们叫我“钱老板”，说道，钱老板有钱，向他借点资金开办？于是，这些人来找我，我知道民革一些成员的状况与处境，很理解他们。 我问道：“开办资金要多少？” 他们说：“三千元够了。” 我说：“这个三千元我出好了。如果你们办公司成功了，赚了钱，那么，你们将借的钱还给我，如果亏损了，我也不要你们还了。” 几年誊印工作做下来，我没有什么余钱，加起来也只有六千块钱的流动资金。于是，我拿出了一半的资金帮他们开办了那家公司。 这些人听了，开心极了。八十年代时，三千元人民币不是一个小数目。 借了钱办公司，赚了，还掉；亏了，居然不要还，天下竟然有这等好事！由此，他们办了一家叫做“杭州民联科技咨询公司”。名称也是从我的“民联誊印社”店名上获得启发的。 后来，民革办了一所学校，取名“杭州民联业余专修学校”。 几年下来，这家民联科技公司靠着“民革”牌子，赚了点钱，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结余款居然达到四十五万之多，竟有了争议。 有人说，我们民联科技咨询公司创办资金是由老钱出的，当时讲好的，赚钱了，还掉；亏欠了，不用还。小平同志有一句话，叫做：“谁投资谁受益”。 这时，他们才想起来，将借的三千元还给我了，自然，那是后话了。 “申诉之路”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年岁大了，做事渐渐力不从心。我在想，我老了，做不动了，该怎么办呢？别人到了六十岁可以拿退休金，可是我老了，无力“生产自救”怎么办？ 不是国家好几次给我“彻底平反”了吗？ 不是一而再的说“搞错了吗”？ 那么，我二十六年的付出，我在劳改农场的“工龄”怎么算？ 我老了，做不动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走上了一条漫长曲折的申诉之路。 一个人，一级一级的信访局、信访室，都去跑过，费尽心机、磨破口舌，拜爷爷，求奶奶。顾名思义，“信访室”就是起到“下情上达”的功能。 我想到了一句古诗，叫做“春风不渡玉门关”。 多年来，不断的奔波呼号，我想到诗意的另一个内涵，叫做“民情不过信访关”，应当不为过罢？每次当我声泪俱下的上访，讲完了，想来他们听了，等我走了，为了使上级耳目清凉，随手就将申诉信扔进了废纸篓。 有人对我说，你不是民革成员吗？写一封信交给民革，呈递上去。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将我这些年来的遭遇以及三次“彻底平反”的经过，当下的处境，写成文字，交给了时任杭州民革主任委员的陈重华。 陈副市长仔细阅读了我的信，作了调查研究。在市府办公会议上提了出来，说道，有个老同志，父亲是辛亥革命烈士，政府几次给他平反，现在出来了，老了，生活有困难。 市委领导听到这个事，有些意外，有人说，对于钱炳坤的问题，应当开个专门会议来处理这个问题。由此，在市府主持下，召集了公安、民政、统战、劳动四个单位联合会议。 在会上，公安局的人先说，我们已经就钱炳坤同志的问题做了详细调查，他是历史问题，解放后没有犯过错误。抗战时，打过日本人，解放后没收了他的财产与房产。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出来后，“生产自救”，现在生活没有依靠。 那么，就得给我落实政策，我的退休究竟该落实在哪个单位呢？ 最后，只好将我的退休单位落实在杭州市人民政府。 别人在六十岁就可以拿到退休金，我是八十七岁（2004）才拿到第一次退休工资，我不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激动心情，终于给我彻底平反了，终于还了我一个公道！ 我的第一次退休工资是500元，当时（2004）类似于我这样境况的人，在全国是第一个。现在我独自居住在杭州豆腐巷，有一个保姆照顾我的起居，每天看看电视、听听广播，生活平静愉快（5）。今天（2017年5月），退休金已经达到三千一百元左右了。 题外的话 在前些年（2010），北京有位叫方军的作家（注），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我当年写给陈重华的那封申诉信，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在网上（抗战老兵网）上，并将我写的原文贴在网上，以表示真实性。 让人意外的是，这封信一下子传遍了海内外。许多人见到了我的信，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与住址，由此，国内外许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表示慰问，甚至，寄钱给我，他们就将钱放在信封里，直接寄到我家。 有人知道我信箱的信封内有现金，楼下的邮箱总是被人撬掉，我修好一次，过不了几天，又被人撬破。由此，那个门外的邮箱我索性不锁了，永远开着。 2014年，解放军总参谋部有一位大校（一个女同志），过来看我，左一个钱老同志，右一个钱爷爷，她的身影与言谈让我至今念念不忘。 
（解放军的一位大校,女同志来看我 （解放军的一位大校,女同志来看我） 去年（2016），我国驻拍林使领馆有个一秘，小李，特地从国外打电话给我，不仅向我表示慰问，回到国内后，还特地跑到杭州来看我，嘘寒问暖，让我特别感动。 记得在九十五岁时，北京有个摄影队来摄像，他们左拍、右拍，后来，对我说，你的表情太严肃了，要笑一下，你看，现在日子好了，一切向前看，要高兴一点才行！给我拍了这张照片。 
注，马文车（1890-1961），号竹心，浙江东阳人，曾任甘肃省代主席。解放后历任民革中央委员、杭州民革副主委、浙江省政协常委等。 注，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作协成员，1973年参军。1979年复员回北京；1999年加入作协，今为北京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备注：此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风故事汇”，经作者龚玉和先生授权在本公众号再发此文，个别字词有所调整。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