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观念中的五月五日

关于端午节，众所周知，民间最普遍的说法是源于纪念屈原，由此形成了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每年一到五月初一，临安宫中就开始在阁中门壁上张贴“帖子词”——翰林院专门为宫中宴饮写的词，早早开始准备过端午。

但实际上，纪念屈原只是端午起源说法之一种，其他还有比如纪念伍子胥说、纪念孝女曹娥说、古越民族图腾祭说，等等。那么端午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这恐怕还是要从“端午”这个名称说起。“端午”一词，最早记载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与夏至节气有关：“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所以，“端午”又名“端五”。

另外，按照干支纪年法，农历五月为“午月”，午对应数字七，七是奇数，属于阳数，所以端午又称“端阳”“重五”“天中节”等等。对于这个日子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就明确指出：“仲夏之夜，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 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古人认为，夏至阳气极盛，但是阳极阴生，所以，五月五日这天，要用红绳子和五色印来装饰门户，来镇压邪气恶气。

《齐民要术》也提醒人们：“五月芒种后，阳气始亏，阴匿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先后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意思是说，农历五月炎热多雨，而且虫鼠活跃，比如民间常说的蛇、蜈蚣、蝎子、蜥蜴、蟾蜍等“五毒”，就多出没于此时，容易滋生细菌，诱发疾病，与时令相应的，人心也容易躁动难耐。所以《荆楚岁时记》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五月五日则被称为“恶日”。

细数来，古人总喜欢把以数字和神秘之物糅合在一起：因为五月阳极阴生，那么“五”之数自然也被认为和诸多不祥有密切关联，其中又以“重五”为最，也就是五月五日。人们甚至认为，五月份生的孩子都不祥，即所谓“男害父、女害母”，譬如东晋大将王镇恶，就因生于五月初五，便被认为是邪祟加身，才被其祖父取名为“镇恶”。又如宋徽宗，作为皇子时从小寄养在宫外，也是因为他生于五月初五。

更像是一个“卫生防疫日”

既然是“毒月”“毒日”，那么古人认为，当然也是最合适于送“不详”。所以，古人过端午节时，人们会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驱邪避毒”仪式，苏轼《浣溪沙·端午》一词中就描绘过这样的场景：“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临近端午日，人们饮雄黄、沐兰汤，为避免“邪气”“毒物”侵入人体，七岁以下的幼童也要缠挂麦秸做的项链，妇女则佩戴象征“五行”的五色丝线，宋人《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中还提到有百索、艾虎、紫苏、菖蒲等辟邪物什。一些老杭州可能至今还记得，旧时有给小孩子吃蛤蟆的习俗，清火解毒，可保夏无疥节，或者往蛤蟆口中塞墨锭的，悬挂起来晾干做成蛤蟆锭。这样看来，在古人，端午的确倒更象是一个“卫生防疫日”。

凡此种种若总结起来，这些端午习俗，无不带有禳灾逐疫的性质，似曾相识，正是与专驱鬼防疫的“傩文化”颇有雷同，考究端午节形成的心理动因，或许是有渊源的。

我们说的“傩文化”，“傩”字从造字法看就是“人避其难”“惊驱疫厉之鬼”的意思，傩文化是上古时期直到近世仍遍布于中国南方广大地区的巫鬼文化，主要是驱鬼除光疫习俗。傩事中最主要的两种，即“冲傩”和“还愿”，前者指清宅、祛病、驱灾;后者则为祈寿、求子、 小孩无灾无病，顺利成长。

额头上画“王”字的习俗大有来头

端午也是要在房前屋后，柜前桌角泼洒雄黄、挂艾草以祛毒，还要在小孩额头上蘸雄黄酒写“王”字辟邪。说到这里，“王”字所象征的老虎图腾的应用，也能在“傩文化”中找到落脚。老虎是以古羌为代表的中国南方许多民族的共同图腾，而屈原所出身的古楚，也是巫鬼之风极盛的南方文明。这从傩者的图腾崇拜，傩祭之中“傩面具”的模样，也能想见一二，都是敷彩上漆，形象的刻划出了民间神话中的神灵、鬼怪。

基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在傩文化先民的眼里，一切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现象都寄托于神灵的保佑，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也是延续形成端午节习俗的一个类因，或者说，强烈宗教和艺术的社会文化现象在长期的发展中，融入民间生活和习俗，以传统文化的形态存留，端午节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不过同样很有趣的是，因为在人们抵抗自然的过程中，这种交感唯心的辟邪方式往往有失灵的时候，所以人们对鬼神的绝对崇拜日益淡化，致使端午节的性质也从严肃的宗教巫傩功能走向世俗化，由此，端午的纪念仪式，也逐渐从驱鬼防疫，转为对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等英雄人物的纪念。