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塘位于艮山门与武林门之间，是一条向北而去的河道。史载“自施家桥至东新关一带，直塘地长五里，因以为名”。元末，它是大运河的一条支流。2005年，一座三拱石桥在此交汇处建起，取名“映月桥”。桥顶一间飞檐翘角的亭子，河岸杨柳飘拂，远远望去，俨然一幅画图。映月桥肚下，那条长约5里的五里塘东岸建有五里塘苑，原先这里有个五里亭，位于五里塘社区办公楼后不远处，改革开放前即不见踪影。

五里塘在南宋时曾建过雪窨。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赵构二度车驾临安，这次他下定决心不走了，于是面对前来劝说的大臣们，他很干脆地反问道：“吾舍此何适？”意思是我如果舍弃这里（定都），哪里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因为皇帝要住下来了，杭城自然免不了一番伤筋动骨的大动作——建房、修路、筑城、挖池，百姓忙得真是昏天黑地、怨声四起。临近岁末，老天爷连降数场罕见的大雪，冰厚数寸，该是歇歇过年的时候了吧？岂料朝廷里不知谁又去讨好皇帝，说杭州的夏天酷热难熬，当像汴京那样，建个雪窨以备来年行宫所用。皇帝听了龙颜大悦，立马下旨催办。可怜诸多百姓，又得顶着凛冽寒风，在城东五里塘那个冰天雪地里，没日没夜地赶挖一个个深洞。

《咸淳临安志》里记载的雪窨（其实就是冰窖）就坐落在五里塘一个叫卢家的村子南面，当时共挖了四口，专供帝王及权贵人家享用。说到藏冰及饮用，有人会以为这是近代的事情，其实很早就有了。山西出土的两周文物中有一种青铜器叫“夔凤纹鉴”，是专门用来盛冰块的器皿——冰鉴。而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冰鉴缶则更精美，有夹层，外层放冰，里层放食物，是2000 多年前的乐器兼“冰箱”。《周礼·天官·凌人》记载：“祭祀供冰鉴。”其注云：“鉴如甑，大口，以盛冰……”那时朝廷中有一种叫“凌人”的官员，专事藏冰之务。在中国，电冰箱进入普通家庭不过30 年的历史，想不到约3000 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在享用“自然冰箱”（当然平民百姓除外）了；而据曹子建的《大暑赋》：“积素水于幽馆，气飞结而为霜。”则分明魏晋时就有人在借冰水作“自然空调”了。

五里塘卢家雪窨是“绯衣荷锸人”一锄锄、一担担挖挑出来的，挖得很深，建成后堆火烧烤，以使其“坚洁”。然后用“巨椎”将冰砸成一块块“冰簰”，把冰簰一担担挑进去放好。至于凌人还采用其他什么方法，使冰块保存这么长久，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第二年“五月天中节（端午），天适晴暑，供奉行宫，有司大获犒赏”。宫人用这些冰块浮瓜沉李，做“雪槛冰盘”，做各式各样的冷饮。如“甘菊冷淘”，就是用御米粥与甘菊搅拌冷冻而成，吃来齿颊生香，凉气习习。当然，像“冷淘”这样的冷饮古已有之，杜甫《槐叶冷淘》：“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比珠。”而邓若诚《骨董琐记》转引《默记》说，欧阳公胥夫人的奶妈年老不睡，善为冷淘。这个“冷淘即今之凉粉也”。北宋时品种更多，《东京梦华录》记载：“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这种冷饮“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冰销”（杨万里《咏酥》）。看来与今天的“刨冰”别无二致。另有一说，元朝时马可·波罗在北京吃到冻奶酪，回意大利后，有人便根据他所说的制作出第一块雪糕，这项发明，细细查去，也许还得再推前不知多少年呢！

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五引《岁时杂记》：“（宋真宗时）自初伏日为始，每日赐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之后，“又赐冰面三品并黄绢为囊，蜜一器”，称之为蜜冰。从宋至清，赐冰一直延续，算是皇帝的恩典。《燕京岁时记》说，从暑伏起，到立秋日止，不仅朝廷，连各衙门也都有份，工部还发冰票，就像今天的冷饮票，“多寡不同，各有等差”。

可惜藏冰这件美事当时在杭没能长久，这些来自汴梁的北人错把杭州作汴州了，他们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无视自古以来“二浙少冰雪”这一事实，想当然地做了一件蠢事，到后来只好徒叹“无冰可收”了。弄不到冰雪怎么办？不得不叫韩世忠从镇江用特制的“进冰船”“昼夜牵挽”到杭州。这大热的天，叫人背纤日夜兼程，其辛苦的程度恐怕比替杨贵妃送荔枝还要高出很多倍！难怪后来的丁丙嘲讽道：“雪窨卢家冻不澌，冰簰同驾鼎湖湄。著绯人见匆匆凿，何碍红衣画钓师。”五里塘卢家雪窨后来派啥用呢？一度改作酒窖，最终悄无声息地“废置”了。“破屋三家市，扁舟五里塘。冷波浮落照，饥雀聚枯桑……”在元末诗人陶宗仪的眼里，五里塘极为冷清。

八九百年前，杭州尚无雪窨一说，最多无非是出于好奇，像《红楼梦》里所描绘的，用坛坛罐罐装些冰雪埋于土中，待来年挖出，也就井水般点凉意，根本谈不上什么奇特，不过小打小闹罢了。南宋君臣当年在杭州建雪窨当属瞎折腾，在今天看来成了笑柄，不过我们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去解读南宋饮食文化、生活习性以及其他方面对杭州的影响。

摘自：艮山门外话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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